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鸿明 没有张宇刺激我现在就是个职员

　　千禧年交替，无数人曾被那一曲《下沙》洗过耳朵，并记住了游鸿明。卡带里这个略撕心裂肺的声音被无限循环，《恋上一个人》《21个人》《国王的新歌》成为了疗愈经典，锁定着许多与音乐相关的记忆。线索铺开，《让我取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等出自游鸿明之手的作品至今在K房里依然存有生命力。在歌坛台前幕后起伏多年，他已是不折不扣的前辈。经历了四年的打磨和修炼，他再次带着新专辑《最近的游鸿明》回到舞台之上，以一种对话的姿态聊聊最近的自己，并用歌声再次拉近与歌迷间的距离。

　　最近的游鸿明

　　一场手术

　　差点在梦中终止呼吸

　　新京报：新专辑《最近的游鸿明》很巧妙，似乎在呼应大家近些年的好奇。

　　游鸿明：四年没出唱片，但并没有在家里停下脚步。只是没有正式发片，看起来似乎有一段停滞期。这张新专辑有两个概念，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最近的游鸿明》一语双关。这个是填词人何启弘的想法，因为他写了《最远的身边》，因此想到《最近的游鸿明》，做一个对应。告诉大家游鸿明最近在做什么。

　　新京报：去年4月，你完成了一场鼻腔及声带方面的手术，这个前后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对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

　　游鸿明：我从小就有鼻炎，过敏体质。因为职业病，喉咙动不动就扁桃体发炎。我做的悬雍垂割除，是个很复杂的手术。这个病情有五六年了，最初发病是一次演唱会完毕，喝了一杯冰水，之后喉咙瞬间过敏般的肿起来，塞住，50秒内就窒息了。医生说如果不手术，也许就会在梦中发病终止呼吸，很危险，但手术的话共鸣位置会改变。总之战战兢兢的，一直等了很多年，观察到医疗进步，它已经可以变成小手术，我才不害怕了。我本来也不属于飙高音的歌手，重低音的，所以还好。这个手术挺普遍，只是工程比较多。休养半年后就好很多，假音没有受影响。

　　不同的是每次唱歌热身、开嗓需要从前两三倍的时间。因为作品是我自己动手，因此写歌的时候我会考量自己能掌握的范围。（笑）

　　一轮改变

　　很多新人不注重积累

　　新京报：在这张专辑中我们发现了诸如《无限速》《让初恋像昨天》很多与以往风格不同的作品，这些改变与手术有关联吗？

　　游鸿明：即便不动手术，其实从上张专辑开始，我的风格就有所变化。少唱那些撕心裂肺的歌，而是比较重视节奏，口吻化的歌曲比较多。特别是与有想法、有创意的独立乐团尝试合作。现在很少人能发一张专辑就能大小通吃，独立乐团以前卖1500张，正式歌手卖几十万张，但现在两者之间的距离在缩小。载体已经有巨大的转变，所以歌手更在乎传唱度，而不是销量。

　　新京报：说到新老歌手碰撞，作为前辈怎么看如今新人的状态？

　　游鸿明：老歌手对流行音乐演变的认识，更重视旋律和录音的品质。那时候真是走唱歌手，一点点累积起来。新歌手，能够在《中国好声音》那些节目中被筛选出来，一定是异于常人，有歌喉和爆发力。温柔婉约是比不了这类比赛的，都是力量型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在这么多人里脱颖而出，但缺乏基础的训练，应该要有一些对乐器、对写曲的基本认识。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飙高音，一招半式闯江湖是很危险的。被高高举起，又很快重重摔下来，失落感很重。当评委看到很多选手一开始被唱片公司捧在手心，一旦失去市场摔得很重，人生失落感很大。所以新人有作词作曲的能力，美学的能力，服装造型，各方面都准备好了，走十年也不会被淘汰。新人容易忽略这一点，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充电机会，到处去演出。

　　在歌坛能维持十年以上的，其实都可以去当客座老师，传授一些经验，社会大学学到的东西更多、更实用。

　　当年的游鸿明

　　老友记

　　走唱岁月里，张宇是冷面笑匠

　　说到在木吉他民歌西餐厅驻唱，那真是“走唱岁月”，我们每个人在出道前都经历过四到六年那样的日子。背着吉他、骑着摩托，一家店一家店地去跑场子，每个人每天要唱三到五场。那会儿在台上80%唱的是流行歌曲。《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这种，当时流行什么唱什么。唱歌的能力就是那个时候培养的。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排行榜风向标，最近一周流行什么，从客人的点歌单就可以洞悉到。很多作品开始打歌，我们就要去学，基本听两遍就要会，歌词通常会誊写在本子上，因为有可能很快出现在点歌单上。我曾经与张宇、凡人二重唱（莫凡、袁惟仁）搭档过两年。白天我们各自为政，晚上合唱，我和张宇唱完了，去袁惟仁和莫凡的场子再去闹，一堆人作秀、讲段子。那个时候张宇是最冷静的角色，唱歌独树一帜，不像现在爱耍宝。莫凡、袁惟仁则负责耍宝，我和张宇是冷面笑匠。很多人不是来听唱歌的，是听我们怎么闹场的。九十点唱完，聚在一起吃夜宵、聊天，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不知不觉完成了一部分音乐功底的交流。张宇会告诉我他当李宗盛门徒时遇到的事情，李宗盛提醒他应该注意什么。袁惟仁经常跟陈升混在一起，会讲陈升是怎样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也聊乐器，会撞击出很多新的东西，用在创作里，就像武林中人的比武过程。1993年，我刚发片，他们已经是歌手了，张宇早我一年，“凡人”早我两年。成立歌友会那天，他们都来站台。张宇很早就开始写歌，袁惟仁中学时就开始创作，我在他们身上获得了很多养分，激发出血液中的音乐天分。如果我没有遇上他们，可能现在只是个公司的职员。很多事情是需要刺激的，是他们刺激了我，激活了我的天赋。就像《天龙八部》里的段誉，老天赋予了你很好的体质，你又学了“吸星大法”，获取前辈的功力。

　　巅峰过

　　《下沙》火，靠洗脑+砸钱营销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手是幸运的。只有在那个时代与环境，才可能发生人们会反复听一张卡带或者CD的情况。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就是一个洗脑的过程。我们也曾经被洗脑，听王杰听苏芮。人是可以被音符反复洗脑的，不停地听，他就会在你心里留下印迹。经过二十年，你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会记起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与细节。如今我们可选择的东西太多，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去反复听一首歌。好比你有两件衣服，会很珍惜，但你有两千件的时候，就只是会打开衣橱随便拿一件。

　　旋律经过筛选，加上好的宣传，才会被人记住。2000年前后，谁的宣传费多，谁的唱片一定会火。比如上华唱片，很懂得怎么样运用商业手法的推广，因此旗下艺人走红的机会是其他人的几倍。《下沙》也一样，如果你只听两次，也就过去了。当然，有些人是被MV中的沙漠震撼到。

　　那是一个可以把音乐听到心里的年代，现在的音乐大部分是快餐式的，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廉价，创作的人心态也不太健康，觉得只要快速完成或靠运气。我倒不认为现在的人不会写旋律，而是载体的变化造成我们的错觉。好音符很多，只是你没有发现的机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古珺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