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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梦与知识人的软实力(1)

2015年04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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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作者:胡适
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10月
胡适的英文作品选集,选文主要侧重在胡适向西方公众宣传、介绍、阐释中国文化这方面的作品。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作者:罗志田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2月
定价:59.00
罗志田认为,胡适虽是留下了大量著述的,但他的轻重既不在诗文集,也不在事功,留下的更多是今日所谓“软实力”,难以表现为“硬成果”。

 近代中国是个让人倍感焦虑的时代,以至于让研究者或多或少带有些挫败感。

  因着近代中国的复杂多变,要试图对其有较为深入的把握,对学人的才情与定力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罗志田先生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政治与文化,并一直尝试着能够突破各个专门史的此疆彼界,试着让研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近五年以来,他所关注的似乎在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观念,比如“革命”、“地方”与“国家”,这些核心观念,很多是国外中国学关注的焦点。

  就粗浅的观察,罗先生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带着一种思想史家的反思力,围绕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与重大问题,既注重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又留意思想的社会视角,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试图将前人所想的再怀想一次,深入到当时的语境,所以很多提法都迥异乎时流,细细读来让人觉得别有洞天,但又入情入理、丝丝入扣。

  一般人似乎认为,罗先生既然是海归,又得大师指点,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关键在于西学强。在我看来,这跟罗先生对历史的细腻观察颇有关联,更关键的因素在于,罗先生在旧学方面的修为,也就是所谓温故才能知新,所以有时读者或许会比较奇怪,他怎么会偶尔写起先秦史或隋唐史的题目来了。

  不少读者初读罗先生的著作,似乎觉得铺陈过多,有些不明就里,但细读之下,却发现极为耐读。这当然并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长编法,而是更愿意将各造的历史证言平等地呈现给读者,邀请读者更有参与感地进行这场历史阅读与思索。这一尝试,难免会让追求直接的读者有些小失望,但却可以避免历史学家的些许武断。罗先生坦承,他不太喜欢做历史结论,这倒不见得是过度谦虚,或许更多是历史学家的节制与清醒。

  罗先生一直在向民国学术致敬,无论是对于陈寅恪学术研究与表述方式的反思,还是对于其乡贤与师长蒙文通、吴天墀、缪钺诸先生的表彰,这些文字勾连的是古人,或许也是作者试图追慕与重建的:欣赏文史不分家的视野,放眼读书的格局,以及从容不迫的心态,跟甚嚣尘上的计划学术显然有很大区别。

  胡适的梦想与虚愿

  新京报:你的胡适传记名为“再造文明之梦”,在你看来,胡适的“再造文明”,其得在何处,失在哪里?哪些是受情势所困,有心无力;哪些是自身缺陷,未竟全功?

  罗志田:吴稚晖曾以苏轼、王安石为例论历史人物说,“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王安石则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与否,便不起决定作用。胡适也是留下了大量著述的,但我的感觉,他的轻重既不在诗文集,也没有王安石那样的事功,留下的更多是今日所谓“软实力”,难以表现为“硬成果”。他为改变中国以身作则,其开风气之功,足以名留青史。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胡适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但他想要在中国实现的“高文明”和“好政府”两个目标,到其离世之时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若本国大学没办好,学子总要留学,中国人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则“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很多梦想终成虚愿,主要因为他身处乱世的大环境,却想要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中国来;且在枪林弹雨倏忽将至的时代,又一直希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建制性的远大建树。两皆有些“不合时宜”。但正如天下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胡适相信的“自古成功在尝试”,到今天仍鼓励着后人前行。

  白话文与文化的传承

  新京报:对于新文化运动,胡适后来名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人称胡适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似乎对此颇为自得。在你看来,这是否言过其实?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其“实”与“名”是怎样的对应关系?

  罗志田:首先,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多义的,其时间和范围,使用者都有不同看法;而胡适所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同样是多义的。这样看来,要“坐实”胡适的贡献,是不那么容易的。其次,“之父”一类说法是借用外国的表述方式(中国人很少愿意作他人的儿子),意谓创造者;作为一种比喻,也可以这么说(毕竟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外国化了)。不过既然是洋为中用,就要遵循洋规矩,美国的“国父”可是复数的,故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也需明白他不是唯一的新文化运动之父。

  如果大体以从《新青年》创刊或文学革命开始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并且把“贡献”视为多个“之父”的集体成果,则其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最直接也最具历史性的“贡献”,就是白话文成为现在通行的书面表述工具,不论是否喜欢,都已是相当时期里很难改变的既成事实了。这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变化,任何一个运动能产生这样的结果,都是非同小可的。这样的贡献,完全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至于其功过,现在还不好说,可能也只有历史才能判断。对中国“言文不一”的不满,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都在持续。其实古文近于外文,即使口语几千年不变(实际当然时时在变),后人也未必能理解前人(就是在言文一致之时,不同地域和世代的人也可能有对话的困难)。倒是那古今变化不大(实际也在变)的“文言”,才真有助于文化的传承。中国历史记载几千年不中断,与“文言”的通行不无关联。而白话文流行后,今日即使文史学科的教授,读“古文”或“文言”都不能说没有困难,则文化的传承就成为“学者”一个不轻的责任;假设白话文的流行也能以千年计,既存典籍的解读更是“学者”持续的责任(对今日教育部特别看重的就业言,倒也是个长时段的贡献)。

  ●胡适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想要在中国实现的“高文明”和“好政府”,到其离世之时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但正如天下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胡适相信的“自古成功在尝试”,到今天仍鼓励着后人前行。

  ●白话文成为现在通行的书面表述工具,不论是否喜欢,都已是相当时期里很难改变的既成事实了。这是一个至少以千年计的根本变化,任何一个运动能产生这样的结果,都是非同小可的。

  (下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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