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途 新工人群体是不受雇用的

　　那是2013年，关注工人生存状况的图书出版出现了一波“小高潮”。吕途的研究作品《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张彤禾的非虚构作品《打工女孩》、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丁燕的观察报告《工厂女孩》相继面世。

　　这些作品中，《打工女孩》引起的反响和争议最为热烈，有中国学者批评张彤禾为资本主义代言。对于《打工女孩》，作为工人生存状况的研究者，吕途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一篇阅读随想中，她写道：“这里有很多矛盾、纠结和悖论。有这样一个让人迷糊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如果我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感谢改革开放，就要感谢外商投资，就要感谢资本家。”

　　这篇随想作为“附录”，被收入今年1月出版的《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该书是吕途前一本书的续篇。在她看来，“新工人”是指工作与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她有意拒绝使用“农民工”一词。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吕途

　　法律出版社 2013年1月

　　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崛起造就了一个新群体——新工人。两亿多打工者从农村到城市，本书通过一百多个访谈故事来反映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却也回不去农村”，从而“迷失在城乡之间”。本书强调，迷失是崛起的前奏，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新工人的真正未来在于这个群体中个体与群体意识的觉醒，本书的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吕途

　　法律出版社 2015年1月

　　作为上一本书的延续，本书同样讲述新工人的故事：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选择，他们在工厂打工的日日夜夜，以及他们如何在并不乐观的大环境下尝试创造一个更好的人生和社会。书里每一章几乎都是“故事／描述＋分析”的结构，从个体故事入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吕途通过一群新工人尝试追求新工人的劳动文化的实践，试图证明，个人的选择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人生，更是社会的命运。

　　打工经历

　　体验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中的“溶解”和“感觉结构”这两个概念促使我去“文化体验”：只有生活在你所研究的对象中间，才能体会那种文化状态。我所理解的文化是“溶解”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是一种“感觉结构”，因此我选择通过工厂体验来描述和分析工厂文化。

　　寂静之后，工人依旧被异化

　　2013年3月，我联系吕途时，电话铃声是歌曲《劳动者赞歌》的一个片段。那时，吕途刚结束在苏州一家工厂的打工生活，这是她第二次进工厂体验。

　　第一次进工厂，发生在2012年5月，吕途去了一家台资厂。她的工作任务是贴标签，距离、指向、高低、平行，所有这些都要注意。待了三天后，她去朋友那里时，觉得有“重见天日”之感。“这是什么感觉？没一样好的，就像在监狱里。”

　　刚开始，吕途出了很多不合格的产品，都要返工，后来“下定决心，集中精神”，“就都合格了”。有一次，八小时内，她贴了2620个标签，平均11秒贴一个标签。这项工作，使得吕途对标签充满了怨恨。“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什么产品上有什么标签，都会怒目而视，而且那标签贴得越规矩我越生气，因为我知道那标签背后的某些东西。”吕途说。

　　有天夜班，凌晨五点吃过早餐，只做了十多分钟，流水线就因故停了下来。吕途和一位她旁边的中年妇女玩手机，中年妇女在玩“汤姆猫”，让吕途唱歌给“猫”听，她便小声唱起了孙恒为打工子女创作的歌曲《我多想》。“为什么幼儿园小朋友那么多，我只能和蚂蚁作伴？为什么我的家搬了又搬，我的学校又要拆迁？……”当吕途唱完，六十个工人，“刷地一下，全安静下来，一片寂静，我都有点懵了”。

　　今年3月31日，在北京和吕途见面时，她为我重唱了这首歌。悠扬的旋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甚至都来不及去想想歌中所写的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正因为跟他们的工作、生活太接近了，反而让他们感到特别震惊，知道吧？如果我唱一首流行歌曲，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吕途猜测。

　　另一次全场寂静，同样让吕途印象深刻。在上班训话前，工友们正叽叽喳喳地说话，此时，似乎只是为了填补车间的“空白”，谈话内容琐碎无聊。吕途听说有一个工友要离开，便问：“你要走了噢。”仅仅这一句，六十个人又都安静下来了，吕途手足无措，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这一谈话。

　　“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氛围！在工厂，人与人之间只是工具性的关系。”吕途称之为“资本对人的异化”。最终，因为对流水线上使用的化学品过敏，她结束了此番体验，时间不足半月。拿行李离开，需要宿舍所有人签字，签字离开时，吕途这时才发现工友们平时使用的全是“假名”。

　　为了增加体验的机会，第二次，吕途进了一家德资厂，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现有员工1600多人。吕途这个工位的产品制作需要完成一套生产步骤，最后一步是插两个夹片到底座里，夹片很薄，用大拇指顶到槽里，“这个动作就是皮肉和铁片的‘较量’”。一天下来，大拇指变成青紫色，火辣辣地疼。

　　如果吕途想停下来，看个究竟，立刻就会有人告诉她，“不要管”，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好。有一回，吕途把左手食指不自觉地放到了螺丝钉的上方，在右手下压时她突然看见自己的手指正放在夹具下面。“我出了一身冷汗。”

