画家朱新建的写意文章

　　做编辑后，朱新建成为我的第一位作者。上班头一天，朱砂（朱新建之子）把一堆杂乱的材料交给我，有手稿、录音甚至电脑截屏，算下来大概几十万字。要求是能成文的成文，不能成文的拎出来，以备他用。就这样，我被赋予了对这本书巨大的权力。

　　之前正巧看了朱新建在今日美术馆的个展，几十幅《金瓶梅》画叶摆成一片，花花绿绿的，让人一眼就觉得好看，后来我愈发明白了这一点的重要性。美术馆二层，投影放着朱新建说话的样子，正不紧不慢地聊扬州八怪，录像者不发言，他自己顺着往下说，不间断。每说完一段意思，停下来，望着镜头顿住，仿佛冒犯了谁，显得又有些羞涩了。他背靠着一面镜子，我清晰地看到他脑后的头发还是黑色，那是九十年代初，在南京，六朝金粉之地。

　　绘画不过是一种游戏

　　于此大约百年前，摄影术开始逐渐普及，从胶片到数码，绘画首先遭受重创，以影像记录事物变得轻而易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动摇了绘画最传统的意义——对瞬间的凝固与保存。当杜尚为蒙娜丽莎添上两撇小胡子后，艺术史似乎要从此改写了，材料取代技艺而成为了引导艺术的关键因素。国内的传统价值体系则从“五四”开始断裂，西方思想迅速涌入庞大帝国的空虚外壳。“赛先生”宣布新的就是好的，文学、绘画、建筑统统提出改良，仿佛拉开架势要打一场价值观的军备竞赛。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切至今不过百年而已。

　　朱新建出生在这个前提过于繁复的时代，它们形成了朱新建进入绘画游戏的背景。也经历了摸爬滚打，最终他以传统水墨作为了游戏入口，私自潜回“封建社会”汲取养料。他认可赵佶与法常，一个帝王一个沙弥，他们二人将中国画导向了极致的两端。“文化大革命”中“精华”一夜间沦为“糟粕”，扬州八怪将曾经文人案头的玩物推向大众，然而时代又将它们收了回来。这时的朱新建则悄悄“取其糟粕”，躲在南京的房间里暗自过瘾，这瘾一过就是一辈子。之后朱新建以画家的身份被大家知道，但我并不认为他以此自居。绘画对于他而言无非是图快活，与平时胡乱下棋、喝可乐、吃花生米没什么两样。按朱新建自己的话说，绘画不过是一种游戏，他从中获得快感自然就愿意玩下去。后来中风了，只能用左手画，那也还是要玩。

　　写意文章，中式说理

　　关于朱新建的具体绘画作品，许多专业人士评论过了，也似乎定了性，用的词大致逃不出“新文人画”、“风流快活”、“性感色情”之类。杜尚说“生活是用来被度过的，而不是用来被谈论的。”禅宗也有类似的说法，“说出的即不是禅。”绘画其实也一样，理应止于观看。尤其现在对作品一贯符号化地解读，作品与作者也被捆绑，普遍“名就所以功成”。我日益感到艺术与评论间的关系更多是在靠名利维系，野心无非是社会和市场。

　　因此我更愿意谈谈朱新建写的文章。朱新建属于会聊天的那种人，讲话时爱比喻和举例，哪怕是长篇大论也不让听者觉得沉闷。他的文章也体现出口语化的特点。书中提到的一些故事出自《五灯会元》或是《六祖坛经》，很明显他的写作风格受过禅宗那套话语模式的影响，这在他画的题跋里也有所显现。某段视频材料里，朱新建坐在袅袅烟气中的样子，确实总让我想起鸡鸣寺的罗汉塑像。朱新建并不是作家，也许由于这重身份的原因，他反而不受遣词造句上的束缚，性情与趣味能更大程度地展现出来。他没想过有一天这些文字竟会集结成书展现在他人眼前，从这角度看，书中内容有很强的私人性，像是一位“过来人”聊着一生趣闻。

