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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获得思想资源,回应当下法治的现实困境

2015年03月2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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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B10版)

  新京报:你写作、出版《汉语法学论纲》,从法学的角度来说,面对的时代环境是怎样的?

  许章润:这就是问题意识。促使我研究的问题意识,乃是这样一种时代语境:1902年,满清末年中国开始变法,在制度层面引入了西式的规则,但是义理层面的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未曾完全成功过。这期间有两脉线索,一脉是所谓“礼教派”,主张必须用中国的义理来面对西方的规则,但是中国的法意和西方规则有时候是难以融合的;还有一脉是所谓“新派”或者“法理派”,多少主张全盘接纳。新文化运动1915年开始,但其实,中国法学的中西融合工作,1902年就已经开始。后来的发展,“新派”占了上风——“新派”也分两脉,一脉是1949年以前以欧美为模仿对象,一脉是1949年以后以苏俄为模仿对象,1978年以后又重新模仿欧美。

  百年的发展,应该说有利有弊,其中一弊是丧失了用自家的语言来表达中国问题的敏感性,一旦这种敏感性丧失,也就丧失了对于问题的真切的把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汉语法学,实质上是要从语词层面渗入到规范的义理层面——因为任何规范,总是要通过词句来表达,而词句是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规范的实在形式。

  还有一点,从1902年到现在,这一百一十多年的时间,大规模移植西法的阶段基本上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整体性整合,而整合是要从规范、义理、语词和实践这几个方面同时着手。我讲汉语法学,是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背景,以中国一百多年的法制建设为基本素材,在这个基础上将中国这一“古今中西”时代所激荡产生的法制与法意重新加以整合,缔造出一种新型的基于中国文明脉络的法制与法意。

  新京报:接下来呢?

  许章润:规范、义理、语词的整合,只是汉语法学的第一层面。第二层面,是分析、提炼出中国人的法律智慧,比如我在书中讲到历史主义意识、基于人性本恶但憧憬人性善好的“心性论”、“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这些都是我们一直不讲的,或者曾经作为文化糟粕大加挞伐的,或者没有总结出来但是现在需要讲出来加以总结的。第三层面,由此进入到知识理论层面的创发性作业。西方有历史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中国有什么呢?需要梳理出来。第四层面,指向规则层面,这些理念、法意、义理结构等是如何影响中国的立法和司法。这四者,缺一不可。这本书进入了四个层面,但更多的是在阐述、总结前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不是一本书所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

  新京报:但第四层面,好像正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

  许章润:从我这个思路,大家关心的,是为什么有法不依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恰恰是这些现实问题的追问,反馈回法理层面,要求法律作出解释,而解释需要拓宽思路,其中思路之一就是“汉语法学”,从中国近代一百多年乃至于秦汉以来两千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法律义理结构之中,找出蛛丝马迹,以获得思想资源,回应当下法治的现实困境。但是,这件事不能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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