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对丰裕痛苦的敏锐洞察(1)

　　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依赖机器带给生活的便利，也越来越难以摆脱机器对自己的操控。汪民安作为一个对机器“一窍不通”的文化研究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奇妙的书，《论家用电器》。他以文化研究的视角、“非学院”的语言，以及本人对家用电器的使用经验，为他最熟悉的每一件电器写了个小“传记”，思考“物”的生与死。在这个时代，机器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无法逃脱马克思和卢卡奇所论述的“机器对人的异化和物化”？

　　同时，河南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套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主编的人文科学译丛，继续了汪民安自九十年代起对欧陆当代思想的译介工作。这套丛书更多地跟进了目前在西方正活跃的理论家——阿甘本、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梅亚苏等。

　　就此，书评周刊专访了汪民安教授，请他谈谈技术发展的“进步主义”，以及当代欧陆思想与中国的隔膜。

　　技术发展没有带来空闲

　　新京报：你在《论家用电器》中写道，“生活中的机器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并非越来越闲暇，机器并非减少了劳动，而是加剧了劳动。”对物的研究说到底是对“消费社会”和对“进步主义”的反思？

　　汪民安：说不上是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必借助书本就可以得出的感受。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相信进步。但我现在早就不相信了。某些环节的进步，一定导致另一环节的倒退。不错，商品日新月异，琳琅满目，但是，它们不是越来越难以令人们感到满足吗？人们不是越来越将物作为疯狂的追逐目标并为此而感到痛苦吗？技术在进步，它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就是这个方便的技术却滋生了无数的事情。电脑带来了无数的便利，但是，人们根据电脑也创造出无数的事务。这层出不穷的事物抵消了技术的方便。是的，我们有了洗衣机，不再用手洗衣服了，是重大的解放。但是，妇女腾出来的时间会用来睡觉和游乐吗？有一点毫无疑问，省时省力的技术发明了很多；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一点空闲也没有，而且越来越累。当然，我也不愿意将过去想象成美妙的时代。我不怀旧。过往的时代有它的贫乏的痛苦，就如今天有它丰裕的痛苦一样。

　　新京报：媒体和网络让人们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其中机器扮演了怎样的作用？比如手机、电脑等是否重新定义了私密空间？

　　汪民安：在几十年前，我们既没有私密空间也没有公共空间。或者说，我们的私密空间就是公共空间。人们暴露了一切。连内心的秘密都要坦露和交代，更不用说实际性的空间秘密了——城市中的一家好几口人都睡在一个十几米的房间内，哪有什么私密空间？正是因为和别人共享空间，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吵架的时候，愤怒不是大声地爆发宣泄，而是将嘴巴放到对方的耳朵旁压低声音去狠狠地诅咒对方。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住房扩大了，人们都享有自己的某个房间，也就是伍尔夫当年所要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人们拼命地扩大自己的住房面积，就是对于私密空间渴求的表现。但是，私密空间在今天还以另外的方式出现。这就是你所说的手机空间或者电脑空间。对于许多孩子来说，需要的不再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了，而是一台自己的电脑或者手机。就此，私密空间有它的双重性，人们试图获得双重私人空间。但这两个私人空间性质完全不同。电脑中的私人空间可以存放各种观念、思想和情感，而住宅中的私人空间可以存放各种物品和身体。它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但是也相互配合、补充。

　　新京报：你写到“机器能够在艺术匮乏的地方大行其道”，以及“机器有着反抒情的本质”。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论述了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光晕”消失了，但同时却伴随着艺术民主化的到来。当今时代的艺术大部分已经很大程度依赖于电脑、电子化的生产了，本雅明的论述在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

　　汪民安：我并不排斥机器。我也离不开机器。我只是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就手机和书信的差异而言，没有手机的时候，缓慢，不便，不确定，等待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它的抒情性。但是，反过来，也有它的困扰、焦虑和不安。

