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中的铁皮鼓(2)

　　（上接B05版）

　　也许他们无法完全战胜这位强大的敌人，大江健三郎勉强坚持跑到了终点，2011年4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大江胜诉。但他无法改变日本向右翼倾斜的现实，无论这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君特·格拉斯则不得不中途退场了，他在今年的4月13日去世，不必再面对一个让他忧心忡忡的世界。

　　“平庸即罪恶”

　　“作为少年士兵，您曾目睹德国国防军的逃兵被吊死在大道旁的树上的情景。您的这些记忆深深地震撼了我。”在大江健三郎回国后致君特·格拉斯的信中，他如此写道：“您向他们勇敢的不服从表示了敬意，在普遍的人性观的水平上，您的这种态度会引起日本人的广泛共鸣。”

　　在吊死士兵这方面，大江健三郎有属于自己的版本，那是在他以儿时的回忆素材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芽打孩子》里，这部作品说的是战争末期，惧怕瘟疫的大人们逃离了山村，而一群随少年感化院疏散到山村里的孩子却保卫了它，在山村的保卫者中，包括一名从前线逃回的逃兵。但当大人们回来时，这名逃兵却被“残忍地杀害了”。

　　大江在心中将这一战争记忆称为“年幼的我所承受的恐怖”，从“至高无上的天皇制国家的军队”逃跑的少年，却要“由于屈辱被迫去死”；但最令大江感到愤慨的是少年的家人竟然拒绝藏匿自己的儿子，并且在他被逼死后，竟然眼睁睁看着宪兵凌辱他的尸体却不提出任何抗议。

　　格拉斯在他的小说中同样也描述了类似的一批人，在他的《铁皮鼓》里，年幼的奥斯卡目睹了他的亲朋友邻是如何积极改变自己，去加入到纳粹的新秩序当中，成为国家宣扬的狂热情绪的代言人：“在我（奥斯卡）的左、右、上方，站着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他们叉开着腿，在阳光的照射下眯缝着眼睛。再就是观众。我从演讲台木版缝里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他们摩肩接踵，身穿节日盛装；有的步行而来，有的搭乘电车”，甚至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而这些人纷至沓来的目的，正是为了“想在创造历史的时刻亲临现场”。

　　这种深深扎根于君特·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的罪恶感，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原罪”。格拉斯和大江都在不同场合明确地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他们之所以一再书写、剖析这种“原罪”，原因之一是担心倘使不如此，自己也会被这种罪恶所吸引，从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书写原罪既是点醒浑然不觉的大众的棒喝，更是自我救赎之途。

　　那么为何这种原罪具有如此诱惑？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相当有用但也相当俗滥的解释是“平庸之恶”。自从1961年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后提出这个词以来，它就成为了解释纳粹或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下民众集体帮凶行为的万用良方。

　　你的“原罪”，我的“原罪”，我们的“原罪”

　　战争和屠杀的“原罪”，就像《铁皮鼓》里卡在奥斯卡养父喉咙里的那枚纳粹勋章一样，令人窒息痛苦，但却吐不出又咽不下，只能把它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试着去习惯它。但即使如此，在德国，这一“原罪”仍然随着分区占领和最终东西德的分裂而受到不同的对待。在西德，纳粹所发动的战争和屠杀是一项需要年年月月、时时刻刻牢记的罪行，不管是被看做真挚的忏悔也好，还是宣传的作秀也罢，它出现在目之所及的每个地方，甚至以法令的形式存在：否认奥斯维辛的存在是一项重罪，打出纳粹标志，甚至举手行礼都有被判坐监之虞。希特勒时代的一切是不能玩笑视之的，直到1998年才出现了第一部以希特勒为原型的讽刺漫画。格拉斯的《铁皮鼓》和《猫与鼠》都曾因其黑色幽默的一面而险些遭到封杀，毕竟，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是不能开玩笑的。

　　而在东德，却不存在这种类型的反省。因为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下，希特勒政权是“一个由专制的最反动的和最富于侵略性的大资产阶级组成的”，而那些“一直以来坚持抵抗、被关在集中营里或被流放的共产党人战斗到最后一刻”最终建立起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是不存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那种“原罪”的。但这似乎并不能作为东德禁读君特·格拉斯著作的理由，毕竟，倘使格拉斯小说里写的只是纳粹德国的事情（虽然后面还有一部分提到了西德，但却是讽刺的口吻），按照东德官方的宣传应当与己无关。

