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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卖青春”救母 十年未弃成功手术

10年前警校生为救尿毒症母亲,欲登报“卖青春”获匿名捐助10万元;10年后等到肾源移植

2015年03月29日 星期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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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为筹钱治疗金秀兰的尿毒症,儿子齐金光准备登报售卖10年青春,得到好心人10万元救助挺过难关,今年2月终于获得肾源成功进行移植,术后,齐金光将母亲每次小便的时间和量都认真记在小本上。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昨日,在解放军309医院进行术后治疗的金秀兰坐在病床上等儿子返京。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这些年来什么都没给儿子,除了负担。”做完肾移植手术没多久的金秀兰,躺在解放军309医院病床上又想起了儿子,说着说着就流眼泪。

  这是金秀兰患上尿毒症以来,齐金光第一次把母亲独自留在外地,因作为锦州松山派出所代理副所长,他不得不回去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而10年前,当齐金光还只是警校生时,金秀兰就患上了尿毒症,当时为了筹钱救母,齐金光曾跑到报社准备登广告:“筹10万治病款,愿免费为对方打工10年。”

  儿子考上警校母亲查出尿毒症

  金秀兰今年54岁,过去近11年一直生活在尿毒症晚期的病痛中,依靠透析维持,她的右眼已因长期透析导致的高血压失明,左眼残存视力仅有0.6,3米远的电视里只能看见人影子。

  今年2月,近10年的等待,她终于等到肾源并接受了移植手术,摆脱了浮肿的身体骨瘦如柴,干巴的胳膊有深紫色痕迹,和突起近5厘米的大包,“都是透析留下的。”

  寻常人很难坚持如此长期的透析,金秀兰回忆每次透析后都有一天“像个死人”,好不容易缓过来又要再来一轮,但她有个不离不弃的儿子齐金光,独立支撑这个低保家庭走过了11年的求医路。

  11年前,在得知齐金光考上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后的第9天,金秀兰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

  “之前只是觉得身上没劲。”金秀兰不愿影响即将高考的儿子,将就医时间一推再推,没想到患上的是这治不起的病。

  要么肾移植,要么长期透析续命,无论哪种对于这个拿低保的家庭来说,都是无能为力。

  “医生跟我儿说,不透析或者换肾,你妈妈只能等死。”金秀兰说当时想过放弃,但被儿子拒绝,“他说有妈的地方才是家。”

  乍闻噩耗,齐金光第一反应是“蒙了”,“像天塌下来一样”,回家前他跑到路边哭了半宿,之后调整情绪回家安慰母亲。

  “我必须得乐观。”1984年出生,当时刚满20岁的齐金光,决定撑起这个家为母亲治病,他将自家住的小两居卖了53000元,为母亲筹到了第一笔救命钱。

  用光卖房款欲登报“卖青春”

  确实如金秀兰所说,尿毒症是个“治不起的病”。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400元,再加上其他治疗费,金秀兰每月治病要花1万多元。53000元卖房款,很快就被用光了,而金秀兰的病情,也拖不到医保报销下来再去治。

  那时齐金光已经读大二,为省钱在学校捡瓶子,经常到广告栏寻找合适的招工信息,还自己发过打工传单,“扫厕所、搓澡、端茶倒水……都能干”,但对于高昂的透析费,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没有办法的齐金光,最终硬着头皮走进报社,希望刊登一份预售自己青春的广告,以“愿意免费给对方打工十年”,来为母亲筹集10万元的治病款。

  齐金光是背着母亲做的这个决定,父亲也支持他,“我爸说,你妈没白疼你。”

  虽然这份“卖青春”的广告未刊登,但齐金光作为报道对象出现在很多新闻中,“警校生售青春救母”的新闻被广为转载,也为母亲的治疗带来了转机。

  2006年3月,一通电话打到了齐金光寝室,对方要走了他的银行账号并表示会汇款帮忙,却叮嘱不要试图寻找自己,“他说,不需要报答,要我将来做个好警察。”

  齐金光的账户如约汇入10万元,捐款人却再无音信,“毫无蛛丝马迹”,他曾到银行询问对方信息无果,“他曾说过跟我见一面,后来又说忙着出国,就再没消息”,连“恩人”的来电号码最终也无法拨通,唯一的印象是大约40岁,说话言简意赅。

