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的崩坏：知识人的边缘化

　　关于学术之兴替，史学家罗志田的表述甚为温和，“正统崩坏，异军崛起”。旧有的学术体系山穷水尽，自然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旧思想的肥料，孕育着新生的种子。

　　他似乎特别偏爱一些平常史学界不注意的龙套人物。比如，刘大鹏，一个普通的山西人，生于晚清，死于抗战，中过科举，当过私塾老师、小学校长，兼营煤窑小生意。除了当过县议会议长、教育局长几个不大不小的官之外，没有太多的事迹可言，死的时候留下一本50万字的《退想斋日记》，记录平生所见所闻。

　　1995年，罗志田读了这本日记，写出《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国内外学术界开始把目光扑到这个小人物身上。英国汉学家沈艾娣，因写作刘大鹏的传记《梦醒子》，被哈佛聘为历史系教授，该书也被列入英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现在的近代史学界，刘大鹏的名气并不小于梁启超、章太炎这些大腕。

　　人们常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没有黎民百姓。实际上，思想史更加排斥普通人，近代思想史就是一部英雄谱，由魏源、龚自珍开端，胡适、鲁迅收尾，中间串着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几个天王巨星。

　　罗志田谓之“倒放电影”，根据历史事件的大结局来上溯它的起因、经过，突出主要演员，把“闲杂人等”的戏份删减。考察戊戌变法，就会印证这个规律：激进的死难者谭嗣同、唐才常最引人注目，温和的维新派陈宝箴、熊希龄被关注较少，实际办理新政的陈三立、皮锡瑞则基本忽视，而王先谦、叶德辉更是打入另册。

　　传统史学家倒放电影的手法，难免会剪辑掉与主题叙事无关的“枝节”，而罗志田勾陈这些龙套人物，用“正放”的叙事方式，展现出思想史多姿多彩的一幕。他常常“跨界”，研究其他领域，拓宽视野后，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思想史景象更为清晰。我们大概可以把罗志田的学术奋斗，描述为“再造思想史的尝试”。

　　新京报：清末民初的“权势转移”，与其他朝代比如明清之际政权更迭之时的情形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罗志田：与前相比，近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康有为强调的，从大一统变成了万国林立的竞争局面。随着资本主义和科技的发展，今日所谓全球化那时已经开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国是否进入“世界”的问题，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不容你留在外面。可以说，西方入侵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整个中国都变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

　　用顾炎武的话说，入侵者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而中国却不得不先保国，然后再言保教。盖外无强敌威胁、内能安居乐业，是“天下归仁”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晚清的困窘在于，外敌的实际入侵和继续入侵的威胁，使得“富国强兵”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然而对外既“多欲”，对内就难施仁义，直接冲击并最后颠覆了国家不与民争利的政治文化。除非同时转变基本的政治伦理，寻求富强的被动选择撼动了清廷的统治基础，终导致从改革走向革命的诡论性结局。

　　新京报：自《权势转移》之后，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你的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什么？

　　罗志田：是的，我准备写一本小书，专门讨论近代中国的边缘知识人。但和其他拟写的书一样，都因各种因素不得不将一些章节先拆成文章刊发，成书反而延迟。胡适曾用“‘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学术界的倾向，这一表述也非常适合整个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大趋势。在社会层面，最明显的正统崩坏就是知识人的边缘化（余英时先生已有论述），取而代之的“异军”就是这些边缘知识分子。

　　他们没有正统士人那样相对稳固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有更多烦恼和更强的上升意愿，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明显。同时，近代一个最明显的新现象就是城乡分离，社会资源和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因而也强化了菁英与大众的疏离。边缘知识分子不论身心，都徘徊在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菁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也皆难以认同（实际希望认同于城市和菁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这样一种“过渡”特征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菁英与大众的功用。

　　文学革命带来的白话文流行，给边缘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想要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实际也的确如此。简言之，在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边缘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过渡”特色，有着更灵活的流动性，也更适应一个变动的时代，起到了前所未有也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京报：在我看来，民国期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似乎尚可商榷。例如，蔡元培、翁文灏、蒋梦麟、王世杰、王云五等知识分子均曾在国民政府出任高官。再比如，周有光先生在其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就业前景光明，毕业以后都能找到条件很好的工作，他自己也正是如此。对此，你怎么看？

　　罗志田：“知识人的边缘化”是一个整体的、发展的，某种程度上仍在进行中的一个历史进程。和原来的“士为四民之首”相比，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正统衰落的现象。少数人在政府出任高官，与过去政府高官皆士人相比，就可见转变的趋向。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就业前景光明，有其特殊性。那是一个教会大学，不是一个为中国培养国家栋梁的学校，所以考生及其家庭可能更侧重实用的“技术”层面，而非教育的基本层面；其毕业生后来找到较好的工作，大致是一个“求仁得仁”的结果。

　　过去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不以找工作为第一目标。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就说，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要中文通顺、考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但是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

　　这里的区分是明显的，以“急于谋生”为目的读书者，和以“养成国民”为目的读书者是两类人。前者在通商口岸一带或多些，外语也重要些，故可做变通处理。但后者就要从本国语文入手，进行系统的学习。

　　新京报：新文化运动偏重于思想启蒙（或思想革命），而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是，恰恰是五四运动大力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运用，以及白话文学的大力发展。一场偏重思想启蒙的运动，最终因为政治运动才得以广泛传播，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罗志田：我同意你的观察，是五四运动大力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运用和白话文学的大力发展。对于当年的新文化人来说，文化与政治本是互补的。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五四运动使学生地位上升。白话文虽然由他们的老师辈提出，却更有利于学生。按照胡适的看法，“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完全“可以无师自通”。而文言显然比白话文更需要积累，恐怕也不那么容易无师自通。两相比较，白话文的兴起，自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五四运动时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学生辈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也是一种就业机会，这些人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这样看来，政治运动对文化事业的推动和促进，部分也有思想之外的社会原因。或者说，正是学生这一当时如日中天的社群，把本来有些紧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连接起来了。

　　●晚清的窘境在于外敌的威胁，使得“富国强兵”成为政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对外既“多欲”，对内就难施仁义，直接冲击并最后颠覆了国家不与民争利的政治文化，终导致从改革走向革命的诡论性结局。

　　●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大趋势，在社会层面，最明显的正统崩坏，是知识人的边缘化。边缘知识分子不论身心，都徘徊在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菁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也皆难以认同。他们带有“过渡”特色，有着更灵活的流动性，也更适应一个变动的时代。

　　●对于当年的新文化人来说，文化与政治本是互补的。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五四运动使学生地位上升。正是学生这一当时如日中天的社群，把本来有些紧张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连接起来了。

　　B03-B05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综述点评：柳展雄 吴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