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赫 书写会继续，但小说这种方式该结束了

　　写作态度

　　写一部“结束”的小说

　　新京报：我读小说过程中的第一个感触就是，你为什么会对小说这个文类寄予这么大的雄心？

　　康赫：我既喜欢巴尔扎克，也喜欢《史记》，乔伊斯的工作是坚固内心，你如何把外部的文字和内部的文字合在一起，这是非常困难的。书写会继续下去，但是小说这种方式应该结束了，在这种情绪里面，我认为应该写一部“结束”的小说，结束应该有结束的样子。

　　新京报：是什么样子呢？

　　康赫：这个时代有它的特性，它是零碎的，这个小说也有零碎的东西，看上去一小块一小块的，小块小块组成一个流动的大块。其实读的时候还是像微博一样，博客一样，没有那么大的负担。麻烦就是用一种零碎的形式来组成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不希望是一个固定的宏伟主题，唯一的主题就是人，我不想像传统小说那样有一个强大的主题，所有都笼罩在下面。

　　所以我希望它能够出现一个非常自由的面貌，这个小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一个作者完成的状态，它还能往里加，也是在这个层面，我接受它的未完成状态。它保持了这个时代更开放性的东西，这是比较有趣的，它不是严丝合缝的，不能完全合拢。这个小说和别的不太一样的是，它一切都是裸露的。

　　新京报：这也是你对小说的写作持的看法？

　　康赫：我认为小说差不多真的要消亡了，没有意义，意义都消亡了，小说本身也可以换个时代了。写作肯定可以继续下去，但不一定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新京报：“新小说”那时候也说“小说死了”。

　　康赫：“新小说”说小说死了，是标举自己和之前的小说传统整个断裂，另起炉灶，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小说，“新小说”是一种非常冷漠或者是刻意冷漠的艺术。西方小说这种太多了，对我来说这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差距太大了，基本上是个大倒退，没什么新意可言。我这个小说根本上不是一个新小说，这是非常古典的小说。

　　写作韵味

　　如《史记》一般古典

　　新京报：为什么说《人类学》是古典的小说？

　　康赫：因为实际上它和《史记》有很大关系，《史记》写了一些国家，列传里面写了一些个人。《人类学》完整地看无非是人的传记，大的方面来讲没有说要和小说史隔断的。《人类学》阅读起来给人感觉是一个前卫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史记》一样古典的东西。我觉得它无非是把我热爱的作家、热爱的文学完全融了一遍，然后加入我自己的语言。我要做的无非是把巴尔扎克式的东西和乔伊斯式的内心的东西融合起来，然后保持司马迁那种对世界的态度，这是基本的一个工作。

　　新京报：司马迁对世界的态度概括起来是什么样的？

　　康赫：哲学上来说是非常接近现象学的那种态度。从电影来举例，非常接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世界在司马迁面前呈现的是一种涌动的状态，他当然是一个旁观的人，因为他是史家，但是他是世界的一部分，什么人都跟他有关系，其实他都有态度，只是他的态度不是要去左右他们命运的态度。所以他会用自己的态度去写屈原、贾谊和他自己。那都是涌过来的，不是说一定要保持固定的距离。这个世界跟他的关系非常自由，可以随时观察我和它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告诉你一个人不可能割裂地看一个东西，告诉你我是在场的，这个在场影响到我对文字出现的态度，以及文字的状况。

　　新京报：你为什么这么推崇司马迁？

　　康赫：我一直觉得《史记》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你再好也就那样了。司马迁能够打动我，支持我的小说。司马迁那种写作态度，看似客观，但充满热忱。你很难找到一种状态：既充满热忱和参与欲，同时又中立克制。这种伟大作家都有一个特质，随时会有一个物体或人会涌现到他面前，然后充满热忱地去写它，但是又用一种看似中立的立场。

