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不被禁锢的头脑

　　“为什么一直等到现在？”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小说《蟹行》的开头这样追问。为什么不愿意忍受记忆逐渐黯然失色？为什么要在滋润的当下生活中一再地、充满违和感地揭开历史的伤疤？这是我阅读格拉斯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许多部漫长的小说中，我都能感受到格拉斯的写作所携带的紧迫感和隐忍感，虽然这种力量是深藏不露的，从表面上看，他的文字铺张而放肆、自由而愉悦。不过，他并不相信文字只是用来浪费和消费的。尽管他一再声称作家是不可靠的见证者，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历史记忆的揭示和重塑。

　　二战废墟中的“铁皮”音质

　　格拉斯是在二战后的废墟中成长起来的一名德国作家。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二战给人们所带来的荒芜感。伯尔等人的“废墟文学”除了龟缩在文学史的某个角落，已经很少在书店的醒目位置占据一席之地。战后的德国，用格拉斯《相聚在特尔格特》中的描述来说，到处是如此这般的景象：“城乡迭遭破坏，蔓草盈野，满目荒凉，鼠疫肆虐，民众流离失所，更兼条条道路极不安全。”尽管这段话是用来描述德国的“三十年战争”的，然而正如拉什迪在《君特·格拉斯》一文所说的，二战是一场规模巨大得多的“三十年战争”，这两场战争后的德国的景象是相近的，“一无所见，唯有瓦砾。”

　　这是我的帽子，

　　这是我的大衣，

　　这里，我的修面用具，

　　在我的亚麻布袋里。

　　这是食品罐头：

　　我的盘子，我的杯子，

　　我在白铁皮上

　　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刻在这里，

　　用这根昂贵的钉子，

　　我将它藏匿，

　　避开贪婪的目光。

　　写下这三节诗的是与格拉斯同属“四七社”的诗人君特·艾希，这另一个君特与格拉斯一样曾经因二战时入伍而被囚禁在美军俘虏营。战后的废墟加上俘虏营的恶劣条件大概在两个君特内心铭刻下了极度的匮乏感。对他们而言，写作也许就是慰藉这种匮乏的药剂，不过更为重要的，写作是自我确认的途径，就像艾希在白铁皮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创作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侏儒奥斯卡·马策拉特，他一直敲打着那只铁皮鼓，犹如一个反讽的存在，他的每一次敲击都像是在铭刻自己的存在。两个艾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铁皮”（Blech）用以铭刻二十世纪触目惊心的晦暗历史和个人存在，“铁皮”这种金属足以传达格拉斯文字的坚硬质地以及具有不和谐感的音质。

　　格拉斯是一位向历史记忆频频回顾的作家，尽管他自我认属的精神导师是德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尤其欣赏德布林的长篇小说《山，海与巨人》。所不同的是，德布林的小说不动声色地批判了未来的乌托邦——一个技术统治世界而没有作家的世界；格拉斯的笔同样警惕技术对世界的全面统治，他甚至认为，奥斯威辛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从没有一场大屠杀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么积极地采用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有计划、那么富有成效，然而格拉斯的笔并没有伸向反乌托邦的丛林，而是刺入了被逐渐遗忘的历史记忆。从《铁皮鼓》到《剥洋葱》，他在文字中的目光总是向着过去凝注，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听到的最多的是记忆的回声——不过，《母鼠》是一个例外，它在格拉斯的作品谱系中创造了一种未来型叙述，像是对德布林的致敬。

　　让德语摆脱纳粹的教化

　　除了德布林，格拉斯还有许多精神上的导师：塞万提斯、拉伯雷、多斯·帕索斯、托马斯·沃尔夫等等。从他们身上，他习得了驾驭庞大现实的视野以及自由地变形语言的能力。他不愿意移情于废墟和伤痕，更不愿意移情于战后的德语。他认为，与现实的废墟相比较，德语的废墟更为触目惊心。纳粹从根本上摧毁了德语，致使战后的德语变得支离破碎、极度贫乏，更致命的是，就像拉什迪在《论君特·格拉斯》中说过的，德语是“一种恶魔在其中找到如此动听的声音的语言，一定是危险的语言。”这一点使格拉斯这样的二战后作家蒙羞。在如此情形下，语言的重建就成了降临到战后一代作家肩上的迫切任务，格拉斯想要做的是，让德语摆脱纳粹的教化，重获审慎的判断力，或者如拉什迪所说，“要重新发明德国语言，要把它撕碎、扯下中毒的部分，再把它缝合起来”。

