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主义与政治符号

　　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政治符号或政治仪式（象征）的论著素非鲜见，但深入系统地研究晚近中国政治符号及其政治文化意涵的高质量专著其实并不多见。而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乃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旗帜与话语权之争

　　本书的论述范围名为“近代中国”，其实主要是北洋时期和南京政府前期，而后一阶段的多数内容又止于1929年。就此而言，本书主题部分的核心内容只有短短十余年。全书分两部，第一部是清末及北京政府时期，第二部是南京政府时期。从内部结构看，第一部共5章，其中3章专论“国旗”问题，讨论“国歌”及纪念日问题的各占1章；第二部有4章，其中半数讨论“国旗”问题，讨论“国歌”和“国庆”问题的各1章。因此，全书主体部分的9章中，讨论“国歌”、“国庆”（庆祝日）问题的均为2章；讨论“国旗”的部分达5章。可见，全书着墨最多的无疑是“国旗”问题；其研讨的重心，显然亦在“旗帜”。旗帜问题，说到底，就是方向路线问题，自然也是人事和理念问题。这是性命攸关的要害问题。一部“国旗史”，就是一部简写本的政治史（包括国史、党史）。

　　对党旗国旗的争论，是争夺政治话语权之所需，也牵涉到政治统合、民众启蒙、社会动员等问题。早在清末，同盟会内部为了选择“国旗”，就产生了激烈的争议。有人主张十八星旗，有人主张根据历史习惯用五色旗，因为红黄蓝白黑这五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其中对立最激烈的则是主张青天白日旗的孙中山和力主井字旗的黄兴等。经博弈，青天白日旗被同盟会确定为国旗，但即便是党内声望最高的孙中山也不曾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最后黄兴“勉强从先生意”。这一“旗帜”之争，反映的是同盟会内部革命派之间深刻的分歧。在宋教仁看来，这一对立，就是因为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令黄兴等人“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旗帜问题无非是使革命派内部矛盾表面化而已。诚如论者所言，孙中山凭借自身的最大政治资产，即最资深革命家的资历，将参加广州起义的“兴中会诸先烈”的牺牲特权化，并极力将“第一次起义之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国旗，其潜在意图乃在宣示革命派内孙中山派、兴中会系之正统性，甚至拥有革命后这面旗帜所象征的新国家的主导权。

　　辛亥之后，革命派一度掌握政权。此间，孙中山始终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中华民国国旗，坚决反对采用五色旗。但五色旗在各省普遍被视为事实上的国旗。该旗有“五族共和”的意涵，而在民初，“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口号像‘五族共和’一样为中国各民族、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故民国肇建后相当时期内，五色旗皆作为中华民国唯一国旗通用。此局面之改变，是在孙中山身后，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的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消灭北京政府，完成全国性“易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的形象作为中华民国新的国家象征而被广为接受；但作为国民党的另一代表性象征即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接受过程要慢许多。是在北伐及之后的宣传过程中，这一旗帜才被视为国家象征。

　　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6月克复京津，北伐基本完成。经1928年12月17日《中华民功过会国旗法》公布和同月29日的东北易帜，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几乎全由五色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当时五色旗完全被目为“中华民国国旗”而非“北洋军阀国旗”；而这面左上方镶入中国国民党党旗即青天白日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同时，也是“国民党的党旗”。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4条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这样一来，国民党的党旗是青天白日旗，而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形制上，国旗是党旗之延展。在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下，“党”与“国”的关系也于此可见。

　　五色旗有着笼统的五族共和的极暧昧的意涵，它与北京政府潜藏的政治色彩相吻合；而三色旗则是相对刚性的、确定性的、强势的，没有回旋和变更的余地。从五色旗到三色旗，不仅是政治“象征”的转变，更有实质性的转向，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捩点。国民党内的许多重要领导者，都对此有所阐释。国民党官方更是通过持续的申说，构建了一个相对严密的解释系统。对于国旗的三色，当局1929年出版的《党旗语国旗》解释为：红色是反抗的象征、是血的色彩，青色是天的色彩，白色是清洁光明的色彩。也可理解为：三色旗中，红色意指牺牲，对应“民有”即“民族主义”；青色意指公正，对应“民治”即“民权主义”；白色象征纯洁，对应“民享”即“民生主义”；三者融合，即“三民主义”。国旗之所以包含党旗的设计样式，为的是体现“以党治国”，“本党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灵魂”，“以党治国，为达到真正民治的唯一方法”。孙中山身后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则一再强调：要“牺牲个人的一切，绝对不要使国旗受到一点污辱。”

