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记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是新京报评出的年度好书之一，但这本书在欧美，其实反响并不热烈。我们颁奖之际，费吉斯先生未能来到现场，如今，他带来了一份迟来的致意。

　　费吉斯：我只讲出故事

　　我所有的书，从《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 开始，都有以个人故事为本的特征，使读者能从个人的经历去了解一段历史。这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在《一个民族的悲剧》中，是为了表明革命所带来的混乱、困惑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个人行为产生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中，故事的作用显然是其他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曾说，《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是一种以诸多故事拼凑出来的整体叙述。我喜欢这个说法。它确实是一本故事的书。很多历史学家喜欢采用一个极其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叙述某段历史，想告诉读者某段历史的过程和进展最终有什么意义。而我喜欢让情感来呈现历史的意义。由于这些故事可容纳多种解释，读者带着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便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人们可以说，“我是这样理解你这本书的”，或者“我认为这部分是这个意思，而别人可能不同意”。我很喜欢这一点。我不试图对事件强加绝对的意义。当然，我有我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但我不想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我只讲出故事，就足以让读者理解斯大林时代的人为什么采取了某种行动了，并且，我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个人所面对的选择去认识那个时代的复杂性。

　　关于这一年——我遇到了相当的敌意

　　自这本书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们还很难判断《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知道它在斯洛文尼亚很受欢迎，也知道它在其他国家同样激起了一些波澜。但八年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欧洲它仍然在等待属于它的时刻。它能在中国受到读者朋友的欢迎，真让我激动不已。我认为它在欧洲出版的时候，也许人们已经厌倦了去看有关极权迫害的书。由于欧洲当时有许多关于纳粹时期和大屠杀的媒体报道、书籍，《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可能被视为又一本口述历史的书。也许人们对过去的痛苦都有一定的“承受量”，在它已获出版的前苏联国家，或许有斯大林时代的信息已经过量的问题。不过，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段历史仍然太痛苦了。在俄罗斯人当中有一种回应是“哦，是的，我们以前已经听过这一切。”2008年，我在俄罗斯做了一系列《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主题的巡回演讲，我遇到了相当的敌意；因为一部分俄罗斯人觉得，“这个外国人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我明明触碰到了某个痛处，但他们会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你只是个外国人。”不过，当然，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写过这样的书？”我还认为没有一本《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的研究来自俄罗斯。在某些方面，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话题依然太敏感了。

　　关于这一代人——一种集体失忆的危险

　　在俄罗斯，人们可以去书店看有关斯大林时代的书，所以这段历史不会因找不到相关资料而被忘掉。不过，问题在于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太愿意去了解，反而以为历史全是已经过去的，与今天毫无关联。学校的课本，包括大学的课本，对苏联历史的这个时期都只是略谈而过。当今的俄罗斯，我觉得，处于一种集体失忆的危险之中。如果在集体记忆的塑造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我指的是大众媒体，如电视等等，不试图诚实地、坦率地讨论这段历史，年轻人对斯大林只会有肤浅的认识。在我看来，如果俄罗斯社会不全面面对斯大林统治下发生的事情，或者不开始了解这些事情对被迫害者，以及对被迫害者后代的影响，结果会产生道德失忆和消极政治意识的流行。 采写/特约记者 韦迈

　　通过口述记录历史

　　新京报：叙述这一段历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和困难？你是怎么做到历史学家和采访者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平衡的？

　　费吉斯：很难，那段生活的经历至今仍是他们脑海中的禁区。沟通上有不少障碍，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外国人身份，但这个身份也有可能有所帮助。一切都取决于每个具体情况，而我觉得同情是最需要培养的。在我自己亲自做的几十个采访中，我清晰地感觉到了受访者在把一件很珍贵很重要很痛苦的东西托付给我。因此，我觉得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一定要如实转述每一个故事。不过你不可能把每一点都搞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你必须和这些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客观地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理解和解释采访的资料。这又是一个难题——怎么样去解释受访者告诉你的故事。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得判断这到底是谁的故事，我是否能相信这个人，是否能相信他的记忆。假如不能相信，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如实转述他的故事，还是忽略它，让他自己保留这个故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想法是，如果受访者觉得某一个记忆值得告诉我，故事就属于他，所以我只能按照他的话来转述。从这个角度来看，《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就是一本记载诸多声音的书，是我用这些人的声音串成的叙述。这本书是他们的集体见证，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同一代的人，他们有着非常相似的经验。

