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温情的历史写作是不够的

　　湖北作者张在军致力于民国教育史暨人物研究写作近十年，已出版“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系列著作多本。近日，其《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一书面世。本书首次全景再现民国五大名校之一武汉大学抗战西迁往事，全书以西迁至回返为主线，全面记述抗战时期武汉大学从珞珈山流亡四川乐山的人和事。展现了武大师生的日常教学科研和衣食住行和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立志为学的事迹与精神风骨，反映了老武大人的炼狱与辉煌，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传。然而，在书评人张书克看来，仅有温情的历史写作是不够的，有时候，写作者更需要理性与客观。

　　阅读《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以下简称《乐山》）的同时，我重读了《巨流河》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相关内容。1943年至1946年，齐邦媛在乐山武汉大学度过了3年大学岁月，因而在自己文学性的自传中给这段时光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乐山》的作者张在军则是武汉大学在乐山时期那段历史的热心研究者，他多方收集资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齐邦媛和张在军，一个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一个是那段历史的追慕者，他们的历史书写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想，把《乐山》和《巨流河》进行一番对比阅读不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轻与重

　　记得三四年前读《巨流河》时，心情颇为沉重，有些段落反复读了好几次。这次重读，心情依旧。不过，我在阅读《乐山》一书时，心情要轻松得多。

　　《巨流河》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沉甸甸的感觉？因为，书中就是我们先辈那一代沉甸甸的生活本身：他们的亡国之恨、毁家之痛；他们的希望和失望；他们的苦难和理想；他们的幸福和哀愁。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恐怕还是如何把握历史人物的动机和心理，追索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历史书写如果能够捕捉到历史人物的“心”，自然就厚重起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另外，《巨流河》沉甸甸的力量还体现在它对细节的把握上。比如，书中提到，1946年4月，即将离开乐山之前，齐邦媛和电机系四年级学生俞同学在乐山附近的林中听鸟鸣。俞同学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了下来。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在试音，在定调，各自竞说着生命的不休以及随着生命而来的友情与爱情，受苦与救赎。（《巨流河》，第151页）这种天籁之音带来的生命体验、历史现场感让我激动不已。

　　相对而言，《乐山》的作者收集资料甚勤，史料甚多。不过，繁多的史料有时候也会遮蔽作者的慧眼。《乐山》一书只是简单罗列史料，未能充分把握前人的情感世界，未能充分挖掘历史中的细节，自然无法使读者感同身受。另外，从书名来看，作者着意的，是乐山时期武汉大学的人与事，自然应该以“地”为中心来展开故事。遗憾的是，有很多章节（比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缺乏地域性，未能突出乐山的地方特点，未能很好地把握人与地的关系，有一些可以舍弃的史料未能割爱，使我们只见武汉大学，不见乐山。这样的历史书写未免有点平淡，有点轻飘，不接地气。

　　“隔”与“蔽”

　　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的视角当然不同。前者被自身的活动场域限定，只能从自身的视角去观察历史、复述历史。因而，他所看见的历史是有限的，他无法超出自身视角的限制，去获取更全面的历史事实。这种缺陷，可以称之为“蔽”。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巨流河》中，齐邦媛完全从私人的视角去讲述那段故事：她遇到的良师益友，她感受到的英诗之美，她受到的“前进分子”的伤害，她经历的情感波澜，她听到的林中天籁。这些故事都很真切。不过，我们无法从《巨流河》中获取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全面的历史信息。

　　相对而言，作为后人的历史研究者可以完全不受视角的限制，是一种近乎全知的视角。因而，《乐山》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近乎全面的历史资料：武汉大学是如何西迁的？又是如何复员的？它的校长怎样？各个学院如何？有哪些教授？这些教授经济状况如何？学生学业如何？有什么课外活动？等等。

　　相对于“蔽”来说，后人的历史书写更容易犯“隔”的毛病，所谓“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王国维论诗词，有“隔”与“不隔”之说。其实，对于历史书写来说，也有“隔”与“不隔”之分。如果只是堆积史料，或者只是对史料进行简单的分门别类，写成流水账那样的账簿，读者难免会有“隔”的感觉，会认为这种历史书写过于肤浅、表面和平庸，无法深入到历史的幽深处，无法捕捉到历史的真实。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读《乐山》，感到武汉大学学生之间似乎亲密无间、其乐融融。我想这未必合乎历史真实，至少也是不全面的。其实，《巨流河》中就有“前进分子”和“落后青年”之间对待一些事情的不同态度。（参见《巨流河》，第122-125页）在这些资料底下，也许埋藏着值得挖掘的历史真实。根据《乐山》一书的注释，该书作者是读过《巨流河》的，只是对这些资料似乎并不重视。《乐山》中引钱歌川的话，说“武汉大学人事复杂”，是“是非之地”。（《乐山》，第206页）也许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在我看来，《乐山》的作者过于眩惑于武汉大学表面的光华了。这其实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对历史的仰视足以把我们隔绝在真实的历史之外，使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的内层。一个名校当然有它光荣的历史，当然有它的名师榜、院士榜。不过，这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复杂多面的。如果只是罗列一下本校的名师、院士，他们都有什么成就，这样做毕竟和真实的历史隔着相当远的距离。在名师和院士之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人与事，还有很多小人物。《乐山》和《巨流河》都提到了女生宿舍传达室的校工老姚。在《乐山》中，老姚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说他那里出售的五香花生米香脆可口，一次说他机智地救助左派青年（《乐山》，第246页，第266-267页）。《巨流河》中提到老姚的次数更多。（《巨流河》，第102页，第104页，第106页，第143页，第155-156页）在齐邦媛笔下，老姚是一个有情有义、可亲可敬的人。是他，把张大飞的每一封信交到了齐邦媛手里；是他，见证了信潮的突然停止；是他，应男生之请，把女生“喊”到宿舍之外。老姚近乎全知全能，他对女生和女生宿舍几乎无所不知，“简直是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厉害人物”。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如果《乐山》一书以老姚为视角，会是什么样子呢？

　　史与文

　　武汉大学时期，齐邦媛读的是外文系。她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因而《巨流河》写得颇有文采，既是历史著作（“史”），同时也是文学作品（“文”）。相对来说，《乐山》在文学方面的价值要逊色许多。

　　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其实主要的还不是指文采，还不是说要增加史学著作的可读性。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想要重新建构历史的真实，恐怕尤其需要文学的洞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或者说得更玄一点，尤其需要文学的品位。（杨振宁说：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是品位。其实各个学科无不如此）在我看来，《巨流河》其实给历史书写提出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历史研究者究竟能不能像文学家那样把握到历史的真实面相和深层隐私？究竟能不能洞幽烛微、明察秋毫？如果不能的话，历史研究者写出来的历史著作和论文其实距离历史真实很远。也许可以说，齐邦媛、王鼎钧的文学作品比堆积史料的历史类著作和论文距离历史真实更近，更称得上是历史著作。至于粗枝大叶、枯燥无味、官样文章似的历史著作、学术论文，不仅没有文学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多少史学价值。

　　如果说，作诗需要“功夫在诗外”。历史研究的许多工夫恐怕还需要下在史料之外。仅仅堆积史料的历史著作其实距离历史现场很远很远。

　　□张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