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任性和为官不为都须关进“笼子”里

　　非常评

　　“两会”闭幕之日，有“明星官员”之称的仇和落马。仇和曾因“敢言实干”被称为“官场另类”，并引起媒体对“仇和现象”的讨论，被视为“任性”的官员。然而，仇和的任性相对而言，一些官员也存在为官不为的现象，对各项社会事业该面临的工作任务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既要治理为官不为，又要防范权力任性，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用法治约束仇和的“任性”

　　仇和虽然落马，但对于他过去的所有任性行为，旁观者恐怕依旧难以取得共识。今后如果再出现“任性官员”，该怎么来评估他的行为，又该如何保证“任性”官员“不任性”？

　　落马之前的仇和，是一类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作风强硬，敢想敢干，尽管争议不断，但如仇和自己所言，“仕途却是一路惊喜”。如今，仇和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尽管这可能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一个符号性官员仕途的戏剧性变化，还是再度触动人们思考该如何看待“任性官员”。

　　重温仇和的为官之路，以及舆论对其的争议历程，我们会发现几组矛盾总是或隐或显地贯穿其中。比如，多数和少数。“卖”和“拆”，可以说是仇和一路走来的两大“法宝”，从企事业单位，到医院、学校，都曾是他出卖的选项；拆迁当然更是拿手好戏。这两大“法宝”在使用过程中，最容易面对“多数”和“少数”的冲突。

　　“任性官员”往往会宣称，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做出适当牺牲也难免。事实上，在这种“大卖”和“大拆”之后，一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从中得利者会觉得官员能干，而利益受损者的意见，因为和“任性官员”立场相左，往往成为“沉默的声音”。在理论上，当然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强迫”少数人做出牺牲，但当“任性官员”迎合了所谓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意见似乎被极大边缘化了。否则难以解释任性官员们的“一路惊喜”和民间也并不少见的支持声。

　　再如，明规则和潜规则。很多支持“任性官员”的，往往是“复杂中国”论的支持者，觉得一个想干事的官员，在现实中面临的阻力太多，如果一切按照“明规则”来干，可能就束手束脚难有作为。所以只要把事干了、出成绩了，官员就算有些“潜规则”，也是可以理解的。极端的观点是，在“清廉的庸官”和“贪污的能吏”之间，宁愿选后者。所以，一旦这些“任性官员”确实折腾出了一些成绩，就容易让人忽略他们手段的正当与否。

　　仇和虽然落马，但对于他过去的所有任性行为，旁观者恐怕依旧难以取得共识。今后如果再出现“任性官员”，该怎么来评估他的行为，怎么保证搭配在官员身上的“任性”是个中性词乃至褒义词，而不被沦为贬义词？多数和少数之间，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官员该作何选择，或者这到底是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这是仇和留给我们的“任性”之问。答案方向不难明确——法治。无论官员有怎样良好的初衷，有怎样的雄心壮志，所做的一切都要经得起法治的考量。□敬一山（媒体人）

　　为官不为，同样是腐败

　　因“能吏”落马就会导致官员无为，这一判断也有些似是而非。官员无为，尤其是因无为导致损害民众利益，同样是腐败。

　　反腐本是民心所向，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是主流。或因仇和身上的所谓“实干派”或“能吏”标签，一些杂音也由此而来。除为“能吏”落马叫屈之外，也有少数人担心，“能吏”都落马了，全覆盖的反腐败岂非要将官员群体都逼入到“庸官”的行列。一些网络跟帖甚至以官员的口吻喊出，“不干是等死，主动干是找死，与其找死还不如等死。”

　　仇和被视为“能吏”的代表，在于其大拆大建的从政风格，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因而让人们误以为，这样的官员颇能干事。但仇和的落马，并不是因为其工作实绩，而是由于其“严重违纪违法”。即便改变城市面貌这样的结果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掌声，但谁又能否认，在达成这一结果的方式方法中就没有贪腐行为？

　　因“能吏”落马就会导致官员无为，这一判断也有些似是而非。官员无为，尤其是因无为导致损害民众利益，同样是腐败。在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回应有关反腐败的提问曾说道，“我们既要惩治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这是为官不为啊，必须严肃问责。”

　　当然，对无为的官员问责，相较对贪腐官员的问责要复杂一些。因为有些官员的无为，是“能力问题”或“决心问题”。对于这样一些不涉及违法违规的“无为”，更多地应进行组织追责。因为这些无能者明显已不适合继续呆在官员的岗位上。

　　还有一种无为被视为“官场智慧”，但实为“不落腰包的腐败”。如在轰动一时的“湖南衡阳贿选案”中，衡阳原市委书记童名谦就被认定为玩忽职守。这种“无为”的腐败在其危害后果上，并不比常态的贪腐行为更轻。

　　网上出现所谓“与其选无为的清官，不如选能干的污吏”，以及诸如此类的吐槽。在我看来，当不得真。这更应解读为网络表达中常见的反讽或戏谑。这种反讽，与支持对仇和等“能吏”或童名谦等“庸官”予以严惩的主流声音，其实并不矛盾。反腐反的是腐败行为，而非是“能吏”或“庸官”等特定人群。无论能吏或庸官，只要触犯刑律就应依法追究。司法机关更应去做的，其实就是通过强化贪腐犯罪的发现机制，努力杜绝选择性司法，让每一起腐败犯罪都能罚当其罪、罪刑相适应。当制度化正义达成之后，舆论场上也就无需再纠结于该选“能干的污吏”还是“无为的庸官”了。□王刚桥（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