　　至于日本，这种对原罪的分裂更加严重，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罪”的定义尚且含糊其辞。左翼倒是诚恳地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罪行，即所谓“战争罪”，侵略是罪、屠杀是罪、虐俘是罪，镇压欺骗自己的人民是罪，官僚发战争财也是罪。但对左翼来说，在这个到处是罪的国度里，唯有代表日本真切反省的自己才是有可能得到救赎的，正视历史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军国主义分子欺骗、利用了人民，发动战争，而另一部分则是英勇的抵抗史，从这一点来说，日本左翼与东德的思想别无二致，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而对右翼来说，反省并不是没有，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被中国人捧为“忏悔鬼子兵”模范的东史郎是个典型的例子，对他来说，真正的罪行不是发动了战争，而是战争中的暴行——他认为，这些暴行玷污了大东亚圣战的纯洁，也使他的自尊心和道德感蒙羞。

　　这也正是大江健三郎和君特·格拉斯真正感到可怖的地方，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会不会在崛起后忘掉了曾经发动战争的罪行，再去发动一场“正确的战争”？

　　一个统一的德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对自身和周围国家来说都是威胁，与其如此，倒不如让它永远平庸地软弱下去。于是，在君特·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受到颂扬并且抵抗这种罪恶的，都是那些丑陋、孱弱、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角色。格拉斯《铁皮鼓》里的奥斯卡和贝布拉、《蜗牛日记》里的阿姆泽尔，大江《摘嫩菜打孩子》里的逃兵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的根所蜜三郎，他们如此的丑陋、病态，以至于不会去犯下那些令人震悚的罪行。

　　神社里的铁皮鼓：“原罪”的代价

　　强大英勇是通往毁灭之途，而弱小丑陋却是和平生存之道，只有病人和残疾人才不会犯罪。如果忏悔就意味着自我丑化和弱化，那么这种忏悔是不是本身也踏上了一种歧途？

　　对君特·格拉斯来说，他自己背负的原罪似乎比常人更为深重。2006年，《法兰克福汇报》证实君特·格拉斯曾是党卫军成员，而格拉斯则在不久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中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在自传中称自己从未向任何人开过枪，还在每天带给下级小队长和高级小队长的咖啡壶里撒尿，也算半个消极抵抗战士。但党卫军就是党卫军，这一点无法改变。一位政客呼吁格拉斯归还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波兰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瓦文萨则呼吁取消格拉斯的格但斯克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对此，格拉斯的回应是，他“想掩盖自己少年时满怀愚蠢自豪感接受的东西，是出于越来越多的羞愧”，但“罪责就是罪责，没有人能减轻它”，因为他曾是“这样一个制度中的一部分，这个制度计划、组织并实施了数百万人的大屠杀。即使我可以免除积极同流合污的罪恶，但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些许的共同责任。我必然会背负它度过余生。”

　　而大江健三郎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他所背负的不仅仅是日本长久以来的“原罪”，还有因他不断唤起人们“原罪”意识而付出的代价。就在格拉斯坦白自己是党卫军的前一年，右翼组织以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严重侵害原告的名誉和人格权”为由将其送上法庭的被告席。正是在这本书中，大江揭开了冲绳战中岛民被军队强制集体自杀事件的残酷真相，绝非日本国家所宣扬的“为国殉死的义举”，因而被右翼势力控诉其宣扬“自虐史观”，“侮辱了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名誉”。对大江来说，这场审判不仅仅是与右翼组织的对决，更关系自己内心自“十岁那年战败以来至今”的天人交战，为了“检验自己是否还能抵抗‘天皇陛下万岁’的‘时代精神’的再次来袭。”

　　对君特·格拉斯和大江健三郎来说，这场面对“原罪”的战争可谓他们笔下小说的真实写照：一个年近八旬，一个年近七十，都已垂垂老矣，但同样就像他们笔下小说中丑怪孱弱的主人公一样，抗争的力量仍在试图冲破他们衰老的、孱弱且伤病累累的身体，去迎战强大的敌人。

　　也许他们无法完全战胜这位强大的敌人，大江健三郎勉强坚持跑到了终点，2011年4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大江胜诉。但他无法改变日本向右翼倾斜的现实，无论这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君特·格拉斯则不得不中途退场了，他在今年的4月13日去世，不必再面对一个让他忧心忡忡的世界。

　　但铁皮鼓仍然还在。这是格拉斯留给那些无力者最后的武器。要理解这一点，就请想象这样一幅场景：穿着黑色军服的人踏着一致的步伐走进神社，在烈日炙烤下振臂高呼，军乐奏响，枪管雪亮，就在这时，从讲台的下面传出一个小小的、不合时宜的鼓声。是的，它是杂音，但却是这曲罪恶颂歌中唯一正确的声音。□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