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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海特 社会心理学家如何一点点改变道德

2015年03月2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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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出版方提供
《正义之心》是海特道德心理学的重要作品。
《象与骑象人》是海特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代表作。

  乔纳森·海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主攻道德心理学、商业伦理以及复杂社会系统。1999年以来积极投身于“积极心理学运动”,成为积极心理学的先锋派领袖之一,获得“坦普尔顿奖(JohnTempleton)”,该奖项以高于诺奖奖金知名,旨在表彰在“精神领域”的研究中有非凡杰出成就的人。

  乔纳森·海特两次在TED会上演讲,2013年被《展望》杂志(Prospect)评选为“世界顶级思想家”。

  在3月中旬的一场演讲中,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描述了到中国第一个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海特读了一本书——《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的《野心时代》。飞机飞入中国境内的时候,他把书放下,开始看一本杂志,杂志第一行写的是,“广州欢迎所有想要发财的人来这里。”然后他开始看飞机上放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分手大师》,令乔纳森·海特印象深刻的是,电影里一个在鸟巢讲成功学的大师,他跟人们传授如何让人更富有。电影结束,他看了看自己的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18岁年轻大学生也看了一眼他的表,“我以为他看我的表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实际上他说的,‘这是欧米茄,我知道这个牌子。’”海特接着描述,他到上海后到外滩上漫步,看到手握枪杆的好八连战士雕塑,而雕塑前横着巨大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车,车顶上写着:“活在当下。”

  作为TED大会上的常客,乔纳森·海特的演讲很会抓人,而事实上,让这位初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有陌生感的这一幕,正是当下的中国。

  海特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他的两部著作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先后介绍到中国。第一部《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是海特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代表作,第二部《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则是他道德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品。

  用海特的话说,《象与骑象人》是一本尝试总结人类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心理学观点的书,海特的工作是为心理学前沿探索与古老智慧之间搭建关联,“就像读中国古代哲学时,我有种感觉,即我才华横溢的‘叔叔’为后代写了一箱子的信,虽然他与我相隔一百多代,却仍然是我们家庭的重要成员。”

  写作《象与骑象人》时,海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热烈支持美国民主党,不喜欢当时的总统小布什,同时他也在研究与政治相关的道德心理,“我想尽力去理解那些在我的同胞中约占40%的奇怪生物——保守主义者。我强迫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电视节目,我试图从内心去理解他们的道德,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对堕胎、同性恋还有美国国旗那么在意?”渐渐地,他开始在自由主义者的说辞中发现缺陷,在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中觉察到优点。他说,晚间新闻里的华盛顿就像战场一样混乱,那些报道简直像是从直升机上发回来的战况。在旷日持久的道德和政治争论中,为什么人们如此轻易地就被划分为互相敌视的群体,并且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在第二本书《正义之心》中,海特试图从各种角度诠释人跟人之间的歧义如何产生,背后依据的道德真正的运作方式。

  不管谈论幸福还是谈论歧见,乔纳森·海特演绎道德心理学的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或许和他广博的视野和综合性的知识结构有关,海特有耶鲁大学哲学系受教的基础,也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的训练,更受到人类学家阿伦·菲斯克文化心理学的影响,这或许也使得他对无论是幸福还是歧见背后的“道德”研究不流于空泛的重要原因。

  乔纳森·海特中国此行是他亚洲旅行的一部分,两个月的行程从上海、香港、巴厘岛、首尔、北京,最后一站是东京。他正在为他下一本书做准备,这本著作的主题是探讨资本主义,一个更全球化更宏阔的主题,而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另有发现。

  对话

  用道德心理学研究资本主义

  新京报:你的这趟亚洲之行时间很长,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

  海特:有啊!首先当然是很惊讶地看到之前只是在阅读、图表中所见的现象如今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这些亚洲的首都城市的发展程度和西方城市没有什么差别,至少在首府城市是这样。这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离开西方世界的旅行截然不同,那时候我去拉丁美洲、印度做研究调查,那时候发现真的是一个和美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有一点让我惊讶的是,中国文化在各地的影响流布,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犹太人,犹太人遍布世界,犹太人是很好的商人,我看到中国也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我想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新旧更迭与交融如何影响人们。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书从积极心理学谈幸福,第二本书从道德心理学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被分为不同的群体,隔阂如何产生,为什么第三本书会研究资本主义?这三个主题的内在线索是什么?

  海特:使我发生变化的是2011年在工作上的转变。这一年,我接受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邀请,离开曾经工作生活了16年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搬去纽约生活。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吧,我和一些商学院的朋友经常交流,我开始了解商业世界里所说的什么是资本主义,并且意识到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后来,“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我也在那儿,整个世界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它是道德邪恶,还是道德堡垒。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被激发。它成了美国也是欧洲人都关注的一件大事。亚洲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这种舆论讨论可能不明显,但是在美国和西欧的确是深受影响。所以商学院邀请我的时候,我答应了,我想这正是我要做的。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很不同的。这是主要的线索。

  提高道德靠“改变大象的路径”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一个兴盛的国家需要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需要人们放下偏见去倾听对方的观点,但是现实中,放下歧义去听对方的观点这一点往往是最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海特:这个问题是民主的核心。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日本、韩国等地方,我不希望这是民主的宿命。人们越来越个人主义,有时候也更有进攻性,当国家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时,政治也更加两极化,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各自的政见,不同意见之间冲突也更厉害,这是民主的附属品吗?我们看到也有的政治系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英国,比如加拿大等等。在这些地方,人们虽然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和党派,但是歧义也还能够彼此共存。但美国这个系统,双方争议常常极端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反馈机制更胜于投票权,人们可以投诉政府做得不好,并且有监督改进的环节,这是决定性的。

  新京报:你的一个结论是,人其实是90%猩猩,10%蜜蜂,这或许是人类本性中的缺陷,你觉得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如何控制住那90%的猩猩属性,使群体道德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呢?

  海特:在《象与骑象人》中,我提到一个比喻是,人是一个很弱的骑手和一个很强的大象的共存,骑手想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大象在驱动。笼统讲,大象就是我们的直觉和本能的部分,骑手是我们理性的部分。其实道德制约也是一样的,仅仅和骑手谈伦理应该怎样,帮助并不大,正如中国的孔子和孟子所说,道德实际上是经由时间训练的直觉,学校里的伦理课程会起到一部分作用,比如说商学院会潜移默化地重复优秀商业伦理带来的良好结果。如果说一点点的环境改变都有可能对人产生影响,那么社会心理学家的作用就是去发现那造成一点点环境改变的工具,以此帮助我们变得更道德。

  我们现在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和大象谈话,第二种是和骑手谈话,还有第三种方法是改变大象的路径,这比前两种要容易操作很多,比如,如果人们都有投票选举的权利,那么接受选举的人会更慎重对待他们的言行;如果有一个回馈机制,那么人们会更认真对待他们要负责的事情;举个例子,人们旅行时,最害怕住旅馆被宰,因为宰客时常发生,但是如果住的旅客可以对旅馆做出回馈与评价,这事情就好很多了,改变所有大象的路径使得这一切简单多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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