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写了两百首诗，但他大于诺奖

　　记“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我眼前就出现一道光。细看，是一颗彗星。最亮的一端，头，是童年和成长时代。核心，最密的部分，是童年早期，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在那里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穿越那里。但在这密集的领域里移动很难，很危险，感觉我在接近死亡。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那较长的部分，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而且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到了六十岁。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去世。和他4年前获奖的消息传来时一样，24小时之间，诗人们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果你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你昨天必然被特朗斯特罗姆刷屏。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诗歌圈外读者的漠然——在粉丝数高达25万的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上，诗人去世的消息阅读数不过1.4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当代诗歌的边缘性，诗人获得诺奖曾被认为是个意外，如今，他的死亡再次证明，现代诗歌与普通人的距离。

　　“春天荒凉的存在”，这是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四月与沉默》的开头，春天就像是一个不吉利的季节，无数的诗人赞颂它又诅咒它，海子在春天卧轨，特朗斯特罗姆在昨日的离开又为这个季节增添了几分离愁别绪。

　　2011年，在缺席了15年之后，终于有一位诗人再度登上了诺奖的舞台——特朗斯特罗姆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在那一刻，这位诗人早已因中风而丧失了说话能力。他的太太站在领奖台替他发言时显得有些惊讶。在诗歌已经在文学领域显得越发边缘的这个时代，在瑞典本土的文学家几乎很难被诺奖所青睐的“约定俗成”背景下，特朗斯特罗姆的获奖的确显得出乎意料。翻译过他诗歌的中国诗人黄灿然曾提到，“当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时，我完全没料到，因为已完全不去想诗人得奖了。”而北岛得知自己的老朋友得奖后则显得冷静，“在我眼中，特朗斯特罗姆大于诺贝尔奖。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与其说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骄傲，不如说是瑞典文学院的骄傲。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隐喻的巨大呼吸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用略显冰冷的瑞典语写成，对表达手段有着完美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虚饰的修辞，着眼在日常现实中创造奇迹。“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最著名的诗句，他的诗歌从不借助汹涌澎湃的抒情，反倒是那些隐喻之外“不在场”的语言，让他的句子充满了力量。特朗斯特罗姆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越有表现力的道理，“凝练，言简而意繁”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斯基曾公开承认：“他不止一次偷过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里的意象。”

　　他曾是博物馆中流连的少年，是少年犯管教所的心理医生，也总是把生命扑在钢琴上。特朗斯特罗姆未能当成作曲家，他的诗却深受着音乐语言的影响，跳跃的节奏感，想象力滋生的音调。“灌木中词在用新的语言嘀咕：‘元音是蓝天/辅音是黑枝杈/它们在雪中漫谈’”。1990年，他因为中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是他继续写诗，并且用左手单手弹钢琴。几年后诗人已能用左手流畅地弹出几支巴赫的乐曲。他说：“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

　　与特朗斯特罗姆曾交往密切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说：“他的诗有点像一个火车站，从非常遥远的地方驶来的火车都在同一个火车站小停。一列火车的底盘可能沾着若干俄罗斯的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可能摆着鲜花，车厢顶上可能落着一层鲁尔的煤烟。这些诗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诗中意象行驶了漫长的路程才抵达那里。”

　　超越政治使他的诗歌更永恒

　　伴随特朗斯特罗姆获奖的外界反响却纷争不断，从欢腾到困惑再到生气，种种声音混交在一起。学界和读者间的种种声音批评他的诗过于沉浸在个体世界中，缺乏对社会和世界现实的关注。而更让特朗斯特罗姆难过的是，“政治”原因一直以来带给他的质疑。彭博社曾评论“这位艰涩难解的诗人不过是凭借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所具备的政治正确精神而获奖。”而在中国诗人于坚看来，“特朗斯特罗姆是放弃了雄辩这一西方传统”。他的诗远远超越政治，而是关注那些比“社会”或许更宏大的人类议题——生命、死亡、历史和记忆。这让他的诗不止在西方，在东方世界甚至更广阔的范围里也得到了强烈的共鸣。“看/黑暗正烙着一条灵魂的银河/那就登上你的烈马火车，离开这个国家！”

