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3:书评周刊·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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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房放牧自己

2015年04月2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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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后要成为一本书……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则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
我猛然意识到,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
——奥兹
《爱与黑暗的故事》
作者:阿摩斯·奥兹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07年8月
《我的疯狂世纪》
作者:伊·凡·克里玛
版本:花城出版社
2014年11月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书的林子里游荡,如同放牧自己。

  每个好的作家最后都会变成一本书,一本好书比一个作家活得长久,这是作家最好的归宿。

  书是反时间的,它可以战胜时间,可以在时间中逆向行驶。时间几乎可以隔开一切,隔开故园,骨肉,至爱亲朋,却不可以阻隔作者与读者,他们可以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书是最靠得住的友人。

  立在书架上的和挤在各个角落的友人们,只要风还在我窗前过往,我就会把季节的流变告诉你们。

  博尔赫斯认为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上帝慷慨给了他一座图书馆,却把他的视力给夺走了。在那样的天堂里,博尔赫斯是不是幸福,我不敢深究。鉴于上帝的天性,我不奢望图书馆,我以为天堂是一间自己的书房,哪怕只有几个平米。

  书林游荡

  放牧自己

  在我年少的时节,这样的天堂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那时候的世界荒芜如同沙漠,梦倒是会做的,但只会梦想一本书,一本偶然听说却无法求得的书,或是一本自己凭空想象的书,就像徒步在茫茫沙海的人,渴望看见一棵树。我的梦是迟钝的,当我得到一本书,再一本书之后,才会梦见书架,有了一个小书架,才会梦见一面书架并立的墙,而梦见书房,则是中年以后的事情了。记得一位我很尊重的文学前辈迁往新居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他慨叹道,直到人都退休了,才有自己的书房。那时我多么羡慕他的书房,但我看见他的眼睛是黯淡的。

  学者的书房可专用于做学问,对我而言,那只是一个自己的角落,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志趣不同的人,阅读的方式自然也各个不同。早年听一位朋友讲到胡适先生要求自己的“刻读”,这大概是做大学问所必需的,学问家确实需要有一个大的阅读量给自己垫底,在单位时间里,比如说一天,必须读完一本书,这是每天的功课。我也试验过一阵,发现自己就不是做学问的料,只好又堕落回自己的慢节奏里。抛开了做学问的企图,读书就成了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书的林子里游荡,如同放牧自己。喜欢一本书就是喜欢,心里一阵阵回应,看了可以再看,若是不合自己的趣味,丢到一边就是了,也用不着寻出那么些不喜欢的道理。

  现在我真的有了一间自己的书房,非常好,六平方米,还有一个南向的窗子。先知和智者们安静地在书架上立着,随时可以走下来与我倾谈。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卓越的头脑,最优异的艺术天赋,却没有一个会耍天才的坏脾气,对我都很耐烦,诚挚。抱歉的是,我这里太小太挤,他们彼此挨靠,从书脊上露出睿智的眼睛,犹如过于密集的星辰。许多时候只要望着这些星辰,便觉得世界辽阔,能够深吸一口新鲜氧气。

  前往看望作者

  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

  以色列作家奥兹说,他小时候的希望是长大做一本书,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本书,因为一本书不像一个作家那样容易被杀死。现在他已经是一本书,站在我的书架上。每个好的作家最后都会变成一本书,一本好书比一个作家活得长久,这是作家最好的归宿。书是反时间的,它可以战胜时间,可以在时间中逆向行驶。时间几乎可以隔开一切,隔开故园,骨肉,至爱亲朋,却不可以阻隔作者与读者,他们可以越过任何时间点彼此相遇,书是最靠得住的友人。而空间在现时代已经不成障碍,无论以古典的方式,还是现代的方式,书都可以漂过千里万里,找到它的知己。

