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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常务副院长彭永捷谈兴扬礼学

“你可以穿西装,但对穿汉服不要讶异”

2015年03月19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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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男女学生展示汉服文化。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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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人物

  彭永捷 46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对话动机

  3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礼学中心,提出要为现代社会重新制礼作乐。

  尽管有人质疑礼学教育是在复辟封建礼教,也不适应社会发展,但礼学中心希望借助礼乐的积极意义,让大众对传统文化从接受实现践行。

  研究儒学近20年,彭永捷希望礼学能借助学界和社会团体的力量,走出书斋,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参考。当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态度碰撞时,彭永捷给出的解药是,“换一种理解,传统文化不是约束,而是给生活另一种选择”。

  很多人不明白基本礼仪

  新京报:成立礼学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彭永捷: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研究古代礼学的典籍和思想,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现代意义,但不太关心怎么将其融入生活。针对当前社会礼仪弱化的现象,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传播,把古代的礼学精神和行为方式带入人们生活。

  新京报:怎样将礼学融入生活?

  彭永捷:很多学者是礼学中心的研究员,日常工作由两个年轻人担纲,一个人注重研究,计划在本年度制定出一本礼仪手册,至少出版一本家礼、乡约或礼学典籍。另一个人注重推广,比如到一些地方演示祭礼、冠礼、射礼、饮酒礼等。

  中心也会邀请学界和社会团体,讨论务必遵守的现代规则尤其是商事惯例,形成方案,请大家评选,形成被人广泛接受的礼仪制度,供国民参考选择。

  新京报:你说现代社会礼仪弱化,弱化到什么程度?

  彭永捷:现在礼仪文化整体上呈现破败的局面。比如过年互相问候。过去,同辈曰贺,晚辈给长辈曰拜,现在很多人都用一句“过年好”代替了。

  前不久,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一个朋友写“祝愚兄如何如何”,我笑了,愚兄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谦称。礼的特点是“自卑尊人”,现在的人们都不懂了。

  新京报:在现代社会重谈古代礼乐,有什么时代价值?

  彭永捷:礼乐在现代社会的意义,要看它是否被需求。传统礼仪包括两方面,一是古礼,一些地方还有祭孔的传统,我们太久不做这件事,祭孔闹过很多笑话。还有一些是古礼演变到现在的礼仪,比如鞠躬鞠多少度,有什么手势,说什么吉语,长辈怎么还礼?这些生活礼仪都有研究的价值和需求。

  我们对汉服“少见多怪”

  新京报:礼乐能解决现代日常生活的哪些问题?

  彭永捷:人们常说的礼乐,“礼”能调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系,培养人对人感情和尊敬的态度。“乐”旨在人自身修养下心灵的中正平和,与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相符。有时我们看社会上发生的恶性事件,会觉得人身上充满戾气,小小的摩擦也会酿成灾祸。

  当然,礼乐不是灵丹妙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让人生活的精神环境更舒适、更有安全感和秩序。

  新京报:生活中,你所知道的“失礼”的事,哪件让你印象深刻?

  彭永捷:一次,国际儒学联合会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穿着唐装的海外华人代表进门时被武警拦住,说“你穿奇装异服不能进,得穿正装。”代表问“什么是正装?”对方回答“西装”。华人代表不干了,“我回到自己的母国,我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成了奇装异服,外国的服装倒成了正装”。

  新京报:传统服饰是传统礼仪的明显标志,好像一说到体现中华文化,大家首先会想到唐装或汉服。

  彭永捷:现在的唐装事实上是清朝马褂的改良品,人们因唐之强盛代表中国,所以叫唐装。汉服现在总被强调为传统服饰,因其作为人口主体民族服饰缺乏导致。继承传统服饰文化有更大的范畴,汉民族、少数民族的服装都包括。

  新京报:现代人穿上汉服,衣大袖宽地走在街上,常会引来奇怪的眼光。

  彭永捷:觉得奇怪,是因为我们和它隔膜得太久。礼学中心成立那天,我的学生展示了汉服,我拍了照发在朋友圈里,我微信里只有几十个朋友,却得到了40个赞。有个词叫“少见多怪”,我们见识狭窄,对传统文化很陌生,猛一见,当然觉得怪异。

  新京报:你有没有汉服?会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穿?

