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是科学家，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啊”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外对于生死的看法迥异：在我们国家，墓地都是在离人居区很远的地方，比如北京的八宝山；但海外很多墓地都在城里，比如曼哈顿，比如香港，香港玛丽医院周围就是墓地，中国人一看会觉得挺别扭，好像是为我们准备的？其实，这只是东西方文化对待死亡的不同看法罢了。

　　——郎景和

　　因这本《一个医生的故事》诞生，我们得以走进郎景和的从医世界。看一个医生的故事，可深思浅读，虽非学术，亦有厚重。医者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郎景和身在妇产科系50年，一路如履薄冰。他说，只因从医之道，十年磨一剑，百年难成仙。

　　谈医疗现状

　　医学需要“人文再教育”

　　新京报：你一直都强调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我对书里的一篇文章《听诊器》印象深刻，这篇文章谈到听诊器这一医生随身携带的最常用工具对诊断疾病的作用，随着现代医学发展而发明的各种听诊设备，反而拉开了医患距离。现代医学使得医生有了“成为操纵机器的技术专家”之嫌，你是否担忧今后的医学领域照此方向发展会更为冷漠？

　　郎景和：这种担忧在一百年前已经存在了，伟大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早已预言现代医学的三大弊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以及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种疏离随着科技进步而愈演愈烈，虽然各种医学设备的进化帮了医生很多忙，可是人文关怀却在流失。医生如果靠着设备操作、看化验报告来工作，那他就成了一个纯科学家了，可是医生绝对不是科学家，我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啊，医生一定要去看病人，一定要临床，而不能“离床”。如果少了对病人的细心呵护，一切的医疗技术作用就微乎其微了。

　　就说听诊器，这对医生来说是最原始的一种看病工具，它没有心电图或者超声仪那么先进，可它的好处是：必须和患者接触。医生要“听”病人，就要和病人面对面，而面对面是医生和病人互相找到尊严的基础。如果医生对病人说，你去拍个片子，我看了片子就可以，根本就不接触病人，这样行吗？医生不是这么当的，今天你来看病，我会告诉你，我是郎大夫，你有什么问题都找我。这是医患之间多么重要的一种“契约”啊。

　　去年，我们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学习，这家医院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美最佳医院，其广告只是一个听诊器，并没展示高精尖的设备，这就是医学人文性的象征。

　　新京报：所以诚如书中所言，“人文再教育”才是改变医疗现状的一剂良方吧。

　　郎景和：很准确。对于医疗改革，我也参加了很多院长论坛，很多人提出比如说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方便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很对，却没有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如果医学缺乏人文理念，一切都不会好。如果你不能让病人明白到医院不一定能让疾病痊愈，那怎么沟通？如果让病人来医院后从头至尾都躺在一间冰冷的病房里和各种仪器打交道，甚至沦为医生的“观察对象”，那病人如何对医生、对医院有好感？

　　谈医学写作

　　医生成为作家是很自然的事

　　新京报：除了医生，你的另一个身份是作家。20世纪70年代后你在林巧稚大夫的指引下走上了医学科普之路，之后也编写了很多医疗科普畅销书，像是《家庭医生顾问》等等，如今很多人生了病不去医院，而会选择上网自我诊断，人们对医学知识的认识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闭塞了，在信息爆炸时代，医学科普的作用是什么呢？

　　郎景和：在这样一个信息获取极为方便的时代，科普的作用其实尤为重要。网上的医学知识鱼龙混杂，病人上网诊断自己的病，可能看到了对的知识，也可能受了误导。上网咨询，在线大夫今天让你吃绿豆，明天让你吃冬虫夏草，你究竟相信哪个呢？而我们做科普，就一定要传播正确的医学知识，在如今无法辨别信息真伪的互联网时代，这非常重要。

　　我反对病人自己当自己的医生，成为一个医生需要8年多学习，10年多临床的磨练才能看病，而病人自己上个网查一下，就能下诊断书了吗？很多大夫甚至得的都是自己看的病！我曾经给《北京晚报》写过一个条幅“保健靠自己，看病找大夫”，大家确实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来掌握医疗卫生知识，用以保健身体，但是一旦有了疾病，还是要上医院来。网上错误的医疗知识害死人，你不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错误的更可怕，错误的医疗宣传比不宣传更要命，所以科普在“去伪”方面责任更大。

　　新京报：科普创作也是一种创作，你身上同时有着医生和作家两种“跨界”身份，你如何看待“医生起笔”的意义？你觉得医生和作家之间有什么共通性？

　　郎景和：我觉得医生当作家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医生和作家面对的都是人，工作的主要内容都是观察人、了解人，医生虽然要看病，面对的是人的身躯，但是他必须了解这个人的喜怒哀乐、性情思想等内心活动，才能真正医好这个人，这些人之内心的东西，正是作家需要关注的。当然，医生和作家都要具备人道主义的关怀之心，二者都有很强的人文性。

　　新京报：你认为“医生作家”和专业作家相比，有什么优势？

　　郎景和：在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里，当医生拿起笔来，会拓宽文学的宽度，也能升华医学的温度。医生出身的作家也有很多，国内有鲁迅、郭沫若等，国外也有毛姆、契诃夫。契诃夫甚至说“医生是我的职业，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可是他数百部作品都在业余完成，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很多著作书名像是《外科手术》、《第六病房》等干脆就带上了医学的色彩，一个伟大的作家从医终身，创作也极其丰富，难道不让人佩服吗？现在我们国内也不乏医生出身的作家，像是毕淑敏、池莉等，还有从我们协和妇产科学毕业的冯唐，都很不错。

　　谈从医心路

　　走在“得气”与“得道”之间

　　新京报：你不仅自己写书，也写过不少书评笔记，新书里有一篇读长篇小说《阿图医生》的观后感，认为这本书所有中国医生和百姓都应该读，这是为什么？

　　郎景和：医生群体一直是一个敏感群体，对我们的关注近年来有上升趋势，国内也有如《心术》、《产科医生》这样的影视剧和其他一些写医生的书，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对医生的观察和了解不够深刻。一个人文观察者，是作家也好编剧也好，如果没有做过临床医生，他就无法获得切身感受，很难成为一个敏锐的人文学家。

　　我之所以推荐大家都看《阿图医生》，是因为这本小说真正写出了一个医生的所思所想，让公众理解了医生的错误和失败，医生不是神，要经历的也是漫长的自我修炼。这本书写出了一个医生心路的真实性。

　　新京报：新书《一个医生的故事》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听说你是想拟为“一个医生的忏悔”，据说这个“忏悔”，你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谈谈吗？

　　郎景和：我确实很喜欢“一个医生的忏悔”这个题目，可是中国人对“忏悔”这个词似乎总有偏见，如果我这么写，他们肯定会想“老郎犯了什么错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去查词典，会发现“忏悔”除了有悔罪之意，还有表白、检讨和思考的含义。一个人去教堂里向牧师忏悔，神真能帮你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你需要释放自己，反省自己。而且，重要的并非悔罪，而是诫罪。

　　新京报：你曾说过做医生有三重境界：得意-得气-得道，分别对应从医路上的初中高级阶段，你觉得自己现在到了哪一阶段？

　　郎景和：我想自己现在应该是在“得气”和“得道”之间的境界。我曾对一个学生说过，做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十年磨一剑，百年难成仙。十年可能会把一个外科医生的技术磨得很好，但是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获得从医之道，我姑且在修炼的路上吧。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