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变屠夫：普通人的罪性和救赎

　　德国后备警察一〇一营500人，在波兰直接开枪屠杀了38000名犹太平民，包括儿童、妇女、老人，其中有的犹太人来自德国，甚至就是来自一零一营的家乡汉堡。

　　这群德国警察中，多数原来是汉堡的工人阶级和其他普通百姓，少数是中产阶级下层，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中年人。这些平民，为什么变成了屠夫？

　　普通人屠杀普通人

　　迈步跨出队列的举动意味着抛弃同志，承认自己“软弱”或“怯懦”。谁敢在队伍前丢脸呢？

　　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教授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一书虽然是一本小册子，读来令人窒息、沉重，就是因为他把普通人的罪恶呈现了出来。这本书是一个标准的案例分析，作者通过资料拼合出二战中的大屠杀事件：仅仅500名的一个番号为“101”的警察营，几乎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帮人，即汉堡地区的码头工人、卡车司机、仓库工人、建筑工人、水手、服务员、销售员、药剂师、教师、职员……这支杂牌警察队伍，更准确地说，只是一支“后备警察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造成了83000多平民的死亡，其中38000人是他们亲身参与枪杀的。作者试图还原屠杀者的心理，力图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解释普通人参与屠杀普通人的原因。

　　与其说这本书是“二战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著作，不如说它是人类行为研究的重要著作。一群普通人，穿上制服，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围捕并枪杀。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行刑点，“卡默命令犹太人脸朝下趴成一排”，穿制服的普通人“站在他们身后，按照医生之前的讲解，将刺刀对准犹太人的颈椎。卡默一声令下，子弹齐发。”本书虽然是一本案例分析著作，但仍有力量把读者带入到现场，带入到角色中去。“一开始，我们随意射击。有时瞄得过高，整个头颅都炸开了，脑浆和骨头四处飞溅。”“近距离平射时子弹射入的角度，经常导致整个头或至少后脑颅骨被掀翻，鲜血、碎骨头和脑浆喷得到处都是，溅在射击队队员身上。”……这些今天仍让人呕吐的细节是普通人干出来的。

　　“101警察营”在最初执行任务时有过“人性的瞬间”：营长特普“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声音颤抖，眼中含泪”，特普还提出一项警员“可以退出”的提议；有12人本能地抓住了特普的建议，没有参加大屠杀；有人坦承行刑任务让他“厌恶”，还有人坦承自己“性格非常脆弱”，有人“开了第一枪，我的精神就垮了”，有人“感到十分恶心不适”，有人“跑进林子里呕吐”；回到营地时，大家沮丧、愤怒、痛苦、震惊，营队供应充足的烈酒，大家食不下咽，却喝得酩酊大醉……但这不足以阻止人性的堕落。如同作者分析的，“如果不能在一瞬间对特普的建议做出反应，他们就失去了第一个机会。”其次，和缺乏思考时间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服从一致的压力——对同志的基本认同，以及自己不能站出来、脱离集体的强烈要求。许多警察彼此还不熟悉，迈步跨出队列的举动意味着抛弃同志，承认自己“软弱”或“怯懦”。谁敢在队伍前丢脸呢？

　　作者分析说，那些警察们关心自己在同志眼中的形象，远超于他们关心与自己同为人类的受害者之间的纽带。犹太人存在于他们的人类责任和义务范围之外。有些人在行刑过程中退出，他们说行刑过程中生理上强烈的恶心感是促使他们退出的主要原因，但并没有提到这种恶心厌恶背后的道德或政治观念。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感受与所效忠的政权的本质之间，存在着矛盾”。当杀戮的时刻再次到来，警察们不再“惊慌”。他们越来越有效率，变成了无情的凶手。一个35岁的工匠说：“我努力了，我能做到只向孩子开枪。当母亲领着孩子来受死时，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我旁边的人打死母亲，然后我打死她的孩子。因为我说服自己，失去母亲的孩子毕竟也活不长。”

　　再一次行刑时“心理负担也极大减轻”，“我记得特别清楚，行刑时，很多犹太人并没被打中致命的位置，没有得到结束痛苦的毙命一枪，就被后一批倒下的人盖住了。”“街上和房子里到处都是犹太人的尸体。”即使受命去流放犹太人，他们也都一清二楚地知道，“流放意味着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会在某个集中营里被杀。”而这些警察，“随时准备着毫无保留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倾尽全力。”因此，他们对“年老体弱无法行进者”，“腿脚不好”的人，就地枪决。即使对波兰人，“陌生人或暂时居住在达尔森的人”，“没有足够谋生手段养活自己的人”“穷人里最穷的人”……也都挑选出来枪决。

　　普通人的心理和罪错

　　我们现代社会集体的每个人可能会成为屠夫。

　　读这本小册子，跟读一部纪实报道、一部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情节、细节的真实残酷，让人毛骨悚然。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入角色之中，我们在其中会是哪一种人？是第一次就本能退出的人，还是后来逃避行刑的人，是靠烈酒把自己变成刽子手的人，还是“射杀犹太人行动的画面”令自己痛苦的人……这种罪恶警察团团长蒙图阿都心知肚明，他的“机密”命令有这样的话：“铲平掩埋尸体的墓地，防止其成为朝圣之地。……各营营长和连长尤其要为参加此次行动的人员提供精神上的关怀。组织晚间社交活动，清除他们对白天任务的印象。此外，还要不断向行动人员说明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但身在其中的我们仍在变异。有人把杀人当作“吃早餐”，有人把猎杀犹太人当作“每天的活计”，在组织“猎犹”行刑队或巡逻队时，“常常出现自愿参加者过多，以致有些人遭到拒绝的情况。”我们对罪恶之雾霾习以为常：“很多天，卢布林都恶臭冲天，那是焚烧尸体的味道。谁都能想到，大量犹太人在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被火化了。”尽管“令人作呕”，“感到恶心”，警员们仍“能够仔细地观察尸体”，“一名热心的党卫军军官向他们展示了坟坑，以及约4米乘8米大的铁轨‘烧烤架’。”……读这本书让人阴郁、沉重、受难。难怪阿多尔诺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