　　政治所带给特朗斯特罗姆的困扰几乎没有间断过。他出版诗集《音色与轨迹》和《夜视》期间，恰逢冷战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瑞典的文学氛围也随着全球的政治气氛而改变，作家们被要求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诉求。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回忆起那一段，“对政治立场不屑一顾、潜心打磨纯文学的特朗斯特罗姆曾被指责为‘保守分子’。”特朗斯特罗姆虽然感到难过，却一直对政治抱着警觉和防卫的姿态。在冷战的后期，他的诗集《夜视》出版了，这个名字似乎包含着某种隐喻——在多重意义上的黑暗年代里，保持看清事物的能力。

　　“也许正因为他在冷战期间拒绝任何一种政治立场，让他能在铁幕背后自由地穿梭，与更多元的文化接触，让他在文学世界中有了更通透更明亮的眼睛。”《卫报》评论到。

　　■ 追忆与评价

　　王家新（诗人、诗歌评论家）：

　　特朗斯特罗姆是范例性诗人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现代主义诗歌最后的一个代表，他把这种风格写到极致，但我不想称他为大师，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范例性的诗人。

　　特朗斯特罗姆写的诗歌并不多，一共才两百来首，但是几乎每首都是精品，不是靠数量、规模、体例或者声势取胜，而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持久的生命力，过去了很多年，依然那么耐读。在这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也知道什么是永恒、伟大的诗歌，他的写作也说明他的要求之高。这都给诗人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个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接触过托马斯的诗歌，那时还是零散的译介，当时我就想应该有人来集中翻译他的诗歌，出一个单行本。后来，南海出版社要出托马斯中文诗集，我在其中沟通、联系出版社——当然主要是出于对托马斯的看重和热爱。

　　2001年，李笠翻译出版了托马斯的这一本“诗全集”，我写了一篇跋文，叫“取道斯德哥尔摩”。在这篇文章中，我表达了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的喜爱，对翻译的赞赏等，用这个题目，意思是中国的诗歌“取道”西方诗歌，然后回到我们汉语的深处。

　　后来，2009年，李笠组织包括我、蓝蓝还有其他一些诗人，去拜访特朗斯特罗姆。他的太太精心照顾他。他那时已无法交流，吃饭时，他喝一点威士忌酒。我感到，他宁静，内敛，像个老小孩。托马斯这种内在、智慧、宁静、超然的性格，我也很喜爱。

　　于坚（诗人）：

　　他获“诺奖”是母语的胜利

　　2001年，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到昆明来，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去瑞典，他邀请我去他家。老头人挺好，虽然坐在轮椅上，看他的眼神、动作，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并不是所谓的“文弱书生”。

　　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是母语的胜利。获“诺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奇，你写的故事只有你那个地方才有，有人因为这个获奖；有一种是发挥了语言内在的魅力，不是靠传奇，而是靠你对语言的贡献。特朗斯特罗姆就属于后一种获奖者。

　　这样的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另外的语言时，我觉得会有很大的障碍。每种语言总是有无法进入的部分，不能“通”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作品翻译成汉语，有的感觉不错，但是也有很多给人的感觉并不强烈。我认为，这不是诗人的问题，也不是翻译者的问题，而是语言的问题——它就是有这样的障碍，你无法翻译过来。他一首诗要写很长时间，想得太多，但写得节制，把要表达的东西一层层地“藏”在语言的迷宫里面，你可能翻译了第一层，翻译不到第二层，他还有第三层、第四层，永远让翻译者顾此失彼。所以，有的诗歌，气势翻译出来了，另外的东西则丧失了。

　　当然，特朗斯特罗姆首先是瑞典文学的“集大成者”，在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有很多“粉丝”。可能他对北岛等朦胧诗人影响比较大。对于他的诗歌，我很欣赏，但不会去学习。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伍勤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