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中的铁皮鼓(1)

　　请想象40多年前的一个情景：那是1970年或是1971年的某天，东柏林的一所中学里，一个用《新德国》报纸包裹的小纸包被偷着塞到一名教师手中，后者在接到书后，很快将其藏进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等到躲开了周围人的视线，他才小心地将这个纸包打开，里面的东西看似并不危险，它不会燃烧，没有爆炸性，更不是剧毒，但对他所生活的东德，这却是最危险的危险品：它是一本书，确切地说，是西德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

　　德国与日本：危险的国家

　　实际上，不仅仅《铁皮鼓》本身在东德是禁书，就连书籍的作者本人君特·格拉斯，也是被禁止的对象，在东德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他被形容为无产阶级民主德国的“敌对分子”。东德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将他称为“螺钉”，只要他的身影出现在东德，就会受到当局的秘密监视。超过2400页的斯塔西档案显示，君特·格拉斯在东德的许多文化圈的“朋友”都是斯塔西的耳目线人，定期向秘密警察上报格拉斯的一举一动。而这个建立监视和告密之下的荒诞社会，正是私下阅读《铁皮鼓》的东德读者的生活常态。

　　所以，当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民众自然欢呼雀跃。一切看起来尽善尽美，但其中却迸出不和谐的音符，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鼓点竟然恰恰来自于君特·格拉斯本人的铁皮鼓，就像他笔下的奥斯卡一样，格拉斯不仅拒绝加入到举国欢庆的盛大集会之中，更用他的笔对这个围墙倒塌后的国家旁敲侧击，公开声称东德应当继续保持独立，而不是如此急迫地拥抱西方。他将合并后的东德称为“一列无法停止，也不对任何信号作出回应的火车”，预言它“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1990年法兰克福书展的公开讨论中，君特·格拉斯对聚集在一起昏昏欲睡又感到愠怒的听众开始了他的批判布道：一个合并在一起的德国是危险的，“想想1939年的波兰，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个“由两个国家简化为一个国家的德国”令他感到恐惧，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有可能以自己的力量组织并实施有计划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和扩张战争。

　　与小说里不同，这次没有人跟着铁皮鼓的鼓点起舞，台下是一片礼貌而又尴尬的沉默。

　　但应和的声音并非不存在，最近的一个离格拉斯只有数码之遥。那是一个瘦削的中年人，他的名字叫大江健三郎，作为小说家的名声已经在日本如日中天。出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比君特·格拉斯小8岁，两人都可以算是战前的一代（二战），也都同时是战后的一代（一战前），君特·格拉斯和大江的童年时代都曾目睹炸弹从天而降，城市在火海中化为灰烬。两者战争时期的唯一区别是当时格拉斯已经足够大，可以拿起枪被推上战场，亲眼目睹前线的枪林弹雨，而大江直到战争结束只有十岁，还来不及被当成炮灰去送死。在1990年的这次会晤前，两者之间的人生轨迹也没有任何交集。

　　一个更具戏剧性的巧合事件是，就像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在东德被视为禁书，锁进“毒草柜”（东德人对官方专门封存禁书的地方的谑称），大江也因为《政治少年之死》而受到右翼组织以损害天皇尊严为名的政治攻击，迫使刊印该小说的《文学界》杂志社登出谢罪启事，而大江本人则被迫出亡欧洲。

　　几乎相同的成长经历和相近的受到政治迫害的遭际，使大江健三郎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君特·格拉斯所说的一切，包括格拉斯被他的同胞斥为“卖国贼”的两德不应合并的言论。而1990年这个时间也使他感触万千，不亚于前一年格拉斯目睹两德合并时的震惊与无奈。一如君特·格拉斯在两德统一之际试图以昔日纳粹德国的邪恶来警醒沉浸在统一喜悦中的国人，大江健三郎所担心的却是遗忘，随着一个死去亡灵而被一起埋葬的记忆。

　　1989年德国为东德的极权制度举行的葬礼盛大而欢愉，而在日本，1989年的葬礼却是庄严肃穆的，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闭了色彩斑斓的霓虹灯，电视台里的新闻播报员脸上也挂着哀戚的神色——昭和天皇裕仁在这一年去世，或者按官方媒体正式的说法是“驾崩”。正是在这位天皇的治下，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战争时代，这场战争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被称为“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但天皇的死亡是如此的漫长而复杂，以至于从终战日到昭和天皇去世，人们又度过了44年的时光，足够战后的两代人成长起来并且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这代人与大江健三郎的一代完全不同，战争对他们来说不是脑海里的记忆，而是书本上的历史，即使是出生在1945年的一代，目之所及，也是被盟军炸弹摧毁的城市，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废墟。

　　而现在，在日本，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受害者，这些记忆都随着横跨从战争时代到和平时代的昭和天皇去世而告一段落。就像两德统一被认为开始了德国的新纪元一样，昭和天皇的去世也应当成为一个契机，或者按照某位右翼历史学家的话说，叫“放下过去，憧憬未来”。

　　但君特·格拉斯的演讲使坐在一旁的大江感到被遗忘的记忆正在暗中碾压现实，试图趁人们松懈之际找到缺口进去，借机还魂。如果说统一之后的两德有可能会重新踏上过去纳粹德国的老路，那么罹患遗忘症的日本会不会在过去幽灵的引诱下不自觉地踏上昭和初期的战争之路呢？

　　“日本也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当格拉斯话音未落时，大江就神情肃穆地点头表示赞同：日本从来不曾直面它所犯下的罪行，日本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想想日本在战争中所做过的一切，它的邪恶程度不亚于德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感同身受的赞成显然博得了格拉斯的认可，但却没有让格拉斯更满意：“是的，但德国也是一样的，两者无分轩轾，德国也是一样的。”但德国显然更糟，它在波兰所做的一切，它屠杀的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仇恨，这一切都远远胜过日本。而这句话又遭到大江温和的反驳——还是日本更糟些，想想它对北海道虾夷人的灭绝性驱逐，还有对朝鲜人的歧视，肯定是日本更坏。

　　大江与格拉斯后面的对话毫无疑问变成了一场展示自己国家缺点和邪恶的竞赛，双方都忙不迭地开列出一份罪恶清单，好来证明自己的国家坏过对方的国家，全然不顾下面的听众已经开始从椅子上挪动身体，准备走人。这些听众大部分是德国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欧洲人，大江所热切列举的日本罪行在他们听来无异于外星上的传奇——什么，南京大屠杀？南京在哪里？

　　万幸的是赶在大家退场之前，君特·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终于找到了一个达成一致的地方：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友谊是危险的，就像几天前三菱与奔驰达成的合作协议一样。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留着络腮胡子身材高大的格拉斯站起来，给了瘦小的大江健三郎一个德国式的“熊抱”，大江挣扎着从格拉斯厚重的躯体中挤出细长的双臂予以回应——这个德国人和这个日本人就以这种方式向台下的人宣告了一段漫长友谊的开始，而将这段友谊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他们对各自祖国曾犯下罪恶的彼此认同。

　　（下转B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