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读书就是“慢读书”(1)

　　二十多年来，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知识的碎片化和人们对碎片知识的迷恋，认真读书的越来越少，引起许多有识者的忧虑。于是，发达国家提倡的“慢生活”包括“慢读书”意识传入中国，其实，中国传统的读书就像古代生活一样，节奏是很慢的，这一点从教育的起始就养成了。

　　一

　　明清两代，小孩初进私塾，拜完了孔圣人和老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第一册课本（一般是《百家姓》）请老师“号书”（标明下次号书之前应该背诵的段落，如从“赵钱孙李”背到“金魏陶姜”32字），从入学开始就是要背书，学过的经典都要背下来，这还不“慢”吗？那时所谓的“读书”不是默默地看，都要大声读出来。明代太监刘若愚在《明宫史》记载当时小太监在宫中入学读书（明代太监必须读书，清代则仅许其识字而已）情景：

　　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生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

　　这种学习方式从教“几个小小蒙童”的私塾，到最高学府——庶常馆都如此这般。“庶常馆”是士人通过了最高考试中了进士之后，择进士中的杰出者为“庶吉士”（类似今日的博士生）到这里再读三年。清末进士恽毓鼎在日记中记录他在庶常馆入学的情景：

　　教习（老师）升公案上任，起行交拜礼，相向三揖。庶常等（众进士）行一跪四叩礼，后二叩赞礼者唱免，礼毕各退。顺甲第（按照进士考试的名次）进号书。十人一班，各执《大学》一本或《书经》、进至教习前，教习以朱笔标‘六月初四日’五字于简端，乃退，以次号书毕，教习行，庶常皆恭送于二门外，各乘车而返。“（《澄斋日记》）

　　记载很生动，这些至少也都二三十岁的饱学之士、像小学生一样抱着小学课本,要“教习”（年龄未必长于学生）给他们号上背诵的段落。这一方面体现了尊师，又表示对经典的尊重。

　　那时人们读书叫做“点”书，这种称呼直到比我们大一两辈老先生仍然保留着，读《顾颉刚日记》常见“点”某书“一过”，也就是读某书一遍。最初我以为这是他读没有断句的线装本，随读随点，读完了也断句了，下回再读就省事了。后来发现有标点的书也这样写，如点《毛选》中某篇，甚至读《人民日报》读文件也说“点”，看来“点”就是读。过去在坊肆中买的线装书大多没标点，确实要随读随点，这还不是慢读吗？

　　那时的知识人对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要背诵，要融化在血液中；对一般非经典书籍，读的时候也很认真、仔细。因此老一辈的学人的基础知识都很牢靠。读王念孙（清乾嘉时学者）的《读书杂志》、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从中可见这些学人在考证一个字、一个词时，几乎穷尽古籍中关于这个字、词所有资料，而且都是顺手拈来，十分随意，仿佛现今用的数据库检索，老辈学者对古籍熟悉，由此可见。这都是“慢读”功夫的显现。

　　另外，传统的读书习惯中还有抄书一项。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都是手抄的，有文化的穷孩子还以抄书为业。李商隐年少丧父，十六岁到洛阳“赁书”（为人抄书）贴补家用。即使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也很难得，爱书人、读书人借抄书籍是很普遍的事，这样既熟悉了书籍，又获得了书籍。顾炎武曾以自己为例说，他从十一岁开始抄读《资治通鉴》，经历了三年的熟读和抄写后，他有了三本九百万字的《资治通鉴》，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熟读的一本。近代印刷工业传入中国，书籍唾手可得，许多老人仍保留着抄书的习惯，《鲁迅日记》《顾颉刚日记》中都有抄书的记载。顾先生直到七八十岁时在报刊上看到于他有用的文章还是抄下来保存、备忘。

　　不过那时书籍少，流传到现在的古籍不过十几万种，刨去辗转相抄的，大约不过五万种。人们都是“术业有专攻”不必把这几万种书都读完了（不过清末民初，“诗界革命”中三大诗人之一的夏曾佑先生对向他辞行到海外读书的陈寅恪先生说，你们懂外语真好，我不懂外语，中国书都完了，没书读了），所以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慢读、反复读、边读边思考。从我个人经历看也是这样。自1949年建政以来到“文革”的十七年间出版的文史古籍和研究著作，我不敢说都看过，但敢说大多翻过，至今心里还有个数，因为那些年出版的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种数有限，稍上点心就有记忆。现在不行了，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的出版也如江河汹涌，隔一两个月我就会到院图书馆新书架上浏览一下，真是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吸引我的太多。有的很沉的书背回家来，别说“慢读”就是快读（或借用网上一个词“闪”读）三个月内（借书期限）也读不完，有的还没读，就又去还，真是为书所累。台湾“联经”版的《顾颉刚日记》十二本，每本都有二斤多，因为想细读一下，做点笔记，断断续续读了有两年多，背来背去，四五趟，其辛苦自知。

　　二

　　传统中的“慢读书”根源于对读书目的的认知。古人认为读书关系着人格的养成，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生的道路应该怎样走，都应该在读书中获到解决。荀子在《劝学篇》中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

　　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像尧舜一样的人格，荀子认为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就要终身读书学习，这是成为尧舜的必由之路。因此读书不能仅仅“出乎口，入乎耳”，而是要在“口”“心”之间，反复往来：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荀子认为“出乎口，入乎耳”的读书不能到达人的心灵的深处；只有深入心灵的读书才能化为人生的实践，支配人的一生。

　　也许荀子说得有些玄虚，今人流沙河先生在答《南都周刊》记者问，谈自己读书体会时说：

　　《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这个“人格的改变”就是指读书可以“移性”，把人的品德气质提高起来：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他很好地说明了慢读书与人格养成的关系，也批评了当前语文教育的狭隘与卑琐。他提出的“文化人格”值得关注。

　　我年轻时候也背过一些古文诗词，现在早锻炼的时候也常常复习。我曾对孩子说，一定要背书，有些书你只有记在心里，才跟你的人格融为一体，对你产生影响。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唯有读书可能改变，因为你脑子里坐着一个时刻指导你的人。设想一下如果你脑子里有位司马迁或杜甫坐在那里，对你的行为思想会不会有些约束。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文化人格的权利，不一定完全与流沙河先生相同，如果你敬仰鲁迅、胡适想法效他们，也不应该停留在某些概念与话语上，应该熟读他们的作品，体会其人生处境掌握他们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也不是草草读几遍鲁、胡的名篇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