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虚空灵动的心灵对抗阅读惰性

　　在信息膨胀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保持“必要的无知”，培育一颗虚空灵动的心。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落入纷纭的“观念、意见”的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永葆“新鲜的第一眼”何其困难，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白板”开始面对生活、世界的。倡导“新鲜的第一眼” 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尽量拒绝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文学教养灌输的符号，从文学的“名教”中逃离，重新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

　　在《平凡的世界》读《人生》

　　用生活实感唤醒文学自觉

　　那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在一所寄宿制中学读书，有天晚上睡到深夜，在一阵轻微的摇晃中醒来，发现睡在下铺的兄弟蒙着被子坐着，透出手电筒的光，我拍拍他把被子掀开，发现他一边抽泣一边在读一本小说……这是一个老师已“放弃教育”的学生，平时桀骜不驯，我很好奇什么书可以使他“英雄气短”到如此模样。他耸动着肩膀，合上书页，我在封面上看到一行书名——《平凡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路遥这个名字，第一次深切地领会阅读小说的力量。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想必与我一样，会对主人公孙少平“在一粒豆大的烛光下聚精会神地”阅读《牛虻》、《简·爱》、《马丁·伊登》，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次次进入他的梦乡；这番浑然忘我的情形，如同我的那位同学痴迷地沉浸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夜读之所以让人动容，还在于这番阅读活动的内外两个世界实在反差太巨大：小说一次次地让孙少平想象一个美好的远方世界，但是他脊背上的“伤痕累累”，触目惊心地显示着孙少平这样的青年人在现实世界中的举步维艰。

　　那位同学蒙着被子读路遥的情形，一直镌刻在我脑海里，多少年过去，当我留校任教，每学期给本科生开设类似“文学经典赏析”的课程后，总想把这个难忘的情形带到课堂上。推荐学生读《人生》，出乎意料的是，接受的过程很不顺畅，学生们觉得小说有点“土”，比如认为不加节制地插入作家议论这种技法很低级，从他们深受现代小说的教养来看，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尽量隐藏自己的观点，无法忍受时不时跳出来“现身说法”。困难在于：如果一部看上去粗糙的小说依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么如何寻找契机，打开领受这种力量的大门？

　　一个学生发言中偶然提及，因为作品内容涉及同样的三角恋故事，是否可以把路遥当年的小说和当时风靡的《北京爱情故事》结合起来讨论。我赶紧回家补课，一集不落地看完剧集。在后来的课堂上，我和学生一起重温电视剧中的一个“关节点”：拜金女杨紫曦与她所依附的富二代产生矛盾，决意与原来的男友吴狄重温旧梦。这时一辆宝马驰来，富二代跳出来，嚣张而自信地告诉吴狄：他只要上楼和杨紫曦说一句话，杨就会乖乖地跟他走……当杨选择重新投入富二代怀抱，站在一旁陪同吴狄的好友石小猛愤怒地大喊一声：“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能够干些什么！”——这句话分明宣泄着某种“不认同”：“我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认同“你们”那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的时刻：借用流行语，吊丝们要开始逆袭了，可结果让人倍感绝望，石小猛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世界”中，以更为娴熟的手法操弄原先为“他们”所掌控的规则，甚至变本加厉。其实20多年前在《人生》中已经“预演”过这一幕，大队书记为了安插儿子而将高加林逐出校门时，加林选择的反抗方式是：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部队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工作。在遭到权势的打击之后而乞求更具强力的权势来为自己出头。从这段人生轨迹来看，不公正的制度、腐朽的“人情政治”没有终结反而不停在复制，而加林是完全默认、领会、甚至能娴熟操弄这套伎俩为自身谋取利益。从高加林到石小猛，多少年过去了，“吊丝逆袭”就完全只能依靠强势群体制定的规则、先前那套不合理的逻辑来谋求出位，这里不存在“逆袭”，反倒是固化了原先那个世界的统驭性。这真是让人绝望的一幕！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其强大之处在于没有多少人能跳出其手掌心。它的“再生产”顺理成章（一代代青年接受规训）；然而在与它搏斗的关节点上，很多青年人功亏一篑，甚至在试图“逆袭”的那一刻被其“反噬”。

　　文学艺术诚然“胜不过事实”，但文学从来不应被现实所压服，即便“铁幕”已严丝合缝，文学难道不应该在这严丝合缝上打开一个口子、搅动出新的希望吗？这一刻，我想有必要重访鲁迅的“铁屋子”：曾经一度清醒、天真的个人，当面对“万难破毁”的困境，是否只有一种选择——重新安排自己进入原先的世界，从“昏睡入死灭”。自然，人无法绝对“自由成长”，按照福柯的说法，主体是被“规训”出来的。在被规训的环境中，是否可以“能动的生成”，或者说，辩证对待必然性与能动性，来逃脱那囚禁我们的社会历史结构。我们切莫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之作”《狂人日记》讲述的就是一个能动主体临世的故事。尽管是以精神分裂的“疯”的形式，但一个独异“新人”的长成并进入历史实践，是有可能的。这是鲁迅特有的“绝望”中的“希望”。同样我们不要忘了，狂人并无固定职业，也谈不上成熟的思想体系，年龄约在三十多岁，这是一个青年反抗者形象（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中，现代青年的反抗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登场：狂人、觉慧、蒋纯祖……）；《狂人日记》是一部典型的拥有成长主题的青春文学。而青春文学自来就具备先锋、“逆袭”的品格。现代文学史上的青春文学和他们的创造者们，同样身处主导性文化的严密限制之中，但却通过足够强大的艺术才能、“绝望中抗战”的勇气、韧性的战斗精神，创造出“冲决罗网”的文学空间……

