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对丰裕痛苦的敏锐洞察(2)

　　（上接B10版）

　　我们和西方理论不同步

　　新京报：多年来你主持和组织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由你主编的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译丛，选入了大量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学者，如阿甘本、巴迪欧、朱迪斯·巴特勒、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你选则译介的标准是什么？

　　汪民安：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编辑。我曾经和社科院的王逢振先生合作编辑过一套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那套书主要以批评理论为主。就是现在人们不太恰当地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后现代的那些理论著作。你可能不了解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情况。80年代曾经有过大规模的翻译，但是90年代初期因为各种原因中断了。整个90年代翻译过来的书非常少。我们在那个时候组织翻译了德里达，詹姆逊，赛义德和保罗·德曼等人的著作。那可能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翻译西方学院左派的著作。后来我去大学教书，这套书大概出了30本左右就中断了。这套书选的作品大都是西方七八十年代的著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跟“知识分子图书馆”有连续关系，但是，这套书以2000年后的出版著作为主。这些作者也更年轻一些，是现在正活跃的西方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家。我和丛书的编辑杨全强共同制定的书单中还有更年轻的哲学家，比如梅亚苏、哈曼等等，他们生于六十年代，刚刚作为一个流派崛起。总的来说，在理论出版方面，我们试图做到跟西方同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书及时了解西方当前的理论进展。不过，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太大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仿佛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相信，如果梅亚苏来中国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的话，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会这么说，反过来也是如此。相比文学和艺术而言，理论的隔膜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如果说，经济领域确实有一个全球化进程的话，理论领域却看不到这个趋势。

　　新京报：这些当代的欧陆著作对中国有何影响？他们能够对中国做出解释吗？中国学者如何发展出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

　　汪民安：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运，都会产生其特有的效果。本雅明说过，一本书一旦被翻译，它原有的生命就死掉了。它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生。这些理论著作到底在中国学界获得怎样的新生命？我真的无从判断，因为我看不出来产生了什么明显的影响。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感兴趣。但大体上来说，哲学界和理论界都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热情。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必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自信了。学术界也越来越自信了，仿佛经济起来了学术就自然起来了。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琢磨，都以为自己在发现重要的中国问题，在寻找重要的中国答案，都要搞各种中国学派。这绝对是一个幻觉——至少，在当代哲学和理论领域，我没有看到太多有意思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理论著作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并不认真对待它们，许多狂妄自大的人还抱有轻蔑之意。

　　那么，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是否真的有价值呢？如果说，我们总是抱着解释中国问题的实用态度去对待这些著作的话，它们中可能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不太有用，它们以它们的传统为根基。但是，哲学和理论本身充满着魅力，这种魅力甚至是跨文化的。你看，福柯的尖锐，德勒兹的奇诡，德里达的踌躇，它们本身就构成伟大的艺术杰作。我相信敏感的心灵都能对此有所领会。我的朋友吴琼写了一本了不起的关于拉康的著作，拉康完全是超越地域性的。哲学的魅力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性和地域性，要不然，柏拉图或者老庄怎么还能打动我们呢——他们在今天的中国真的没有实用性，他们解释不了中国。

　　至于中国学者如何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框架，我真的不知道。一种成熟思想的兴起，需要各种机缘。它是历史的巧合。

　　西方左翼思想的困境

　　新京报：切格瓦拉已经成为左翼符号被大肆消费，齐泽克这类学术明星也已经成品牌了。博得里亚说，消费社会可以把一切不和谐的东西吸纳进商业循环里。能谈谈西方左翼思想在今天的困境吗？

　　汪民安：今天，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它好像无往而不胜。越是激烈地对抗它，也越是为它所乐见。齐泽克是反资本主义的旗手，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从资本主义那里所获甚多。他甚至开玩笑地说，那些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学院左派，内心深处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垮台，如果真的垮台了，这些知识分子就没有靶子可以攻击了，就面临无事可干乃至失业的局面。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会赋予反对它的旗手一个品牌，齐泽克也有意地打造这样一个品牌。他像是在和资本主义上演双簧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齐泽克自己挑明了这一点。他自曝其丑。但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好像又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要知道，其他的知识分子都在拼命地掩盖这一点，都装出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样子。这是他和以前所有知识分子不一样的地方。他以自曝其丑的方式再次嘲笑了资产阶级虚伪的伦理面孔。

　　至于说到西方的左翼思想在政治上的努力，影响最大的当属巴迪欧和齐泽克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说”，他们试图重新将共产主义纳入到他们的目标视野中来。他们的学术声望和勇气使这个一度完全被人遗忘的话题重新变得热闹起来。但是，路径在哪里呢？

　　新京报：这样说来，反抗有用吗？你对待资本是什么态度？你能否谈谈自己的政治取向。

　　汪民安：金钱来衡量的人生太没有意思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验，许多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罪恶就在于它只推崇这种价值观，而且让所有的人都驯服于这种价值观，罕见例外。如果说在今天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的话，那就是超越这种价值观去生活的人，是有意将自己变成一个失败者，一个穷人的人。无数的成功励志的故事都是发财梦的实现，但我特别想听到一个自愿失败的人的故事，一个因为自己失败、潦倒和穷困而感到自豪的人的故事。但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许多人在批判资本——就像我现在在做的那样——但是，它们也不拒绝资本。资本主义会将批判的声音驯化，削弱它们的锋芒，扭转它们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无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是否被资本所吞噬，批判总是比沉默要好，哪怕是虚伪的批判。它们总归是一种意见，会传播开来，会动摇资本主义的那个反动而无趣的价值观。

　　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好像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取向。没有政治取向就好像不是知识分子似的。总体来说，政治不太有意思。我对所谓的总体政治不敏感，没有总的取向，如果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我对政治理念这个东西本身持怀疑态度——我无法知道怎样一个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我的印象是没有一个社会是合理的；没有一段历史没有遭到质疑，反过来，没有一段历史没有被美化过。无论这个社会曾经致力于平等，还是这个社会曾经致力于自由。也许，人们永远不会对现有的社会满意，人们总是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社会，至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要做的只是改掉现有社会的显而易见的弊端，因此，指出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其说我对政治感兴趣，不如说，我只是对事件感兴趣。我对每个事件，对具体的事件，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但是，我围绕着这些事件的种种看法，并无法形成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且，我愿意从事件本身出发来表达我的看法，而不是相反，即从一个先在的理念出发来表达我对事件的看法。我不愿意用理念去强暴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