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月诗歌的临时报告

　　一种令人舒适的糖果

　　二十月曾在一篇名叫《近作的处境》的短文中称：“不要再在诗人面前赞赏他的旧作，这将是一种有关理解的保险做法。”所以我写此文颇为踌躇，其一，我对他的理解始于近作，其二，由于都处在进行时中，便不宜过于确定旧作的荣誉从而固化诗人的形象。由于生活中形成的损友关系，我不必承受那种非得对朋友的作品进行隆重表态的苦恼。当然，也许他也会以有趣的方式——一如他行文造句中鲜明的趣味性——把这种工作进行时的沉默回敬给我。而我后文所述的疑虑都不是定论，但我想，它可以比称颂更能够建立诗人之间的彼此观察。保持怀疑也许是写作者之间的一种对彼此都更为有益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不尽同意乔治·斯坦纳，沉默同时也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推迟写作者的那种“得到了解的不幸”（注1）。

　　我把《双行星与小卷兽》中的若干诗行视为始于卞之琳（部分诗作）、经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经由张枣（一位突出的诗歌文体家）这一精巧文雅的诗艺脉络的当代成果，可能也属于这一传统最好的果实——有时是一种令人舒适的糖果，也像周作人在论废名时提到的那只好看的语言皮球，灵巧得“从各个方向都可以拍起来”，它可以促使读者产生对现代中文的美学信心，看到对现代中文的负面评价（比如认为它粗糙和不成熟）堪称庸见。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双行星与小卷兽》不是上述才能类型（也是一种传统才能）的最佳表现，它是最好的修辞艺术家之一的较好的诗。由于这些诗大致写于三十岁左右，对于一个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诗人，还将有取自现代性的想象力资源、技术史和重金属文化形成磁场，使他不会停步于此；如果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诗人则有可能就此念叨着“汉语的美好”走向从前慢的语言故国。

　　一首诗必须是意识的更新

　　有段时间我对二十月的诗作存有一种疑虑。我担心这是一条过去时代中已经完成的语言中心主义道路，一种重复的现代趣味的教条。这一点，关于他一度关注的修辞大师华莱士·史蒂文斯我们有过分歧，我认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路走到头即马拉美的语言绝对论，但是建设中的美国大陆作为一种就地涌现的材料，给了华莱士·史蒂文斯一个空间，一个推迟的机会——使他有条件推迟走向马拉美，从而成为他自己。对语言抱持伊壁鸠鲁式态度的二十月不允许“意义”介入他的想象世界，但是，如果野蛮人般的“意义”真对语言具有一种需要断然撇清才能对待的威胁，使语言的自足性变得不再运转良好，我倒希望他有时会考虑“意义”这个备选方案。带着一种同行的恶作剧心态，我很感兴趣他会怎样处理他不适应的东西，我相信他语言的龇牙咧嘴也会新意迭出。

　　据我所知，他有一种CBD风格的利己主义——并不缺乏善良——使他对构成现有世界的诸多伦理关系采取不配合态度，但如果他的不认可令你不适，他愿意和你认真讨论，这个曾受到理查德·罗蒂影响从而采取一种诚实的相对主义态度的诗人并不缺乏就事论事的严肃性。与其说，一条务实的方法论线索比深刻更引起他的尊敬，不如说，他更认同大脑与大脑在一个现实世界的创业经营关系，这对于他可能胜过文学关系。他也倾向于拒绝历史介入他的写作。历史的介入，并非动用历史素材（严格说《丘处机的战事》并非一首“历史诗”），而是允许对写作的历史主义考察参与构思。不过有时一种单纯的纯粹性又会使他陷入感伤，他毕竟是一个曾写过“在合上书的\时候，里面正下着为你织布的小雨”的人。

　　回到《双行星与小卷兽》。这本美轮美奂的诗集的一个作用是，同行们可以通过它回顾一个时期谙熟的兴奋点，譬如我和他早年都喜爱的布罗茨基诗作的王伟庆译本。好比青葱岁月的照片，《双行星与小卷兽》是早期共同兴奋点的出色样本。迄今已经不乏对这些诗作的细读（或句读）式评论。但我想提供的一种异议是，细读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宽泛性，因为细读——或“微言大义”——同样会是一种省心，因为可以就词句做局部性的挑选组织一种解释，从而回避对诗人整体面相的认识，后者要求的付出往往更多一些。《体育课》、《中国》、《致父母》、《麻雀的文献》这些诗的感知方式具有内在的时代性，是一个出生在70年代中国的诗人对生活现象的特殊敏感，虽然它的组织和转化是通过承接自以往修辞传统的方式完成的。与认为写诗必须基于苦大仇深的老中青硬道理主义者——伏尔泰称之为“韦尔 奇”（注2）——不同，二十月的诗作证明，只有优异的语言才促使人理解生活现象和意识状态的真实性，因为一首诗必须是意识的更新。我们只有在意识的更新中才能理解生活世界，并且，正是生活世界的变化需要更优异的语言。意见爱好者不能表达出语言所表达出的东西，这是诗人和“韦尔奇”们的重要区别。不过即便如此，这仍是一种较为一般化的区别。

