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危机的象征意义

　　哲学能否指导政治，在政治中实现自身？

　　它是政治的婢女，还是昂首走在前面引领方向的女王？

　　哲学家遇到政治、介入政治，会有何种表现？

　　政治家对哲学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又会导致何种后果？

　　哲学与政治，二者间是何种关系？

　　当代美国学者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的《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以纳粹德国时期哲学与政治互动的状况为例，对此类问题就行了探讨。

　　半数哲学家加入纳粹党

　　在西方思想史上，两个事件标志着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勾连。一个是古希腊城邦时代苏格拉底之死，一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暧昧合作。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广场或集市上与青年人交谈，讽刺那些宣称拥有知识的人，又不时批评暴政，以不断追问的方式对秩序的根基进行反思。最后，他在七十多岁时被雅典的公民大会投票以不敬神、毒害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海德格尔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担任纳粹统治时期的学术要职，为民族社会主义与帝国元首希特勒唱赞歌，并以其学术为纳粹意识形态提供哲学基础，给坏政权披上思想与学术的外衣。等到“二战”结束德国战败，则不免受到世人的嘲讽。而海德格尔拒绝公开道歉，他以沉默来应对人们对他在第三帝国时期谄媚之举的指责。苏格拉底之死引起的是人们的同情与赞赏，海德格尔的苟活、拒不认罪则让人不屑。汉斯·斯鲁格所谓“海德格尔的危机”，说的正是哲学家在政治现实面前迷失方向或投机阿谀而引出的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海德格尔在1933年做了一个决定：拥抱纳粹，传播当时的“正能量”，积极响应伟大元首的号召。他在1933年5月27日弗赖堡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了演讲。斯鲁格写道：1933年海德格尔的政治活动，甚至所有德国哲学家的政治活动都在海德格尔继任弗赖堡大学校长这一时刻象征性地被刻画下来。

　　海德格尔在布置有多面纳粹旗帜的礼堂，面向大学生们畅谈国家的新方向以及哲学及大学在纳粹运动中的位置。他憧憬一个在希特勒领导下复兴的伟大德国。自认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宣称从今以后哲学与政治将融为一体。

　　讲演结束后，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表态：

　　“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新领袖。他的旗帜正飘扬在德意志的上空，向世界宣告德国劳动者的成就、运动的胜利，我们身属其中，未来属于我们。这些事实之后，是我们的任务，领袖和人民嘱托我们完成它们，它们将在历史和德意志未来面前得到公正的评价……”

　　积极拥护新政权的哲学家并非海德格尔一人。纳粹成功当权，让很多哲学家由保持距离转为积极支持、介入。那个时候加入纳粹党对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甚至是必要的事情。到1940年，德国几乎半数的哲学家，均加入了纳粹党。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说明仍有半数的哲学家没有入党，可见入党绝非强制。

　　哲学家们不仅行动上做出入党的决定，不少哲学家事实上试图使他们的哲学成为第三帝国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哲学与政治在特殊的时期表现出特殊的互动。

　　极端民族主义的崛起

　　斯鲁格认为，危机、民族（或种族）、领导、秩序四个概念，可以看作连接哲学思考与政治事务的桥梁。海德格尔说，永不间断的精神使命迫使德国人塑造自己的历史。德国处在世界的中心，遭遇到了最严峻的压力。德国要在俄国与美国的夹击中生存。海德格尔告诉学生：希特勒就是我们的法律。须知海德格尔历来反感民主、反感竞争性政治体制。

　　不过，对斯鲁格来讲，海德格尔的表现只是一个标记，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思想界的状况。因此，全书只是在第一章与最后一章涉及海德格尔。正文八章，描绘的是那时哲学与政治互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从费希特那里开始的。费希特1807年在柏林对德国市民连续发表十四次演说。当时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柏林。费希特深感危机沉重，他认为政治上的危机根本上是哲学的，他坚信精神领导的重要性，并认为自己正是那个执掌精神领导地位的哲人。凡事总要有个带头的，是的，那就让我成为那个第一个！费希特主张，危机面前，需对全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费希特宣称，德意志民族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了，然而在文化上却是优越的，不可战胜的，因为德意志保留着原始的精神，它有自己的活的语言，不像法国和西班牙已受拉丁文化的腐蚀。费希特号召德国人要振作起来，推翻法国人的统治。斯鲁格说，在1933年海德格尔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精神的再次迸发。