　　不同的旗帜，有不同的意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五色旗乃是“自由主义政治”（liberal politics）的象征，而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则是“党治国家”（party-state）和威权政体的象征。二者隐含着不同的统合原理、政治逻辑、政治主张和执政风格等。在西方研究者看来，“自由主义式的共和国五色旗”已演变为“皆由特定政党排他性同一化的两面国旗”的新阶段。

　　从北洋到国民党统治

　　至于国歌，北洋时期虽有尚武之风，提倡军国民教育，但其国歌《卿云歌》却略嫌柔弱和文气；而以统制为导向、压制暴力革命的南京政府，国歌反而更雄放些。《义勇军进行曲》则更显得激烈和张扬。

　　北洋政府至南京政府的嬗变过程中，国家节日也日渐正规化，与国际接轨，体现出当时那个新兴政权融入世界的热望和实际努力。民国初年的国庆活动是在“官民一体”之下进行，特别是1920年代以降，国庆日对群众来说，既是一项娱乐，也是表达政治意志的场合；而此后的国庆则显得官民分裂乃至对立。国民党、国民政府力图彻底独占统制象征、仪式及其解释，结果反而使之走向僵化，又与民俗文化无接点，故未获广泛支持。其政权亦然，没有深入基层和广大普通民众，因此不接地气，越来越僵化，也就失去活力和生命力。易言之，这些政治符号在北洋时期乃世俗化、日常化，南京时期则日渐神圣化、非日常化；原先比较自由、开放，后来加强管控和引导，弹性空间日益压缩（这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走向是相应的）。这种对“国族象征”管制不断收紧的过程，体现出政党势力、国家政权的统御力逐步加强。当政者的治国理念也发生了隐然暗换：从相对包容、柔性开放的自由主义，转向相对刚性、强势的、宰制性的党化思想。此亦不同权力集团不同执政风格、治国理念的外化。

　　因此，国旗、国歌与国庆在晚清民国的嬗变史，暗示着近代中国政治的某些深层次脉络。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最关键的转捩点（分水岭），不是在19世纪后半叶，也不是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或20世纪后半叶，而是在北洋时期这短短十余年。此前很长时期，从国家权力的基本面上，多数势力都希冀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轨道来推动国家的变革，而之后，由于这一系列尝试的持续挫败，各种政治力量陆续转向争取党权，以党治国，党权高于法权。北洋当局效仿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美国或法国式的共和国模式，力行法治和宪政，但终告失败，继起者不得不转而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实行党治。在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上，实行的已不再是西式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而是威权主义，奉行的不是民主共和，而是新式独裁。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发展路径，从帝治转向民治（法治）不成，只能实行“党治”；“帝国”向“民国”转型失败，故直接跃入“党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复杂的现实环境和逼仄的国际局势下，多数政治力量都逐步放弃了对西方议会民主政治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努力，也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在既有的宪法、宪政框架下来改造中国，而是纷纷走向诉诸暴力革命，力图彻底解决。其在文化上也采行“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

　　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党与国的关系、是党权与国家的关系。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力图解决“民族、民权、民生”等问题，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通过“军政”、“训政”而臻于“宪政”。然而，一旦定鼎南京之后，当局留恋于“训政”阶段而不欲往宪政方向积极推进。这一政权，在法理上名为“国民政府”，而在政治实质上则是“国民党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之下的政府。当权集团以党代政、以党治国，造成名副其实的“党国”；它所形成的自然就是党国体制，而非“民治”之下的“民国”体制。

　　自然，党旗、军旗、国旗三者关系，也就部分地折射出党权、军权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对此，作者未予深究，然此问题却值得继续追问。

　　鄙意以为，本书的“序章”略欠力度，提出问题时手法不够老道；但本书“终章”则异常漂亮。它比较到位地解决了若干问题（第一节），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主要在第二节），即抗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仪式与象征状况”。无疑地，后一论题的情况更丰富也更复杂，其研究也就更富意义。从此书看，作者对此显然已有某些研究心得，但未及展开。作为同行，我期待作者对此的后续探研，但我更期待我们中国学人能在这方面有更精彩的深度研究。

　　大体而言，本书缜密扎实，而略欠大气从容。然瑕不掩瑜，此书仍足称力作。它既是日本学界的一大创获，也不妨说是全球中国近代史研究界的一个可喜进展。考虑到作者并非历练有年的斫轮老手，而是出道未久的学术新人，这就更显难能可贵。

　　□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