  “只能记住人家的嘱托,做个好警察。”身为“准警察”,齐金光在剩下两年的警校生活中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带母亲透析,“生活费和学费都是自己挣的,人家的钱全用来治病。”

  直到2009年,齐金光毕业,成为锦州松山分局松山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

  两点一线为母奔波寻肾源

  匿名好心人捐助的10万元,解了齐金光的燃眉之急,毕业入职后,齐金光四处为母亲寻找肾源,因为他和父亲都是A型血,无法为O型血的金秀兰供肾。

  齐金光的生活固定成了派出所和医院的“两点一线”,在维持每周三次的透析外,他还利用周末前往武汉、沈阳等城市,为母亲寻找肾源。

  经济上的窘迫始终伴随着他,为省钱全家人住在锦州郊区的出租屋内,每月租金700元;同样为了省钱,他出行只坐最慢的绿皮车,到沈阳都要“晃悠”三四个小时。

  “夜里赶车,凌晨5点半到医院排队。”排肾源的奔波中,齐金光通常用矿泉水加面包的套餐打发自己,“能省就省”。

  日常生活同样如此,20多岁他极少买衣服,“别人家的孩子买新衣服,出去玩很正常”,金秀兰说起儿子的困苦就掉眼泪,“他只买十多块的衣服,还得是必须买的情况下。”

  但在松山派出所所长沈军的眼里,齐金光完全不是身负重担的样子,“天天乐呵呵,看着没愁事儿。”沈军还是在两年前,询问齐金光为何总周末调班,才知道他母亲常年透析的事情。

  “从没耽误工作,”沈军说,齐金光是所里勤奋的榜样,6年里没休过年假,他负责内勤和台账等琐碎工作,有时也出警,所里人员不够每三天还要安排24小时值班,齐金光从不推辞,“开会都拿他做榜样。”

  工作6年里,齐金光立过三等功,逐步被提升为代理副所长,还成为松山分局的后备干部,“他的成绩有目共睹。”

  寻找肾源近10年,齐金光等来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好消息,有了合适的肾源,可20万元的移植费用又难住了他。

  沈军知道后,让齐金光带着母亲立即出发。

  而他自己连夜向4个朋友求助,为齐金光凑够了这笔救命款,“这是急事,没想过他能不能还。”

  攒了6年的年假一次请完照顾母亲

  两次绝处逢生,金秀兰终于熬到了肾移植手术完成。因之前齐金光也曾带着母亲在解放军309医院求医,主治医生建议他带母亲进京接受术后治疗。考虑到北京离锦州更近,母子俩3月初,搬进了309医院的病房。

  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齐金光将此前6年积攒的年假一起请了,全程陪护母亲。

  他在病房阳台搭了个折叠床,悉心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男孩儿女孩儿的活他全干了”,金秀兰心疼儿子,“他一米八的大个子,现在只有110斤,上学时还有130斤呢。”

  齐金光觉得挺好,能陪着母亲让他心里踏实,他笑称折叠床是“狗窝”,因为“谁家养小狗不都那么铺床吗”。

  27日,所里有急事,齐金光只能返回锦州,这也是多年来他第一次将母亲独自留在外地,“担心”,他按点给妈妈打电话,提醒吃药并把尿量指标情况记录在小本子上,“计划着周日(29日)回北京。”

  计划赶不上变化,昨日上午听金秀兰说有指标增高,齐金光立刻乘车返京,“路上就开始胡思乱想”,他极力说服自己,这是正常现象。

  乘地铁到四号线安河桥北,为省钱齐金光步行近2公里回到医院,看到母亲才彻底放下心。

  “还要一年多,才能彻底稳定下来。”金秀兰总觉得自己耽误了儿子,“知道家里这个样子,连个对象都不谈。”

  齐金光觉得没啥,“家里过不好也没那个心思”,他现在还欠了30多万元外债,以每月3000元的工资,不知要还多少年,不过至少给妈妈换了肾。

  金秀兰则盼望着,能安稳度过术后这一年,然后儿子好好相个对象。

  新京报记者 黄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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