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郭刚堂 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幼子郭振走失，从此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中，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18年过去，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郭振 现年20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3月20日电影《失孤》上映当天，45岁的郭刚堂跟百余名观众一起进了影院。

　　开场几分钟，打扮成农民模样的刘德华出场，一同出现的，是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摩托车。车后座上，插着一面由彩布制成的旗子，像伏在摩托车上累得抬一次头都费力的刘德华一样，这面旗子耷拉褶皱，没有一丝生气，仔细辨认，是一张孩子的照片。

　　刘德华还没开口，郭刚堂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怕影响观众，他从座位上起身，绕到放映厅侧面的楼梯处，坐在台阶上。不敢出声，他就咬自己的手指，把头埋进膝盖。

　　电影中设置了几处故意逗笑观众的桥段，全场集体笑出声的时候，他在哭。因为咬了太多次手指，手指肚变形了。

　　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有典型的70后烙印，不直呼刘德华，叫“天王”。除了口音不像，郭刚堂觉得，“天王”把他心里的悲苦都演出来了。

　　1997年，郭刚堂两岁的儿子郭振被人贩子抱走。发动亲友拉网式搜索，无济于事，郭刚堂骑上摩托车，天涯寻亲。

　　就是《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除去新疆、西藏，郭刚堂骑着它，走遍了其余所有省份，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着的眼，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难。

　　儿子刚走失一两年，有次骑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老板看着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眼泪上涌，郭刚堂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

　　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出息的后辈，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甚至老板想挖他过去唱歌。

　　在那之后，郭刚堂，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茂盛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编剧兼导演彭三源2012年到了郭刚堂家里。冰冷。隆冬季节，炉子没生。临近春节，没有窗花。郭家没有一丝红色。

　　郭刚堂说上几句就不自觉地叹息。彭三源说，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一场考试，上天给了郭刚堂最难的一张试卷。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这答卷只有一个答案：找到孩子。

　　乞讨、流浪，为了省钱找寺庙道观借宿。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怕跟人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也要硬挤出张笑脸，求这一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唯一一次大冲突是有年在河北，路边吃饭时碰到几个醉汉，原本挨了几下可以忍过去，但对方把旗子从摩托车上扯下，在孩子的照片上跺了几脚。

　　挨完揍推着摩托车走了一会儿，郭刚堂忍不了了，折回去和他们打了起来。年轻时是个体育能手，最后竟也算不得吃亏。

　　很多人劝过，不如重新开始，虽然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但郭刚堂听不进。

　　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付成至今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

　　妻子张文革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也拦不住。最初几年，就是目送丈夫骑上摩托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

　　有年冬天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手指上裂开口子，不敢动。半夜实在骑不动了，躲在一个小土堆背身休息，困意袭来，零下30几度，郭刚堂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

　　他就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有没有想过放弃？

　　只有一次，骑到大别山碰到大雨。山里的邪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抽在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

　　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骂，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吗？

　　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

　　卡在水泥桩中间望悬崖，郭刚堂觉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结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

　　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着啪啪的声响。

　　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儿子，你在哪儿啊？爸爸找你回家。”天南海北地找，不管摩托车后面的旗子换过多少面，这句话一直用最大的字体印在最醒目的位置。骑行的时候，郭刚堂喜欢听身后旗子抖在风中的声音，他觉得和郭振在一起。

　　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

　　郭刚堂说，那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如果可以，郭刚堂希望能把自己劈成两个。一个在路上继续寻找大儿子，另一个留在老家，陪伴父母妻儿。

　　“天王演得好是好，但电影里只是我的一部分。”郭刚堂说，“我心里的纠结，天王没有演出来。”

　　1999年，二儿子郭伟出生。产房外听到孩子第一声啼哭时，郭刚堂短暂地进入了现实生活。但是不久，他又陷入寻找失去的那条胳膊的执拗中。

　　张文革承担了大部分养育孩子的责任，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张文革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郭伟长大。

　　她告诉孩子，别人欺负你，你不能还嘴、更不能还手，因为那样可能更吃亏。郭伟自小长得高，小学时比同龄的孩子高一头，但当时他甚至被小女孩欺负。

　　孩子唯一一次挨打，是十几岁时有次去同学家没告诉她，心急火燎地找到郭伟的时候，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这些事，郭刚堂不知道。

　　与十几年一直为郭振心如刀绞不同，第一次为二儿子感到心痛，郭伟已经是大小伙子了。有次郭刚堂从外地回来。张文革和他去学校看住校的儿子。学校是市重点，大部分子弟非富即贵。正是午饭时间，孩子们的午餐自然都很丰盛。

　　在人群中找到郭伟时，他拿着两个干巴的烧饼，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别人的孩子吃排骨鸡蛋，自己儿子吃烧饼。那一瞬间，郭刚堂问自己，“我做的真的对吗？”

　　郭刚堂说去方便一下，其实又躲到角落里捶墙。往年一些场景浮现在眼前——郭刚堂甚至带着郭伟一起去寻找郭振，他觉得这天经地义。

　　在天津塘沽，问了一家旅馆太贵，5岁的郭伟说：“爸爸，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

　　如今，二儿子也长大了：“爸，等你走不动了，我替你去找我哥。”

　　这些曾让郭刚堂感动不已的记忆碎片，一瞬间都成了玻璃碴，扎在心上：“丢孩子的是我，不是郭伟，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今年临近春节，16岁的郭伟跟老爸打了场篮球。一米八三的郭伟对篮球一点儿都不懂，郭刚堂一条条跟儿子念叨技术要领。