　　“结束之后即是词语”。拉什迪在另一篇《君特·格拉斯》中如是说。作家的所有抱负首先浸透在语言的工作之中。格拉斯在德语中创造了一种清醒的声音，他试图借此剥离二十世纪德语的意识形态痂层。乔治·斯坦纳在《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中富于激情地写道，“格拉斯开始撕裂或融合词语。他把词语、方言、习语、陈词、标语、双关和引语统统倒进熔炉，生产出火热的熔浆。

　　格拉斯小说有一种滂沱的黏液力量，充满了瓦砾和刺鼻的碎片。”这样的语言时刻拨动着战后德国读者们的阅读神经，使二战后的德国读者从意识形态的幻梦中惊醒，格拉斯的小说具有一种“唤醒历史的必不可少的莽撞。”格拉斯尤其推崇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视其为家庭常备药，米沃什在这本书里清醒地描绘了如何持续不断地对抗意识形态的诱惑，就像格拉斯自己所做的，通过反叛当下而参与当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语言的重建中，格拉斯还批判了在二战后极为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狗年月》中就有一部分是对海德格尔术语的戏仿。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海德格尔哲学语言的缠绕、混沌和周而复始使格拉斯产生了反感，这样的语言从另一个方面遮蔽了历史记忆的可怕内核，从而使对历史记忆的揭示成为虚妄之事。

　　乔治·斯坦纳在《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中写道，“格拉斯知道，德国高傲晦涩的哲学话语对德国精神的伤害有多深，对德国人清晰思维和言说的能力的伤害有多深。格拉斯就像捏住了德语词典的喉咙，想把德语旧词中的谎言和假话统统掐死，想用笑声和谐谑来清洗它们，使它们焕然一新。”不来梅广播电台文学部主管哈罗·齐默尔曼在《忧思之光》中进一步指出，格拉斯所创造的“陌生化的艺术形象都是为了反对海德格尔可怕的语言的……反对对‘存在’的絮叨……从对存在的絮叨中，人们能察觉到‘与人民血肉相连’这种阴魂不散的纳粹神话。”

　　事实上，终其一生，格拉斯都在反思德国历史所催生的纳粹主义以及使一个民族走向封闭而暴烈的民族主义。

　　剥开记忆的洋葱,将晦暗的记忆挖出来暴晒

　　遗忘总是来得那么迅速。西德的经济腾飞和货币改革使阿登纳政府可以轻松地宣称，二战已经过去了，纳粹的罪行一去不复返了，令人不堪的记忆不再与当下的人们相关。格拉斯的顽固在于，他从不放弃将晦暗的记忆一再地挖掘出来在当下暴晒。直到2002年，他还写出了《蟹行》这样激烈的小说，将人们再一次带向“古斯特洛夫号”难民船被苏联击沉的惨烈海难，并且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新纳粹主义依然游荡在德国的大地上。

　　对我而言，格拉斯是一名具有非凡勇气的作家，当然他缠绕着真实的历史气息的文体在战后德国作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他在《铁皮鼓》中写过一个叫做“洋葱地窖”的酒馆，这个酒馆让人们面对面坐下来剥洋葱，在泪水的流溢中，让客人们重新体验历史的痛楚。格拉斯写道，“我们这个世纪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尽管处处有那么多的苦痛。”不过，洋葱在这里并不是一种净化剂，而是一颗炸开板结的记忆地层的炸弹。“洋葱地窖”里的眼泪是反讽性的，格拉斯借此讥讽了二十世纪的人们对于苦难的无动于衷和遗忘。他的小说一直竭尽全力地将失忆的人们拖入到记忆的巨大漩涡之中。

　　格拉斯一再地剥开记忆的洋葱，在泪水中暴露出那些触目惊心的历史事件，尽管他很少直接书写历史事件，它们作为气氛，其存在是一些挥之不去的幽灵。事实上，格拉斯晚年的自传回忆录就叫做《剥洋葱》。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格拉斯所书写的并非是那种哭哭滴滴的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在见证与愉悦之间不断缠绕的文学。他在和哈罗·齐默尔曼的对谈中说过，他的追求在于“能把诙谐从事物当中发展出来”。总而言之，读格拉斯的小说，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历史记忆所带来的重负，更有一门自由的语言被重新发明出来之后所产生的快乐。□胡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