　　新工人意识

　　思索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人的工作和生活可以差别很大，虽然社会和家庭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认为个体选择“做什么样的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他／她想做什么样的人，也不是他／她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她做什么样的人，这才是一个人文化的本质和选择。

　　个人有选择，社会才有选择

　　在台资厂工作时，吕途这一车间的工人全都站着作业。事实上，只有少部分岗位任务是必须站着去完成的。吕途试探性地问流水线上的一个实习生：“为什么不能坐着呢，比如说按扣这个岗位是可以坐着完成的。或者偶尔停线的时候也可以坐着休息呀。”实习生觉得这样的问题“很不适宜”，回应说：“都这样，你习惯就好了。”

　　“讨论”仅限于此，质疑和抗议无从发生。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吕途才接着“讨论”，她说：“工人在工厂里完全按照工厂管理的要求，而工人身体和精神的需要是完全被忽视的。”

　　“你根本没有机会、氛围去质疑任何人，不可能的！我只是问那些工人的看法，他们都觉得我有毛病，因为大家都已经接受了，反正也没有办法。”吕途对我说。对于“接受”一词，她解释，这并不等于工人们内心真的同意，“一旦有发生抗议的可能性，郁积的不满是会爆发出来的。”

　　打工时，吕途“处处小心”，“努力干活”，表现得比其他工人还要“乖”，“因为我太怕被责骂了。”最初，吕途常对人说“谢谢”，但很快，她不说了。“特别有礼貌，会让人觉得别扭。”

　　下班后，吕途会拿出书或者笔记本，阅读、写日记。这时，工友会投来不可理解的惊讶的目光。她便用一个帘子遮挡起来，围出一方天地，那是与工友们相关但她们并不关心的一个世界。

　　“在那里，只有你被改变的份儿，你不可能改变别人。我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吕途说。她把两次打工体验，都写进了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在工厂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表达的想法，也悉数纳入书中。写作前一本书时，她分析出新工人群体的现状——主要有三点“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而不断滋生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具体的打工体验和跟踪走访中得到缓解。同时，她也感到资本的逻辑强悍而无远弗届。

　　“问题是，人是人，人不是机器，人不是商品。”在书中，吕途再次强调，除了物质需求，工人有“做完整的人的需要”，包括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归属感和受到尊重等。但社会现实是，“在资本/工厂文化的控制和压迫下，工人无法实现物质需求、精神世界痛苦”。

　　接着，吕途说：“和资本逻辑对抗的手段就是去解放人性，就是去探寻人的社会意义。这些社会意义不是假、大、空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旅程。”她寄希望于“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觉醒的人——既不像“前三十年”那样被政治裹挟，亦不像“后三十年”被资本控制。

　　“怎样才能不被资本控制，人才能有自由的选择？有可能吗？”我问。

　　“嗯……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的新书写了‘做什么样的人’这一章，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有选择了，那么，这个社会才有选择。”吕途坦承。

　　创办工人大学

　　实验

　　我要进行文化批判，而真正的批判是：用行动去改变。所以，我选择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的生命故事来讲述一种可能性，一种对新工人的理想和实践的思考。北京工友之家虽然很微小也有很多不足，但是它不屈不挠的行动，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不是统一的模板，而是多样性的创造。

　　一颗“反资本”下的蛋

　　见到吕途的时候，她刚从欧洲飞回来，去比利时探访了那里的工人。3月31日下午6时，我如约来到位于北京远郊平谷区的工友之家文化教育培训基地。其时，大门已经关闭、上锁。吕途穿着一件中式薄棉袄，跑过来为我开门。

　　这里原本是一所小学，房屋破旧，小操场的一角堆积着建筑材料，生锈的钢筋矗立着，刺向天空，而吕途他们要建造的房子仍然只存在于“效果图”上。如今，这里是工友之家的教育基地——被命名为“工人大学”，用来培训新工人，孙恒、吕途常驻这里，两名往届学员担任教师。

　　第12期“工人大学”刚刚开学，共有来自包括西藏等地区的20名学员，其中13人打过工，此次来或想学习技能，或对社会公益感兴趣，或被“工人大学”的办学模式所吸引。我走进一个房间——门上一张A4纸写着“办公室”字样——几位学员在练习打鼓，还有人在弹吉他，原来常驻这里的另一位老师姜国良为学员组织了文艺小组。

　　2015年的学员招募简章上，注明“用劳动换学习”。学员们食宿免费，不用交学费，可以学习电脑维修、平面设计、民谣吉他演奏等，还可以选修公民权益、劳动文化、生态农业等课程。大家在一起劳动、学习、娱乐，看起来是一个基本上与资本无涉的世界。最初，有人怀疑是传销组织，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支持并参与进来。

　　“输血者”是由北京工友之家运营的一个农园和14家二手商店——后者包括服装店、电脑店等，2013年共盈利30余万元。农园运营两年多，养鸡、养鱼，种桃树、杏树等，已略有盈余。服装店的衣服由社会捐赠，根据美国学者伊桑·米勒的研究，这一种做法被称为“团结经济”。《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对比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团结经济”，前者的目标是“追求利润至上”，手段是“剥削、竞争、压迫、控制”，后者的目标是“为社会、经济及环境公平等承担责任”，手段是“合作、团结、分享、参与”。

