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3: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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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哭穷能否换来社会理性对待

2015年03月16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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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要改变社会对政府官员的“习惯性偏见”,民众自身需要明辨是非,不要动不动就贴标签,更重要的是,还得从约束权力与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发力。

  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近日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工资收入一个月7000元,“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梅永红认为社会应更加理性对待政府官员,“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地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不可否认,当前社会“仇官、疑官”的情绪比较普遍,这与一些官员目无法纪,破坏了官员整体形象有关,也与部分民众非理性的“遇官则疑”有莫大关联。这类非理性的声音借助网络与自媒体得以迅速广泛传播,产生的威力不可小觑,一是对“有权任性”的官员产生了威慑;二是让部分官员产生“动辄得咎”的心理,导致部分官员不敢真正甩开膀子做事。

  舆论质疑对于官员的监督倒逼功效我们应该吸取发扬,而对于官员的“过分苛责,甚至动则谩骂”,也应当加以引导。济宁市市长敢于冒着被舆论“炮轰”的风险,为基层官员“正名”,需要勇气与担当,也展现了政民互动的良好意愿。但梅市长以期通过“哭穷”来换取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理性对待,显然是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

  社会的不理性并非单纯地针对官员工资的高低多寡,而是被任性滥用的权力以及难以被阳光照射到的暗箱操作,让民众产生了焦虑,从而让不理性有了得以产生、发酵的土壤。

  因而要改变社会对政府官员的“习惯性偏见”,民众自身需要明辨是非,不要动不动就贴标签,更重要的是,还得从约束权力与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发力。一方面用好依法治国这把利器,只要每个政府官员都自觉恪守“有权不可任性”的理念,权力就能成功地被关进笼子里。另一方面,则是要继续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既包括权力的每一次被运用都要有迹可循,也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进一步推行。

  只有权力在法律的约束下规范运行,附着在权力之上的利益得以剥离,同时官员的财产被晒在了阳光之下,民众才有可能分辨当前的官场生态究竟如何,也才有可能进一步衡量反思此前的非理性对待是否属于“发力过猛”,从而形成理性健康舆论生态,把政府官员从舆论的风口浪尖解救下来。

  □夏熊飞(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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