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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朱新建的写意文章

2015年03月1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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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朱新建
《打回原形》

作者:朱新建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
本版图片来源/朱新建艺术中心
朱新建作品。

  做编辑后,朱新建成为我的第一位作者。上班头一天,朱砂(朱新建之子)把一堆杂乱的材料交给我,有手稿、录音甚至电脑截屏,算下来大概几十万字。要求是能成文的成文,不能成文的拎出来,以备他用。就这样,我被赋予了对这本书巨大的权力。

  之前正巧看了朱新建在今日美术馆的个展,几十幅《金瓶梅》画叶摆成一片,花花绿绿的,让人一眼就觉得好看,后来我愈发明白了这一点的重要性。美术馆二层,投影放着朱新建说话的样子,正不紧不慢地聊扬州八怪,录像者不发言,他自己顺着往下说,不间断。每说完一段意思,停下来,望着镜头顿住,仿佛冒犯了谁,显得又有些羞涩了。他背靠着一面镜子,我清晰地看到他脑后的头发还是黑色,那是九十年代初,在南京,六朝金粉之地。

  绘画不过是一种游戏

  于此大约百年前,摄影术开始逐渐普及,从胶片到数码,绘画首先遭受重创,以影像记录事物变得轻而易举。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动摇了绘画最传统的意义——对瞬间的凝固与保存。当杜尚为蒙娜丽莎添上两撇小胡子后,艺术史似乎要从此改写了,材料取代技艺而成为了引导艺术的关键因素。国内的传统价值体系则从“五四”开始断裂,西方思想迅速涌入庞大帝国的空虚外壳。“赛先生”宣布新的就是好的,文学、绘画、建筑统统提出改良,仿佛拉开架势要打一场价值观的军备竞赛。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切至今不过百年而已。

  朱新建出生在这个前提过于繁复的时代,它们形成了朱新建进入绘画游戏的背景。也经历了摸爬滚打,最终他以传统水墨作为了游戏入口,私自潜回“封建社会”汲取养料。他认可赵佶与法常,一个帝王一个沙弥,他们二人将中国画导向了极致的两端。“文化大革命”中“精华”一夜间沦为“糟粕”,扬州八怪将曾经文人案头的玩物推向大众,然而时代又将它们收了回来。这时的朱新建则悄悄“取其糟粕”,躲在南京的房间里暗自过瘾,这瘾一过就是一辈子。之后朱新建以画家的身份被大家知道,但我并不认为他以此自居。绘画对于他而言无非是图快活,与平时胡乱下棋、喝可乐、吃花生米没什么两样。按朱新建自己的话说,绘画不过是一种游戏,他从中获得快感自然就愿意玩下去。后来中风了,只能用左手画,那也还是要玩。

  写意文章,中式说理

  关于朱新建的具体绘画作品,许多专业人士评论过了,也似乎定了性,用的词大致逃不出“新文人画”、“风流快活”、“性感色情”之类。杜尚说“生活是用来被度过的,而不是用来被谈论的。”禅宗也有类似的说法,“说出的即不是禅。”绘画其实也一样,理应止于观看。尤其现在对作品一贯符号化地解读,作品与作者也被捆绑,普遍“名就所以功成”。我日益感到艺术与评论间的关系更多是在靠名利维系,野心无非是社会和市场。

  因此我更愿意谈谈朱新建写的文章。朱新建属于会聊天的那种人,讲话时爱比喻和举例,哪怕是长篇大论也不让听者觉得沉闷。他的文章也体现出口语化的特点。书中提到的一些故事出自《五灯会元》或是《六祖坛经》,很明显他的写作风格受过禅宗那套话语模式的影响,这在他画的题跋里也有所显现。某段视频材料里,朱新建坐在袅袅烟气中的样子,确实总让我想起鸡鸣寺的罗汉塑像。朱新建并不是作家,也许由于这重身份的原因,他反而不受遣词造句上的束缚,性情与趣味能更大程度地展现出来。他没想过有一天这些文字竟会集结成书展现在他人眼前,从这角度看,书中内容有很强的私人性,像是一位“过来人”聊着一生趣闻。