　　绘画分工笔与写意，朱新建的文章近于写意，在乎整体渗透的意境。其中也带有说理性质，不像西方“三段论”的严谨，朱新建的说理也是中式的，像禅师同弟子论法，忽然“旁顾左右而言他”，一层层展开后，顿一顿，再从天南海北拉回来，给你讲个笑话收尾。寻常事由此被他换了一种说法，产生了逼真的画面感，恰当又俏皮。比如他形容齐白石是穿长袍马褂的乔丹，又或是天生神力的李元霸；林风眠是油头粉面的老农民；光着膀子晃来晃去的呢，则是关良。朱新建叙说事情也是如此。他形容艺术家的成功是“一把同花顺，黑桃2、3、4、5、6、7、8、9、10、J、Q、K、A，一张都不能少。他个人完成的就是2、3、4、5，而后来的7、8、9、10、J、Q、K、A都是历史添给他的。”于是“你只能像蛤蟆一样，好好活，抓到蚊子吃蚊子，抓不到蚊子抓苍蝇，反正要有自己的活法。不要考虑结果，由动物学家去归类”。“同花顺”与“蛤蟆”这么简简单单两个比喻，道破了许多艺术家一生的执念。讲到宋徽宗赵佶画的鹦鹉，朱新建称其“不装大爷，桀骜不驯”，是“鸟王”。形容一只画中鹦鹉“不装大爷”，朱新建文章的妙处在这些地方。

　　“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

　　福楼拜读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叹道“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称文学家为画家自然是种赞誉，福楼拜认可托氏精当的文字所构建出的画面，这其中说出了些“本体文学”的意思。马拉美曾下断语，“世界归存于书本”，文学的魅力何至于此？如果只是具备原始的记事功能，或是如孩子拼图一般，将文字连缀起来以造成形式美感，那么我想即便行至极端，也都不足以更逼近文学的本质。我甚至怀疑如果仅仅如此，其是否能被称之为文学。我更看重的则是文字背后升起的“意象”。说回朱新建，他的文字具备的恰是营造“意象”的能力，像他偏爱的佛经一样，如棒喝，如指月。

　　有一些人与事是朱新建总在书中提到的，如赵佶、法常、萨德、塞尚、李后主、齐白石、八大山人、弗洛伊德、《五灯会元》、《人间词话》等等，它们透露着朱新建的知识结构与趣味。有认识朱新建的人说他是生活在当今的古人，这当然有他的知识结构在起作用。文化界喜欢以十年为单位分拨，试图找出其中的相关性，归功或归罪于时代。北岛、李陀编了《七十年代》，査建英编了《八十年代访谈录》，朱新建均不在访谈名单之列。我疑心这种分类的简单粗暴，更合理的手段或许是去考察个人的知识结构。中学物理课做试验，讲究“控制变量”，我想考察知识结构远比以时代划界能更好地做到“控制变量”。回看朱新建的知识结构，其实散乱不成体系，无不是兴之所至，不求甚解。然而好处却也在此，不混同于他人，不敢说独树一帜，但却也展现出一种“生猛”的力量。也并非朱新建“生猛”，而是大家太“客气”乃至“虚伪”了。“拒绝崇高”是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说法，我认为并不准确，“拒绝冒充崇高”也许才更加合适。举重若重，举轻若轻，这可能是所谓“生猛”的意思。

　　绘画也好，文字也罢，朱新建近乎“我手写我心”，这算是一种褒奖吗？桑塔格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朱新建背后的文化含量，像是画面中的留白，偏有好事者，如乾隆般题些歪诗上去。如今，恐怕我也算是添了一笔。于朱新建而言，何处惹尘埃？最末，断章取义，以他书中一句作结：“我读至此，一笑。”

　　□黄毅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