　　但阿多尔诺后来又说，人们需要表达。他写诗说，“奥斯维辛以后｜活着是对死者的无辜愧疚｜蝉翼的爱欲｜美丽的诗和祈祷｜活活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下｜｜奥斯维辛以后｜幽灵与幽火的本质｜和悲哀与痛苦的脑袋｜在践乱的遗迹、寻回｜希望的超验之光｜｜奥斯维辛以后｜恐怖让我惶恐失措地忘却｜却总那么软弱无力｜我 不再承受望不到头的幻灭，卑琐和孤独｜但地球正板着脸质询暗遣的年华的生存｜｜奥斯维辛以后｜焚尸炉的烟囱矗立｜美丽的田野，背后是｜绚烂的阳光｜依旧清新的空气……”

　　关于大屠杀，本书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身为个体的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规模杀害其他人”。为了解释普通人如何成为杀手，或草根阶层的行凶者成为职业杀手，作者借用了各种理论：阿多尔诺的“权威人格”、斯坦纳的“沉睡者”、津巴多的“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的“权力服从”、莱维的“灰色地带”……等等，都或多或少地说明了普通人的心理和罪错。但正如作者所说，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试图解释它的历史学家都会沉耽于一种自负之中。

　　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后，作者奉献了这么一部著作。又近三十年后，即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这本书跟中文世界的人见面。

　　70年来，我们中国人也经历了战争、动乱，经历了普通人、平民大众成为屠夫的日常生活。我们在同类的研究和反思中还未能提供相当的成果。因为一如作者所言，后备警察101营的集体行为具有“极其令人不安”的含义。在每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和随之而来的官僚化与分工化，弱化了政策实施者的个人责任感。在几乎每个社会性的集体中，同辈团体对成员的行为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设定了集体的道德规范。就是说，我们现代社会集体的每个人可能会成为屠夫。

　　“第三帝国”的罪恶与个人责任

　　罪恶并非只是积渐而成，它甚至就是由当初、由起点而来。

　　这也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功德所在。他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成为屠夫的可能和“罪性”，用东方人的话，我们每个人在“集体的逻辑”里都有“命业”，在“主旋律”的歌唱中都会“造业”。一般人以为普通人只是到了特定环境中才成为“屠夫”的，孔子也为此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但很多人仍在危邦乱邦中如鱼得水，在无道之邦威福富贵。这是身为屠夫而无自知，或说有生而无知于命的结果。孟子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一般人也以为罪恶是累积的结果，即西人说的“平庸之恶”。中国人也曾经观察此种人间灾难罪恶，太史公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何故？《易经》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但易经这段话后还有一句常为人忽略，“由辨之不早辨也。”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在于补充了渐进之片面，即罪恶并非只是积渐而成，它甚至就是由当初、由起点而来。可见，善恶之念的辨识顿开同样重要。没有顿辨，渐进之积累或改革就可能是软刀子割人，直到有一天翻脸成为凶残屠夫。

　　本书精彩的分析极多，除了上述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外，作者也未回避强调德国“第三帝国”的罪恶，对社会环境的控诉更是应有之义。然而，对现代社会的定义，对集体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的分析，仍有欠缺之处。即对人性的警惕、对现代性的质疑，以及个人在现代社会有何使命或作为的分析，远远不够。作者笔墨所到，本来可以联系基督世界的“原罪”，联系东方世界的“业力”等思想资源，以为现代人之集体或个体救赎。但作者未能追问普通人的罪责，也未如雅斯贝尔斯那样深思“德国人的浩劫和罪责”，他终篇时仅止于一问，“如果后备警察101营的成员，在这种环境下沦为杀手，又有哪个集体的成员不会呢？”

　　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里，“生不逢时”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生而无知于命的人。有生有命才能成就一个生命健全的心智和人生，否则如中国人所谓是小猫小狗一样的性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普通人的罪性之一即在于不知命而自以为知命，本书中的一个警察如此解释自己成为屠夫：“我以为我能够应付局面，我以为就算没有我，犹太人也不能逃过他们的命运……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一切是不对的。”

　　更进一步地，传统中国的“大学之道”即君子大人之道，即修齐治平之道。陈果夫曾为此引进现代教育，“小学宜重修身，中学宜重齐家，大学宜重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之教育大概可与西人的“世界主义”观念对话。而书中的一名警察拒绝成为杀手也可印证这种“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由于我从商的经历，尤其因为我的生意已经扩展到国外，我对事物的看法更全面……”

　　在现代社会集体逻辑泛滥或主旋律充斥的氛围里，普通人如何才能获得救赎？其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每一个现代国民都有责任教育自己，进而影响周围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熟知的，自度度人，自觉觉他。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