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梦与知识人的软实力(2)

　　（上接B04版）

　　陈独秀的温和与胡适的激进

　　新京报：胡适与陈独秀的政治分野，似乎从新文化运动之初就埋下伏笔。胡适相对理性温和，陈独秀则是狂飙激进。因此，胡适继续游离于政治圈外，陈独秀则在苏联人的帮助下组党。你怎么看他们当时的选择？

　　罗志田：胡适温和而陈独秀激进，更多体现在待人接物之上，也体现在表述的用语和态度上，若从实际主张看，有时也不尽然。文学革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文学革命是一次表述方式的革命，而表述方式本身也决定了社会认知和历史记忆的形成。在一般认知和记忆中，胡适关于文学的提议从“革命”退向“改良”，比陈独秀更为“温和”。其实若回向原典，看看具体的主张，这一形象大可再做分析。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具体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及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新京报：因此，两人的主张也不同。

　　罗志田：是的。对比两人的主张，胡适提出的“八条”，就有六条是否定；而陈提出的“三大主义”，则一一都有推倒和建设的两面。在胡适自己的记忆里，他一开始提出的是完全否定的“八不主义”。后来感到那些主张都“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面着想的”，回国后“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做了肯定的口气”，化为四条“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新主张，成为一种“建设的文学革命”。其实“一半消极、一半积极”正是陈独秀所提三大主义的特点，不幸很多后之研究者也和时人一样，仅从“革命”与“改良”的标志，就得出陈独秀比胡适更激烈的印象。

　　但陈独秀的主张虽温和，却好说硬话，明确摆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这样不容他人反对的立场，以及他平时不注意细行，便与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差异的影响非同小可。胡适1921年的日记曾说：外间传说陈独秀力劝他离婚而他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可知因人情的好恶而形成的“抑陈扬胡”现象，渊源甚早。

　　至于胡适游离于政治圈外和陈独秀组党从政，可能更多还是基于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与性格的关联不是很大。正如陈独秀1918年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时，人人都不能“装聋作哑”。他们两位都有议政从政的责任意识，胡适也有过组党的冲动，还差点参选“中华民国”总统。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胡适除了抗战时期担任大使，基本与实际政治擦肩而过，对他而言实是幸事。

　　再造文明之梦的迷津

　　新京报：在你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中，你认为，胡适对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持有长期的好感。而江勇振的胡适传记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辨析。江勇振认为，就民主体制和政治制度而言，胡适对美国的信念根深蒂固，苏联从来就不是他的选项。你怎么看？

　　罗志田：最近不止一个采访人对我提到江勇振的胡适传记，但我真要说声抱歉，尽管我研究的领域常不离胡适的影响，但已经很久没从事专门的胡适研究了。新出的材料我还大体关注，新的专书实在没时间看。怎样认识胡适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长期好感，可以见仁见智，也无妨继续辨析，这里无法展开详细的讨论。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后人看了再多材料，也不必就比当时的当事人更高明。

　　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说，对他个人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表述“应该有个公开忏悔”，这至少说明在此之前胡适对此表示沉默。后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胡适也或婉转或直接地表明他早已转变。但这转变显然不甚为人所知，否则就不必有后来的忏悔了。

　　胡适当年到苏俄后发表了一些完全可以称得上“亲苏俄”的看法，我们怎样解读关系不大，但他不少朋友当时就很不满意，私下几乎对他群起而攻之。任鸿隽甚至明言：“现时俄国式的劳农专制，正与美国式‘德谟克拉西’决胜于世界的政治舞台”。而胡适的言说似有偏向，“国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也就在这一点”。至少在任鸿隽等朋友看来，胡适“赞成苏俄的论调”等于实际站在了与美国体制竞争中的苏俄一边。这些朋友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他们的观感不容忽视。

　　年轻的激进与暮年的文德

　　新京报：你在书中强调，胡适身上也有激进的一面。

　　罗志田：是的，这一点我们不要忽略，他在1934年说：“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我们试想想那些为排满革命而死的许多志士，那些为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前两年中在上海在长城一带为抗日卫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这无数的革命青年慷慨献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

　　胡适曾说过：“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他在1934年又提醒那些“没有信心的老革命党”说：“你们要革命，现在革命做到了这二十年的空前大进步，你们反不认得它了。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胡适并告诉世人：“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何况改造一个国家，何况改造一个文化？”

　　我在书中说：“恰因不甚赞同正在仿效苏俄方式的国民党和中共路径，他才产生出自己‘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并组织政党的想法，希望走出一条包容美国政治方式和苏俄社会政策的实干之路。”或许我说得太克制了一些，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别的途径也可能是胡适可以接受的选项。

　　新京报：《新月》时期的胡适，是其一生中最具斗争精神和批判锋芒的时候，在吴国桢事件以及“《自由中国》”事件中，胡适却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暮气。但是，你在书中一概以“诤友”论之。这一部分我感觉尤其欠缺说服力和解释力。为什么你会采用这种阐释方式？

　　罗志田：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我理解并尊重您的感觉。大体上，我在书中就是说事情，谈不上什么“阐释方式”。至于胡适是不是“诤友”，或许看看同一时段蒋介石日记中对胡适的不满就可以有所了解。能使掌权的独裁领袖如此不高兴的，或许不仅是老年人的暮气；反过来，一位老年人的暮气也能使掌权的独裁领袖如此不爽，则其不怒而威的力量，或也可见一斑。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文德”（power of culture）吧。

　　●胡适温和而陈独秀激进，更多体现在待人接物之上，也体现在表述的用语和态度上，若从实际主张看，有时也不尽然。在一般认知和记忆中，胡适关于文学的提议从“革命”退向“改良”，比陈独秀更为“温和”。

　　●陈独秀的主张虽温和，却好说硬话，明确摆出“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这样不容他人反对的立场，以及他平时不注意细行，便与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形成鲜明的对比。

　　●晚年胡适也能使掌权的独裁领袖蒋介石不爽，则其不怒而威的力量，或也可见一斑。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