　　费希特之外，还有尼采。纳粹哲学家从尼采、费希特那里寻找知识传统上的先驱。尼采甚至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最终源泉。他的《悲剧的诞生》成了纳粹时期广受引证的文本。不过，尼采与费希特代表的是两个对抗的知识团体。如斯鲁格所言：“费希特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普遍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价值王国，激进的尼采主义者则宣称这种学说是对现世的虚无化否定。”后来，希特勒为了政治宣传之需，曾专门拍摄了站在尼采半身像前作沉思状的照片。然而希特勒并不熟悉尼采，他喜欢阅读的其实是叔本华。

　　然而，真正的危机意识是从“一战”以后开始出现的。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与德国战败密切相联系。德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从那时开始发生突变。一批哲学家大谈德国的特殊性，大谈危机与斗争、共同体以及领袖。

　　以1917年布鲁诺·鲍赫（Bruno Bauch）成立的德国哲学学会为例。它在1933年以前即是由偏狭的民族主义所主导。它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阐明与众不同的德国人特性，确定德国人民的身份以及德国在世界上的使命。什么是德国人？如何创造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哲学？如何建立德国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发展出德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德国人特殊性的强调，最终与种族论混合在一起。在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种族主义被用来支持德国人是特选民族的信念。犹太人则是最典型的“非德国人”。

　　运动不需要哲学家

　　有一个叫马克斯·冯特（Max Wundt）的人，1879年出生，1907年后曾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耶拿大学、图宾根大学教书，研究过柏拉图、费希特。他试图对什么是德国人的特性作出哲学的界定。他狂热支持种族主义，支持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他宣称只有在“伟大的时代，人民中才有伟大的领袖产生。”他号召德国人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元首的理念必须渗透进我们全部的公共生活。”让我们相信这个元首是负责的，他只需对上帝负责。“二战”结束以后，他被禁止教书。

　　政治运动的中心原则是行动。这与哲学家的沉思生活格格不入。事实上，运动不需要哲学家。无论你是纳粹的哲学家，还是其他派别的哲学家。海德格尔那时曾宣称哲学要有所作为，不能只是搞批判，还要给新的时代设立尺度，然而，这种想法不过是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纳粹所谓的“世界观”，教导人们如何想问题，它是直观的、简单的、明确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教条。在这种自我声称为唯一正确的、官方宣传的世界观面前，农民和家庭主妇与渊博的哲学教授并没有区别。

　　纳粹时期哲学与政治的联手，结局是什么呢？追求所谓德国人的特殊性，宣扬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号召德国人在伟大运动中再生，向元首表忠心唱颂歌，不过证明了哲学界全面的道德崩溃。哲人的此种行为，或许可以得到后人的宽恕，但毕竟不是光彩之事。海德格尔虽从不公开认错，却私下流露出自己的羞愧。“二战”以后，海德格尔彻底远离政治，不谈政治，全无以前在运动中激扬文字时的热情。

　　让我们再次回到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是政治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还是政治行动的指南？哲学与政治注定存在张力、冲突，还是可以很好地协作？斯鲁格说：对此类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公式化的答案。因为政治，并非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关系，它涉及的是某种网络状的东西。而哲学也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与主张。哲学家走出书房到政治的浪潮中做弄潮儿不可取，消极地关起门来对政治现实毫不关心，也不是出路。哲学与政治或可在多个层次上，以多种方式进行互动。

　　斯鲁格著作展现出的纳粹德国时期哲学家与政治那种危险的经历，可以引发很多思考。海德格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有政治污点的哲学家。重返那个时代并非为了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判，只是因为我们仍然相信，过去的经验多少能够照亮当下人们前面的路。

　　□陈伟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