　　个子不高的郭刚堂年轻时练就了投三分球的本事。投了几个三分，郭伟在场边感叹，“爸，我都不知道你原来这么牛掰呢。”

　　这一句话让郭刚堂觉得亏欠，他不仅会打篮球，游泳也不错，如果能陪儿子身边，会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就这么阴差阳错十几年，让他缺席了两个孩子的童年。

　　走了18年的回家路

　　但真要说放下，一时间又做不到。有什么消息传到耳朵里，一脚油门又出去了。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告知，这孩子左脚上也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苦寻十几年，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

　　当地警方告知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

　　全家屏住呼吸的几分钟。

　　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趟吧。

　　“万一DNA弄错了呢？”

　　见到孩子的一刻，郭刚堂扑上去想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

　　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那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儿子。

　　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买的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

　　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

　　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

　　《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很多次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

　　这么多年，重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

　　那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10多起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个，都死掉了。

　　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回家的路，他走了18年。

　　永远的牵绊

　　回来之后，郭刚堂病了大半年。那也是张文革十几年中跟丈夫呆得最久的一年，他们会去散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

　　大病之后，家人给了郭刚堂更多曾经在意不到的牵绊。

　　但郭振仍在另一端扯着，这端安稳喜乐的时候，郭振的模样总会浮现出来，一直是两岁时的样子，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地找他抱。

　　他可以做到不骑摩托车离家，却放不下寻找郭振。

　　最近几年，郭刚堂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014年9月，奔波了两年，天涯寻亲协会成立，郭刚堂计划建一个寻亲网站，他希望每一个与亲人失散的人，都能借助网络的力量，尽早团聚。

　　在跟彭三源聊天中，郭刚堂讲的最多的是在路上，曾经有那么多人帮助他，如今他也开始帮助别人。彭三源认为，这释放善意的过程给了郭刚堂很大的慰藉。

　　当影院内灯光亮起，郭刚堂来不及收拾悲伤，就投入到涌过来的媒体采访中。他说他知道，那是他的机会，也是郭振的机会。

　　在聊城，有媒体提要求，希望他能再骑上摩托，展现一下当年的镜头。

　　郭刚堂不愿意，但他都照做了。

　　“有时候我知道，我就是在演。”郭刚堂说，如今再骑上摩托车，心情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这样的镜头能让找到郭振的希望多一分，他愿意演。

　　郭振刚丢的那两年，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当时的农民郭刚堂琢磨，要是凑上一两百万，让陈佩斯、朱时茂说一下孩子的信息，也许郭振就找到了。

　　18年后，这个愿望，由自己年轻时的偶像刘德华实现了。让郭刚堂懊恼的是，电影宣传方本来答应让他协助电影宣传，郭刚堂打算得很好，这样可以跟全国观众说一下郭振的信息，也许电影上映着，郭振就回来了。

　　但是上映前三天，宣传方告诉他不用去了，没有理由。

　　采访中郭刚堂请求，郭振的信息可不可以在报道中体现，虽然接受过的采访不计其数，他还是希望记者们把信息再一次带出去：郭振，现年20岁。1997年9月21日，2岁半的郭振在山东聊城开发区被拐。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 对话

　　温情只是人们

　　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那个明天至今没来

　　新京报：这些年寻找，想起来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郭刚堂：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18年里，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我都跟自己说，“也许明天，郭振就回来了”，但这个“明天”至今也没来。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你帮7个家庭找到了丢的孩子？

　　郭刚堂：那是2009年之前的数据，也是媒体这么报，一个家庭能团圆，肯定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这两年我特别怕媒体问我，你帮多少人找到孩子了，没法回答。我也害怕，全国那么多丢孩子的家长，都来让我帮忙找孩子，我有心无力。再有就是，那些养父养母们都恨死我了，觉得我破坏了他们的平静。

　　新京报：你从来没参加过别人全家团圆的场景？

　　郭刚堂：我不敢，有年一个大姐告诉我她家的DNA比对成功了，她找到儿子了，我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替那些团圆的家庭高兴，也更希望，那个团圆的是我。

　　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新京报：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会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会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

　　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新京报：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

　　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千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俩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

　　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新京报：是对人性的严酷考验。

　　郭刚堂：对，严酷的考验，人性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会呈现出来。我碰到过一个失子的大姐，她看我天南地北的跑，就跟我说，兄弟啊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等我退休了，我再跟你一起找，这也是现实。

　　还有的温情要靠龌龊来支撑，有个大姐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全中国都找疯了，有次她跟我聊天，说刚丢孩子时，有骗子说他知道孩子的下落，条件是跟他睡觉，这成了她一辈子的噩梦。一个母亲，除了自己，什么也付出不了了，这更不是什么温情。

　　“飞机脱离地面时感到轻松”

　　新京报：心里压的这些东西，怎么发泄呢？

　　郭刚堂：早几年，在大山里骑摩托车，我会大声喊。有时还会唱歌，我年轻时唱歌特别好，特别是在南方的时候，我最喜欢唱齐秦那首《北方的狼》，这就是发泄了。

　　新京报：这十几年有没有某个瞬间觉得轻松过？

　　郭刚堂：第一次坐飞机是2012年，从广西到北京，参加节目录制。我自己是坐不起飞机的。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刹那，我是轻松的。地上的路看不到了，云层慢慢出现，在机翼两侧，形状像山，但感觉又特别的软乎。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地上的路，也这么好走，该有多好。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山东聊城报道 A14-A15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