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海特 社会心理学家如何一点点改变道德

　　乔纳森·海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主攻道德心理学、商业伦理以及复杂社会系统。1999年以来积极投身于“积极心理学运动”，成为积极心理学的先锋派领袖之一，获得“坦普尔顿奖(JohnTempleton)”，该奖项以高于诺奖奖金知名，旨在表彰在“精神领域”的研究中有非凡杰出成就的人。

　　乔纳森·海特两次在TED会上演讲，2013年被《展望》杂志（Prospect）评选为“世界顶级思想家”。

　　在3月中旬的一场演讲中，第一次来到中国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描述了到中国第一个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海特读了一本书——《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的《野心时代》。飞机飞入中国境内的时候，他把书放下，开始看一本杂志，杂志第一行写的是，“广州欢迎所有想要发财的人来这里。”然后他开始看飞机上放的电影，这部电影叫《分手大师》，令乔纳森·海特印象深刻的是，电影里一个在鸟巢讲成功学的大师，他跟人们传授如何让人更富有。电影结束，他看了看自己的表，坐在他身旁的一个18岁年轻大学生也看了一眼他的表，“我以为他看我的表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但是实际上他说的，‘这是欧米茄，我知道这个牌子。’”海特接着描述，他到上海后到外滩上漫步，看到手握枪杆的好八连战士雕塑，而雕塑前横着巨大的百事可乐的广告车，车顶上写着：“活在当下。”

　　作为TED大会上的常客，乔纳森·海特的演讲很会抓人，而事实上，让这位初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有陌生感的这一幕，正是当下的中国。

　　海特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他的两部著作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先后介绍到中国。第一部《象与骑象人：幸福的假设》是海特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代表作，第二部《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则是他道德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作品。

　　用海特的话说，《象与骑象人》是一本尝试总结人类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心理学观点的书，海特的工作是为心理学前沿探索与古老智慧之间搭建关联，“就像读中国古代哲学时，我有种感觉，即我才华横溢的‘叔叔’为后代写了一箱子的信，虽然他与我相隔一百多代，却仍然是我们家庭的重要成员。”

　　写作《象与骑象人》时，海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热烈支持美国民主党，不喜欢当时的总统小布什，同时他也在研究与政治相关的道德心理，“我想尽力去理解那些在我的同胞中约占40%的奇怪生物——保守主义者。我强迫读他们的书，看他们的电视节目，我试图从内心去理解他们的道德，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对堕胎、同性恋还有美国国旗那么在意？”渐渐地，他开始在自由主义者的说辞中发现缺陷，在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中觉察到优点。他说，晚间新闻里的华盛顿就像战场一样混乱，那些报道简直像是从直升机上发回来的战况。在旷日持久的道德和政治争论中，为什么人们如此轻易地就被划分为互相敌视的群体，并且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在第二本书《正义之心》中，海特试图从各种角度诠释人跟人之间的歧义如何产生，背后依据的道德真正的运作方式。

　　不管谈论幸福还是谈论歧见，乔纳森·海特演绎道德心理学的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或许和他广博的视野和综合性的知识结构有关，海特有耶鲁大学哲学系受教的基础，也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的训练，更受到人类学家阿伦·菲斯克文化心理学的影响，这或许也使得他对无论是幸福还是歧见背后的“道德”研究不流于空泛的重要原因。

　　乔纳森·海特中国此行是他亚洲旅行的一部分，两个月的行程从上海、香港、巴厘岛、首尔、北京，最后一站是东京。他正在为他下一本书做准备，这本著作的主题是探讨资本主义，一个更全球化更宏阔的主题，而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另有发现。

　　对话

　　用道德心理学研究资本主义

　　新京报：你的这趟亚洲之行时间很长，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发现？

　　海特：有啊！首先当然是很惊讶地看到之前只是在阅读、图表中所见的现象如今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这些亚洲的首都城市的发展程度和西方城市没有什么差别，至少在首府城市是这样。这和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离开西方世界的旅行截然不同，那时候我去拉丁美洲、印度做研究调查，那时候发现真的是一个和美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有一点让我惊讶的是，中国文化在各地的影响流布，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是犹太人，犹太人遍布世界，犹太人是很好的商人，我看到中国也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我想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新旧更迭与交融如何影响人们。

　　新京报：你的第一本书从积极心理学谈幸福，第二本书从道德心理学研究人们为什么会被分为不同的群体，隔阂如何产生，为什么第三本书会研究资本主义？这三个主题的内在线索是什么？

　　海特：使我发生变化的是2011年在工作上的转变。这一年，我接受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邀请，离开曾经工作生活了16年的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搬去纽约生活。也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吧，我和一些商学院的朋友经常交流，我开始了解商业世界里所说的什么是资本主义，并且意识到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后来，“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我也在那儿，整个世界都在讨论“资本主义”，它是道德邪恶，还是道德堡垒。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被激发。它成了美国也是欧洲人都关注的一件大事。亚洲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这种舆论讨论可能不明显，但是在美国和西欧的确是深受影响。所以商学院邀请我的时候，我答应了，我想这正是我要做的。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很不同的。这是主要的线索。

　　提高道德靠“改变大象的路径”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一个兴盛的国家需要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需要人们放下偏见去倾听对方的观点，但是现实中，放下歧义去听对方的观点这一点往往是最难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海特：这个问题是民主的核心。这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日本、韩国等地方，我不希望这是民主的宿命。人们越来越个人主义，有时候也更有进攻性，当国家朝向这个方向发展时，政治也更加两极化，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各自的政见，不同意见之间冲突也更厉害，这是民主的附属品吗？我们看到也有的政治系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英国，比如加拿大等等。在这些地方，人们虽然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和党派，但是歧义也还能够彼此共存。但美国这个系统，双方争议常常极端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反馈机制更胜于投票权，人们可以投诉政府做得不好，并且有监督改进的环节，这是决定性的。

　　新京报：你的一个结论是，人其实是90%猩猩，10%蜜蜂，这或许是人类本性中的缺陷，你觉得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如何控制住那90%的猩猩属性，使群体道德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呢？

　　海特：在《象与骑象人》中，我提到一个比喻是，人是一个很弱的骑手和一个很强的大象的共存，骑手想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大象在驱动。笼统讲，大象就是我们的直觉和本能的部分，骑手是我们理性的部分。其实道德制约也是一样的，仅仅和骑手谈伦理应该怎样，帮助并不大，正如中国的孔子和孟子所说，道德实际上是经由时间训练的直觉，学校里的伦理课程会起到一部分作用，比如说商学院会潜移默化地重复优秀商业伦理带来的良好结果。如果说一点点的环境改变都有可能对人产生影响，那么社会心理学家的作用就是去发现那造成一点点环境改变的工具，以此帮助我们变得更道德。

　　我们现在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和大象谈话，第二种是和骑手谈话，还有第三种方法是改变大象的路径，这比前两种要容易操作很多，比如，如果人们都有投票选举的权利，那么接受选举的人会更慎重对待他们的言行；如果有一个回馈机制，那么人们会更认真对待他们要负责的事情；举个例子，人们旅行时，最害怕住旅馆被宰，因为宰客时常发生，但是如果住的旅客可以对旅馆做出回馈与评价，这事情就好很多了，改变所有大象的路径使得这一切简单多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