  因为愚鲁,我错过了不知多少好书,让它们在书架上白白待了十年,二十年,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背弃我,它们就在那里沉默地等着,冷冷地看我忙那些它们不屑于谈论的事,有时会让我背脊冷飕飕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它们,发现它们几十年前或一百年前已经预知了我的困扰,懊恼和痛悔的当然只能是我。我的这些不死的友人们,全都是我的畏友,我每日里想的做的,全都瞒不过他们。至于那些糟糕的书,作者写它们的目的当初就不在书本身,作者想必已经各得其所,那些书也就归于它们该去的去处,我们无需谈论。

  是否要见见下蛋的母鸡,我的兴趣不大。通过阅读认识一位作者,是最直接也最深入的方式,通常来说,他们的所思所想都写在书中了,他们最好的状态也在书写之中,想要对他们多了解一点,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一点。他们不会让要紧的东西白白在脑子里晃,单等着你进见的时候独独告诉你,除非你是布罗德,等在路上是要与卡夫卡相见。幸亏卡夫卡有了这样一位生前好友,要不然他的手稿就全部葬身火海,我们就永远读不到卡夫卡了。那将是我们巨大的损失,而更为悲剧的是,我们甚至不会知道自己蒙受了损失。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的生存环境特别残酷,他写下来了,却不能出版,或者根本不能够写下来,那些要紧的东西只能埋在他的脑子里。像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写下的诗,只能由亲朋背下来,然后把纸片烧掉。这种情况下,前往看望一个作者才是必要的,而做这样一个读者真需要巨大的勇气。

  和作者谈谈

  是的,克里玛,直率地说吧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想与作者谈谈,譬如刚刚读过克里玛的《我的疯狂世纪》,有些事情就在我心中萦绕不去。这是克里玛的回忆录的第一部,从他的童年写到1967年,他一生的这前36年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段落,起先他作为一个犹太孩子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苏联红军打赢了战争将他解救出来,这是A点。而后苏联的体制也进入了捷克,他在这个体制里逐步上升,得以跻身名流,进入那个奢华的城堡写他的小说,这是B点。而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终至被执政党开除党籍,这是C点。

  克里玛在书中写到,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他时,很直率地问了一个大部分人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我如果见到克里玛,我想问的是,从A点上升到B点的路途,可否说得详尽一点?这种问题当然不应该拿来问一个不幸的弱者,但一个得到命运眷顾的强者,一个人生的赢家是可以也应该面对的。我想问克里玛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审视,前不久我偶尔参加了一个校友聚会,发现那基本就是一个红色后代的聚会。入校那年我9岁,我还以为自己赢了一场考试,挺不错的,五十年后才明白,考试的背后其实别有筛选的规则,这样的机会总是给体制里面的特定人群预备的,别人根本就不会有。

  我在我生活的时代里属于“红五类”阶层,克里玛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也属于相似的一群,我们得到了许多别人得不到的利益,我们不是无辜的。是的,克里玛,直率地说吧,从A点上升到B点,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你作为一个叛徒,逃出螺丝钉的宿命,也被体制踢了出来,特别是,当你老了,功成名就,尘埃落定,也可以自由言说了,回头审视自己的一生,你怎样看待自己早年的那一段上升?名流们对有些事总是语焉不详,我们见得多了,之所以要钉在这里问你,是因为我以为你应该与他们不同。

  请留下我的眼睛

  令人难过的是,即使有了瞬间穿越万里空间的种种现代技术,却还是有很多的好书不能来到这里,那些我期待又期待的友人,那些我无从得知的友人,可以走遍世界,却就是不能与我相遇。

  谷雨那天下了一场冰雹,当时以为天要倾塌,今天看见天还在。我书房的窗子透进黯淡的光,这大约就叫做春光。几年前,还有一株活在水杯里的绿叶植物摆在窗台上,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它的位置。立在书架上的和挤在各个角落的友人们,只要风还在我窗前过往,我就会把季节的流变告诉你们。是的,是的,任何所得都需要代价,一间自己的书房当然也需要代价,我的眼睛显然已经不如从前,很容易疲倦。但是上帝啊,你可以从我这里拿走任何东西,我只求你一件事,留下我的眼睛。

  □筱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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