　　对某位受访者第一次进行采访最关键，而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我能再次采访您吗？”采访是否再次进行取决于能否让对话继续下去。尤其是第一次受访以后，有的人会怀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或者会觉得他们的谈话暴露了秘密，因此有些人会心里不安、身体不舒服、甚至想出去躲避继续受访——赢得他们的信任非常重要。口述历史不是科学，你只是能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而已。问问题的时候，不一定要问正确的问题，而要以正确的方式问问题，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能同情他的听者。不要审问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团队才决定用更直接的方式，才认为那样做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认为口述内容有所矛盾，或者是某一个受访者公开了一点但是隐藏了更多。但是从整体来看，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例外。我们一点都不想居高临下，也不想强迫谁说出他们不愿意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宗旨最终还是做好同情的听者，因为我们意识到，记录下来的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故事。这些不过是故事。这种课题不会找到可证实的真理；相反，我们寻找的是这些人想要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新京报：口述历史和档案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后苏联时代，保存档案的背后都有着什么样的动机，或者说为什么“记忆协会”和其他组织会保存这些文件？这样做有什么公共利益（public benefit）,即对大家有什么好处？

　　费吉斯：对于很多采访中准备提问的重要问题，受访者能够回答的简直非常少。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家庭文件，照片、信件等等都在逮捕时被警察没收了，或随后丢失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为档案的缺少所震惊。甚至受访者提供的档案的名字也不太对。大部分时候受访者至多只保留着几张照片或官方文件。

　　至于保存档案的“动机”，正如你所说，我想，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们把文件送到“纪念协会”的这一行为来看，其动机是寻求一种实际的印证。2003年，当我开始和“纪念协会”合作的时候，如果你星期二在他们的办公室坐上一两个小时——星期二是接收档案的日子——你经常会见到身上带着几份文件的人，想要知道他们失踪的亲人怎么样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这些人在寻找一种情感上的了结，或者在寻求对他们家族命运的一种客观的确认，所以就此而言档案很有帮助。

　　值得指出的是，当那一代人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会以特殊但共同的方式写家庭历史，他们会尽可能如实地回忆某个故事，但最后他们还是给它加上“故事”的称呼。这个称呼意在说明它可能不是全然真实的，而是尽量根据他们所知道的讲述出来的。然后在回忆录的结尾他们会附加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的作用，实际上是他们在一个充满未知和疑虑的世界中摸索出的一点可凭借、可证实的东西。政府告诉这些人他们的亲人被逮捕了，判了25年无通信权利的徒刑。极大部分的情况，这就意味着那些人被枪决了，但幸存的家人无从知晓。因此多年以后，很多人想去找回失踪的亲人，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早已被杀了。这就是说，人们想用档案补充感情和记忆上的虚空。

　　新京报：因此，保存这些文件是重要的，因为文件是有形的，谁都能接触得到；是不是可以说，文件是有形的（tangible）、实在的、可接触的，而记忆是无形的？

　　费吉斯：有形这个词很准确。不过，连保存文件最多的“纪念协会”，大部分文件都是残缺不全的。偶有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但就总体而言，完整的日记或往来信件数目甚少。但是这些碎片非常珍贵。纸张上写着的亲戚的名字可以恢复一种基本的尊严。被逮捕的叔父或父亲、从古拉格没有回家的母亲，如果只能记得他们的名字，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文件上保存着他们的名字，或者档案中有他们亲手写的书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给予了他们的记忆一种前所未有的尊严。

　　获得新京报2014“年度致敬图书”的答谢辞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能够在中国如此受欢迎，真令我非常高兴。我自己没有亲历过斯大林时代，所以对我来说《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也是一种引申的历史。我把书献给我的母亲，她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视为我们家族的一个平行历史，因为我们知道极权主义、大规模迫害，家庭分离的影响和痛苦。因此在研究与写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的时候，我带着我自己的同情和理解。但最终我毕竟是从外面去接近这些故事。这有它的优势，亦有它的劣势。从外面谈论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永远不同于从里面谈论它，所以同理心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读者朋友们在此书中找到自己的心得，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事，我将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