　　我们必须把机器和艺术的关系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中来理解。在不同的时代，它们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而且，艺术和机器的概念也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本雅明是一个敏感的预言家。他在上世纪30年代写了这篇文章。他较早地谈到了艺术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但实际上，艺术光晕的消失，不仅仅是技术的变化所导致的。我们看到杜尚在这之前的工作早就从另一个方面抹掉了艺术的光晕。古典艺术总的来说是一门手艺，正是独一无二的手艺才是这光晕的根源。本雅明遗憾地发现了手艺的消失，但是他同时也很兴奋地发现了机器促发艺术的新的可能性。他并不排斥机器和艺术的新关系。实际上，艺术的创造和生产方式一直是艺术家所致力的重要内容。随着技术的发展，艺术的生产方式更多样化了。艺术的概念范畴也随之扩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或许，在今天，艺术的生产方式可能比艺术最后呈现的形态本身显得更加重要。艺术史，总是关于艺术品的历史，即艺术的呈现形态的历史。或许应该有一部讨论艺术生产，尤其是当代艺术生产的历史著作。

　　空间生产与生活观念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传统的以血缘和夫妻关系缔造的家庭伦理已经被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吞噬了，空间锻造人们的习性，生产了主体。”那么未来的家庭伦理是否会随着对空间住房观念的变化而改变？比如空间观念的变化对独身者等会有怎样的影响？

　　汪民安：列斐伏尔的伟大著作告诉我们，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容纳器皿，它还有其强烈的主动的生产性。空间的变化，可能导致社会的变化。没有什么比当前中国的空间战争更多地体现了这一洞见了。住房是婚姻关系的重要要素。它对家庭伦理有致命的影响。它包括孩子的出生和抚养，老年人和子女是否住在一起，是否接待家庭成员之外的客人，等等。最重要的是，住房，是一个家庭在一段时间内的头等大事。它沉重地塞满了人们的意识，使人们无暇旁及。

　　空间的变化甚至不限于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它甚至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习惯也变了。他进门要脱鞋，要注意卫生，不能随便扔垃圾。他逐渐地被楼房规训了。我觉得中国这十几年的空间生产，全面地改造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它比一切说教，一切制度，乃至一切惩罚都有效得多。

　　新京报：做饭为何在大多数时刻把女性限制在家庭的厨房空间内，而把男性限制在餐馆的厨房空间内？这是否也是一种社会空间的性别之战？

　　汪民安：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厨房是专属于女性的，甚至是整个家务都是专属于女性的。但现在，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出厨房了。这当然和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变动，以及人们的妇女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不仅仅是厨房功能，许多传统上赋予妇女的角色和功能，甚至包括抚育孩子这样的功能，现在都越来越趋向中性化了，我想，妇女外出工作，获得经济自主性，是这一切变化的最根本所在。我的印象是，厨房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性空间了。但是，餐馆中的大厨确实是男人。而且一直是男人。这是因为这份工作是被浓烈的油烟熏烤？更需要体力？还是因为男人更擅长这门烹饪技术，更能掌控一个大的餐桌局面？我不太肯定。不过，餐馆厨房中配菜的好像多是女人。女人在此是个配角。尽管她也可以下厨。在男人和女人同在的一个公共空间中，女人通常是配角。无论是在餐馆沸腾而喧嚣的厨房间，还是在一个明亮而宽敞的办公室里，都是如此。

　　新京报：《论家用电器》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的论述。在学术研究领域，可否具体谈谈个体经验的价值？

　　汪民安：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出发来展开论述的。对一个人文学者来说，客观地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尼采论述得更有力了。尼采说强大的思考都是一种力的释放和投射，是铁锤般的敲打，是身体的竞技。而这一切，都是个体化的，是偶然的，是以个人经验和身体作为基础的。拉图尔甚至说，所谓的“科学”知识都是从个人经验着手而偶然获取的。我相信，人文科学领域，没有个人经验的研究是死的研究。一个人如果没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他如何有独特的洞见呢？我们看到了不计其数的充满着强烈八股味的论文，发表在各种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上。那里面没有个人经验，只有大而化之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庞大而僵化的学术机器需要这些东西来填充而得以运转。

　　（下转B11版）

　　B10-B11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