　　游戏性的争辩，而非对话

　　“所有的诗是同一首诗”，“一首诗即词语本身”，大概是现代观念中一些最有权势的断言。当词语彻底只指向它自身，所有的书写可能会同一化，达到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说的自我神圣化状态。但是，也许我们的写作，恰好就是延缓词语的这种疾速指向自身的末日趋势。现代诗至今天，所写的也许确实是同一首“词语之诗”。我的意思是：历史中的诗反倒是“不同的诗”，现代“词语之诗”可能是同一的、主题上彼此同化的诗。但除它之外，历史中和将来的诗却可能是不同的诗。马拉美与瓦雷里可能是同一个诗人，但马拉美没有可能与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拜伦是同一个诗人。20世纪以来有了足够多的精细的自我关注的诗。也许可以重新尝试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断变动推进内容图景的诗，仿佛是对词语指向自身、指向“同一首诗”这一末日趋势进行或许徒劳的袭扰、阻挠和延缓。保罗·维尔诺在谈到共同体时说：“现实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助于我们找到新形式的元素……把公共领域当做以不像它在国家结构中被感觉到的那个样子的存在来思考是多么的重要。”（注3）。我们也可以不再根据现代策略——如今看来可能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来构想写作道路，也不再那样构想自己与一个想象中的语言共同体的关系。诗人是创造力的不一致的现象，偏离了一些现代中文诗行话或契约性话题的诗人二十月——这样的中文诗人正在越来越多——可以被视为中文诗的不一致的存在。这种不一致也许比雅集式的共同体更有推动性。不过这样也许会夸大二十月的对抗性，他对青年集体文化的生产、推广和演变现象兴趣浓厚。事实上，这位诗人的语言感染力和对新奇资源的敏感使用，使他可以成为一种青年集体文化的信息引导与趣味体系的生产者，他从近年积累的网络资源中搜集、编辑的微信订阅号“利维坦”（兼具亚文化倾向、信息量和搜奇博览风格）拥有数量庞大的订阅户。

　　喜爱《双行星与小卷兽》的读者可以继续关注诗人的下一本诗集《利维坦的客户》，后者收录了成为“另一个人”的诗人二十月近三年的作品，其中至少半数令人振奋。《双行星与小卷兽》中行文结体的聪颖的媚态，将在《利维坦的客户》中变成大刀阔斧的未来主义多语症，变成一个令读者智力兴奋的争辩者。二十月的诗句可以证明，诗人会在语言的变动更新中影响乃至重塑人的知觉。与其说，他毫无顾虑于并悍然撇开近三十年中文诗的习惯性话题和简单文学性，不如说，他的诗作是现代中文诗的一种积极现象，通过它我们可以回顾现代中文诗写作文化内在的剧烈和积极——从白话诗时代到峥嵘刚健的海兽运动之间，是一个急遽而振作的历程。如果《利维坦的客户》的作者署名是一个少为人知的非汉语诗人，可能会引起发现者的更多震惊、同情和兴趣。但在仍未从被海德格尔及其法国使徒们搞坏脑子中清醒过来的诗歌批评那里（作为一个自称反基础主义、反形上学本质论的诗人和异议者，二十月会在诗中以层出不穷的绝妙攻讦来应对它），对它的辨认将会缓慢得多。 我暂时把二十月近年的诗作视为一种游戏性的争辩，而非对话，因为对话要求进一步的参与性，在先前不适应的事实世界中进一步活动。这一点，我们分歧已久，但 一如利茨玛(Jan Philipp Reemtsma)在评述维兰德的著作《自我之书》中所言：“美学上的异议也拥有自己的一份权利”。诗人们除了各自做出一种并置共存的东西，可能并没有足够理由反对彼此。如果我们还未分道扬镳——诗人之间非常传统和正常的关系——为推销《利维坦的客户》做出更积极的吆喝将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当然，也可以不必考虑那么多，我们可以仅仅享受一个造句大师别开生面的语言奇观，他扩充奇观的规模——像一个宏伟的鬼脸——以反对现实主义者的宏观思维。尽管我此刻写作的这篇短文毫无例外，只是一种阶段性的辨认，一个工作现场的片断报道，但我相信二十月的诗艺会逾越如我之类的暂时的疑虑者并在更长远的时间中产生影响。

　　注释：

　　1、语出埃米尔·齐奥朗《瓦雷里面对他的偶像》：“得到了解对一个作者是真正的不幸”。

　　2、“韦尔奇”即具有片面的知识了解但又专断顽固的人，见勒内·波莫《伏尔泰评介》。

　　3、见保罗·维尔诺《艺术的失度》。

　　□王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