  彭永捷:我有一件汉服,是参加活动时别人赠送的,尺码不合,穿着不好看,一直压箱底。我拥有合适的汉服后,也想在课堂穿。我穿了,学生们可能会“跟风”。

  私人领域更有发挥空间

  新京报:礼乐或者传统文化流失,是否因为它不适应社会发展?比如礼乐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维护等级的工具。

  彭永捷:古代礼乐确实有局限性。现在的等级关系和古代不同,重树礼乐生活、使人明礼,并非强化人和人的等级、尊卑关系。礼乐在过去观念中不适应的内容,可以按照现代生活的要求重新梳理,比如宣扬仁爱精神、相互尊敬。

  新京报:现在通行的是西方礼仪,传统文化与通行礼仪抗衡时,如果沟通遇阻,重提礼乐会不会成为学者间小圈子的自娱自乐?

  彭永捷:西方礼仪主要体现在公共交往方面,中国人的一些私人领域比如家庭,更多体现传统色彩,传统的礼仪有很多发挥空间。

  重树礼乐生活由学术界开始,但不能局限于学术界,需要各方去努力,比如国家领导人的示范作用,在很多国际重大会议上,国家领导人身穿唐装,就带来了民间的热潮;商业企业如果动脑子在传统文化产业上创新,不总是山寨别人的,也会带来推动。

  新京报:此前有报道称,一些学校开学仪式上学生给老师下跪磕头,去年12月24日,西北一所高校抵制学生过“洋节”,有人认为这不尊重人的自由选择。

  彭永捷:老师的用心可以理解,但做法我认为不可取。传承传统文化要放在平时,平时不讲礼仪,某一天采取某种形式,学生肯定很难接受。

  孔子就处理过类似问题,当时父母去世,守孝三年。有学生问,三年太长,一年行不行?孔子说,你幼时,父母怀抱三年你才下地走路,父母过世,守孝三年你觉得长。如果守孝一年你心安,那么就守一年好了。

  新京报:礼学中心宣布成立时,网上有人质疑这是在复辟(封建)礼教。

  彭永捷:2001年人大立孔子像时,就有人看不惯,说“你们为什么给孔子立像,不给马克思立。”学校回应“只要社会捐赠,我们都会立”;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时,社会上也有质疑,“你们是不是要改变人民大学的颜色?”校领导回答,“我们没有改变人大的颜色,只是让它的颜色更丰富了”。

  成人礼、婚礼、葬礼仪式值得恢复

  新京报:这些年兴起国学热,是否可以看成是大众对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礼学在其中是否也能趁热发展?

  彭永捷:现在人们解决了温饱,坐上了高铁,物质上有了高贵感,但让精神也高贵起来的东西没有了。国学正好填补了一部分人对精神追求的空白。

  新京报:礼学中心提出要为现代社会重新制礼作乐,在你看来,哪个礼仪最值得恢复?恢复的难度在哪里?

  彭永捷:我认为冠礼(即成人礼)、婚礼、葬礼最值得恢复或使其规范化,这三个礼仪涵盖了人生的不同阶段。恢复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制礼难,传统礼仪怎么和现代生活结合是个难点,结合不是迎合,要有提升,在形式上还要令人接受,既体现内涵,又符合生活,这需要探索。

  二是推广难,比如成人礼,没有组织者。古代的冠礼由家族、学校、文庙来承担,现在学校和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孔庙、文庙都成了旅游景点。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怎样让人们对礼、对传统加强认识、消除误解?

  彭永捷:重树礼乐从不具有强迫性,需要不断努力,赢得人们的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学界不要在意外界激烈的语言以及不理解。学术不是媚俗,不是舆论怎么说,学术就要怎么做。学界要看到自己引领风气(的责任),公众不理解,才需要你做研究,如果公众都理解了,要你做什么?

  新京报:这也是你所理解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彭永捷:文化的力量和法律不一样,不靠强制,不干涉自由,需要自觉、自愿。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它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赋予更多的自由。比如,你可以穿西装,但对穿汉服的人也不要讶异。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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