　　吕途表示，在工友之家，“工作的动力不是来自物质刺激，工作的关系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工资差别非常小”。她进而认为，“不做被雇佣者是战胜资本控制的唯一途径”。招生简章上列出的历届优秀毕业学员全都是投身社会企业者，17人中没有一个是“被雇佣者”。

　　4月1日上午12时，电脑课结束，学员们去厨房用餐。因为出水不畅，屋内积水，学员们踩着水，用五格餐盘盛饭菜，菜有炒莴笋、肉炒土豆丝，还有一个紫菜鸡蛋汤——尽管农园养有超过一千只鸡，每天产出大量鸡蛋，不过这些蛋不会成为学员的盘中餐，而是全部拿出售卖。

　　吕途端着碗来吃饭，同时给我带来一副碗筷。厨房里坐不下，她只好出来，站在路边。正吃饭时，一位女生路过我们。她是上一期学员，做家政服务，因为要求的工资比公司——吕途强调是“雇主”——提供的高，她刚被解雇了。

　　“她没有地方去，暂时回到了这里。”吕途看着她的背影，对我说。

　　工人文化实践

　　工友之家或成“另类”社会现实

　　吕途曾和一位在服务工友的民间机构工作的人员聊天，他自己也是工友出身。他参加工作后深感困惑，因为机构的负责人让他感觉自己只是一名雇员。“他对我说，如果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和工厂一样，那还不如回工厂，因为工厂的工资比草根民间机构要高。”在新书中，吕途写道。

　　这种情况，工友之家同样无法回避。“我们都在资本的‘肚子’里，但是，说不定能孕育出一些不同的东西呢？”说完，吕途笑了起来。不过，资本乃是工友之家这些年挥之不去的一大挑战。给学员上课时，她甚至脱口而出：“最恨银行的人，把钱放在那里生钱。”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的最后一部分，主题是“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吕途以工友之家为例展开阐述。在她看来，工友之家并不是一个“模板”，而是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在资本的母体里，我们机构孕育出了反资本的可能。这里没有谁是老板，没有谁是雇员，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新入职的跟干了十年的肯定会有差别，但这‘差别’也不超过1000元。”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工友之家与资本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联，他们长期以来得到社会的支持，得到很多大型企业的募捐，不过，前提是“共赢”，不能有任何一方不愿接受的附加条件。工友之家创办社会企业，目的即在于自力更生，不被资本控制；经营农园，“卖自由快乐的鸡下的蛋，再比如桃子，不使用化肥和除草剂”，希望以有道德、环保的方式赚钱。2014年12月，又成立了工友之家公社。

　　有人说这是一个乌托邦，但面对工友之家坚持、维系十数年之久的事实，我所接触到的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认同这一说法。

　　“我不认为是乌托邦。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生活，没有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向社会开放。我们就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个另类的生活。”吕途认为，有这些人和她一起来践行不受雇佣、不“沦为”劳动力商品的生活，是她的幸运。

　　即便如此，仍然不时有同事，因为担心理想不能最终实现，或为了照顾家人，或只是因为工资太低，而选择离开。吕途解释：“当曾经志同道合、并肩奋战的人远离时，机构工作会受到影响，甚至给我们继续工作的同事带来打击，但是，我非常肯定地认为，实现美好人生和美好社会的道路一定不只一条，希望我们的分开是一种健康细胞的裂变吧。”

　　4月1日，工友之家的两名同事正在修建洗澡间，打水、和泥，忙个不停。“最近，有人给我们捐了三台热水器！”吕途在“办公室”对我说。旁边一位同事大声补充道：“还有两台旧的！”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教师和学员都是用煤炉烧水，用水桶提着，排队洗澡。

　　我离开后一个星期，洗澡间尚没有建成。

　　（刘苏瞳对本文采写亦有贡献）

　　■ 延伸

　　吕途眼中的“新工人文化”

　　让我尝试用新工人的生活现实来解释一下文化的定义。打工者在一家工厂工作，没日没夜地劳作，收入很低，挣的钱不够在本地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以后子女不能生活在身边，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是下面的结构性要素的后果：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家庭结构（家庭不能团圆，城乡分裂）、打工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保护工人、打工者在工作场所的交流和社会交往非常有限并受到压制。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打工者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思想非常迷茫，感到痛苦、绝望，或者选择逃避现实和麻痹自己，或者选择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成功学和传销，这个时代的躁动、不安、断裂等只有亲身经历后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和体会这中间的感受，而这些都是由结构性的（相对稳固而明确的、在这个时代带有共性的）原因造成的，也会产生结构性的后果，这决定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人生道路。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人和社会的文化。只有理解了“感觉结构”（躁动、不安、绝望是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不是无中生有），才能理解文化是日常的（在工厂上班时，上厕所需要拿“离岗证”；工友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沟通，间休的时候都在低头看手机）和文化是社会的（没有人可以逃开所处时代的大背景、大命运，就如同在北京生活无论贫富都得呼吸雾霾一样）。

　　B10-B1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B10-B11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