　　新京报：这些年你做戏剧对写小说有什么影响？

　　康赫：有作用，就是突然在创作里多了一个层次，就是戏剧的问题。戏剧本来就是文学传统，但是大家似乎忘掉了这一点。其实写作戏剧是作家的天职，但是今天的作家也不写戏了。我还在北大新青年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必须做戏剧了。《斯巴达》里有些文体已经是戏剧了，但在《人类学》这里面出现得更自然。

　　《斯巴达》是1997年写完的，出版是2003年。这书很绝望，几家出版社都要出，但最后都出不了，说太灰暗了。那时候说既然出不了那就大家搞个朗诵会吧！秦晓宇出了钱印了海报，成婴出了五千块钱排练，那时候跟现在真是不一样了，九十年代的世界是有点绝望，但没有现在这么灰暗。里面有些人身上都还有些英雄气质。现在把这些人拉起来连续排练，在小餐馆里面讨论，怎么可能？那时候排练没有钱，顶多出点打车费，知道我没钱朋友还买书呢，拿了两只灯过来。马骅很焦虑，为了朗诵巴尔扎克，觉得自己气不够。后来人找不到，修炼去了，晚上突然又出现，状态还不错。现在大家都有事，都在忙挣钱。

　　九十年代初，大家兴冲冲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涌进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那时候到圆明园，大家在吃面条，白菜一锅，电热炉烧着，十来个人，大家有饭一起吃。我一直关注九十年代，一直记录九十年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肌理比现在有趣多了，现在感觉一抹平。

　　写作身份

　　没有一个作家的样子

　　新京报：小说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太不符合现在的出版物惯例了，怎么考虑的呢？

　　康赫：我觉得就让它这样吧，从主人公那种独立的态度来说，找一个名家来写前言或者后记，这和小说的哲学是不符的，让书里的人物来写倒是可以的。所以和编辑商量，就不写了。从小说主人公来说，他不愿意自己依附于任何其他的态度，如果小说是这样写出来的，突然又回到了一个世俗的普通格局里面来了，那给别人什么希望，那没有任何希望了，本来世界已经很灰暗了。一方面你自己批判这个，或者观察这个，一方面你自己又在实践这个，这个太奇怪了。

　　新京报：那如果就这样不为人知，埋没了呢？

　　康赫：那就是它自己的命运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轨迹。我现在变得轻松一点，原来是要用自己的存款把这个书写完，现在写完了。更无所谓了。我的写作带来的收益非常非常少，我以前也这样，通过其他地方挣钱养活写作，你想，之前《斯巴达》的稿费才一万两千块钱。这个是没有负担的。

　　新京报：和写作《斯巴达》时候比，现在创作有变化吗？你现在对自己创作者身份的设定是什么？

　　康赫：这本更加投入、用心，更多积累，更彻底，也更庞杂一些。还有一个，本身来说我都不想说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因为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帮我一起做采访，帮我做记录，有的记录是别人帮我做。有点像戏剧，说是我的作品，但实际上很多人在演。很多人的工作。

　　其实我不像一个作家，也没有固定时间，也就两本作品，很短时间写出来，其实算很短时间了。然后也就不写了，也没有定期在杂志上发，但对我来说是个非常自然的状态，我没有一个作家的样子，作家要维持一个量，我挺像个业余工作者的，想写一个东西就突然投入，然后又干别的去了，就是不伦不类的状态，不归类，这个是我喜欢的。把我归为作家？我身边没有作家朋友，别的小说家的作品我也不看。说我作家不太像，说我艺术家也不太像。我愿意自己活着，随时跟着我的热情去创作，不愿意像个死人那样去工作。

　　其实对待创作这件事，我是很严肃的。有时候看我微博上胡说八道吧，我最讨厌装腔作势，谁谁谁在文学史上有新的身份，我才不管呢！说我是中国的波拉尼奥，波拉尼奥是谁我不关心，作家我也读得不全，连不起来，我只挑自己喜欢的作家，我有我自己的文学史。

　　我一直记录九十年代，我觉得那个时代的肌理比现在有趣多了,现在感觉一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