  绘画分工笔与写意,朱新建的文章近于写意,在乎整体渗透的意境。其中也带有说理性质,不像西方“三段论”的严谨,朱新建的说理也是中式的,像禅师同弟子论法,忽然“旁顾左右而言他”,一层层展开后,顿一顿,再从天南海北拉回来,给你讲个笑话收尾。寻常事由此被他换了一种说法,产生了逼真的画面感,恰当又俏皮。比如他形容齐白石是穿长袍马褂的乔丹,又或是天生神力的李元霸;林风眠是油头粉面的老农民;光着膀子晃来晃去的呢,则是关良。朱新建叙说事情也是如此。他形容艺术家的成功是“一把同花顺,黑桃2、3、4、5、6、7、8、9、10、J、Q、K、A,一张都不能少。他个人完成的就是2、3、4、5,而后来的7、8、9、10、J、Q、K、A都是历史添给他的。”于是“你只能像蛤蟆一样,好好活,抓到蚊子吃蚊子,抓不到蚊子抓苍蝇,反正要有自己的活法。不要考虑结果,由动物学家去归类”。“同花顺”与“蛤蟆”这么简简单单两个比喻,道破了许多艺术家一生的执念。讲到宋徽宗赵佶画的鹦鹉,朱新建称其“不装大爷,桀骜不驯”,是“鸟王”。形容一只画中鹦鹉“不装大爷”,朱新建文章的妙处在这些地方。

  “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

  福楼拜读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叹道“画家、画家,一流的画家!”称文学家为画家自然是种赞誉,福楼拜认可托氏精当的文字所构建出的画面,这其中说出了些“本体文学”的意思。马拉美曾下断语,“世界归存于书本”,文学的魅力何至于此?如果只是具备原始的记事功能,或是如孩子拼图一般,将文字连缀起来以造成形式美感,那么我想即便行至极端,也都不足以更逼近文学的本质。我甚至怀疑如果仅仅如此,其是否能被称之为文学。我更看重的则是文字背后升起的“意象”。说回朱新建,他的文字具备的恰是营造“意象”的能力,像他偏爱的佛经一样,如棒喝,如指月。

  有一些人与事是朱新建总在书中提到的,如赵佶、法常、萨德、塞尚、李后主、齐白石、八大山人、弗洛伊德、《五灯会元》、《人间词话》等等,它们透露着朱新建的知识结构与趣味。有认识朱新建的人说他是生活在当今的古人,这当然有他的知识结构在起作用。文化界喜欢以十年为单位分拨,试图找出其中的相关性,归功或归罪于时代。北岛、李陀编了《七十年代》,査建英编了《八十年代访谈录》,朱新建均不在访谈名单之列。我疑心这种分类的简单粗暴,更合理的手段或许是去考察个人的知识结构。中学物理课做试验,讲究“控制变量”,我想考察知识结构远比以时代划界能更好地做到“控制变量”。回看朱新建的知识结构,其实散乱不成体系,无不是兴之所至,不求甚解。然而好处却也在此,不混同于他人,不敢说独树一帜,但却也展现出一种“生猛”的力量。也并非朱新建“生猛”,而是大家太“客气”乃至“虚伪”了。“拒绝崇高”是八十年代兴起的一种说法,我认为并不准确,“拒绝冒充崇高”也许才更加合适。举重若重,举轻若轻,这可能是所谓“生猛”的意思。

  绘画也好,文字也罢,朱新建近乎“我手写我心”,这算是一种褒奖吗?桑塔格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朱新建背后的文化含量,像是画面中的留白,偏有好事者,如乾隆般题些歪诗上去。如今,恐怕我也算是添了一笔。于朱新建而言,何处惹尘埃?最末,断章取义,以他书中一句作结:“我读至此,一笑。”

  □黄毅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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