　　从此，每当我讨论《人生》，总要从加林写信这个情节谈起，联系到当下的石小猛，往前追溯到鲁迅。帮助我克服困难的，是对于生活的实感，以及现代文学传统的自觉。其实，当代生活和文学传统是二而一的事。今天我们和鲁迅相遇，不是说要取法某种文学技巧、接续某种文学传统，而是置身当下的生活感受，逼使我们摸索到了鲁迅这一份经典资源。

　　阅读如下棋

　　寻找自由自足的精神世界

　　在记忆中搜索关于阅读的故事，此刻从时光的黑洞中闪烁而出的，除了上述两则之外，还有一则“在火车上读小说”的奇妙片断，来自阿城《棋王》。于我而言，这是一部可以相伴成长的小说，一本“永远比我大的书”。初读的时候喜不自禁，感觉收获良多；等到年纪长了，阅历丰富了，再去读依然有新鲜发现，书中辽阔的空间似乎陪伴着我在延展、充沛……人生的旅途中找到一本“永远比我大的书”，何其有幸。

　　王一生在民间流浪，而“我”则饱读诗书，后者讲述的《热爱生命》、《邦斯舅舅》、《短歌行》对于王一生而言全属闻所未闻。在去插队的火车车厢里，王一生听“我”复述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读”同样的书（听故事也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站在倾听者的位置，但是王一生偏偏不满足于“我”对故事主题的理解，反而随即发表惊天动地的“读后感”：“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儿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

　　阅读真是一件“自说自话”的事儿，说得学理一些，是读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过程，与作者一样，读者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所以王一生不满足于“我”对小说的意义垄断，执拗地提出抗辩，顺着他抗辩的方向我们还能追问：“吃的故事”怎么就不是“生命故事”的一种？王一生与“我”所出示的两种不同“读后感”，显示了各自所受制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继承、经济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分野。而《棋王》显示的“我”向王一生及其所依凭的民间传统的尊重、归趋，敞亮了“文化寻根”在当代文学中还原的意义：知识者个人的精神探索只有紧紧地扎根于民间大地和人类生活的血肉真实与具体性之中，才能元气充沛而不至于陷入心力交瘁的“高处不胜寒”。

　　《棋王》如同寓言一般矗立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此前我们以绝对至高的标准抽空了人生活的具体性；而物质膨胀激起的欲望则在不久的将来以报复性的方式贪得无厌地占据社会任一角落。小说将“棋”与“吃”这两大嗜好并举，通向的正是生活的整全性。

　　这部小说是在“我”与王一生的“对话”中完成的，他们是两类人，“三观”迥异，各自发言，也向对方提出质疑，就在交相驳难中，发现自身认识上的缺陷，同时发现对方观点中值得汲取的地方，从而完善自我。先是王一生用一个“吃的故事”来纠正我对生命理解的褊狭。接下来我也在纠正王一生的褊狭：一次两人谈起知青生活，“我”表示饭能吃饱，但还是觉得无聊，因为“没书，没电影”。王一生批评“我”，基本的温饱解决了，就该“知足”。“我”似乎被王一生说服了，检讨不该“还用书和电影儿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表示对生活的不满足”，但是紧接着又再次反思，王一生的逻辑还是说服不了，“我的烦闷”还是在啊，“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呢？……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小说最后，“我”既体会到了王一生身上来自民间大地生生不息的力量，也非常清楚地总结道：“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人毕竟不是动物，在“饮食男女”之外要有一种精神世界，“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充满温情与想象，而阅读，是建构这个世界的主要力量。

　　《棋王》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篇。“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笼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外部世界的哄乱反衬出王一生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内心宁静。他以棋来摆脱物质环境的喧嚣而进入自由、自足的精神世界，下棋成了一种纯粹精神的形式，甚至“没有棋盘、棋子，我在心里就能下”，在棋与心的世界里，王一生实现了自由。我们都熟悉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王一生出场，正是“同行皆狼狈”而他安宁“独不觉”；《棋王》这个小说借用苏词，描述的正是一个在“穿林打叶”的纷扰时代中缓步“徐行”而获致内心自由、感悟人生真谛的故事。与下棋一样，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隔离外界喧嚣、呵护内心宁静的精神世界，当孙少平在高强度的劳动后借着烛光看书，当我那位生性顽劣的同学为《平凡的世界》而洒泪，这一刻，他们都沉浸在这个精神世界中。

　　虚位以待 保持阅读“新鲜的第一眼”

　　“棋王”是怎样炼成的？王一生棋艺精进得自于同捡破烂老头的偶遇。王一生一开始把老头儿给他看的书当作是“四旧”，老头儿叹了口气，说“什么是旧？我这每天捡烂纸是不是在捡旧？可我回去把它们分门别类，卖了钱，养活自己，不是新？”对于王一生来说，这相当于“易筋洗髓”，拆解掉脑海中固定、僵化的意识，自此开始，棋力与人生境界层层上出。阿城这一笔也许借鉴了通俗文学，让人想起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临阵磨枪向张无忌演示太极剑法，终了张无忌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再往前追溯，比如《庄子·大宗师》中孔子和颜回关于“坐忘”的论道。

　　虚位以待，打扫心灵的储存室，这是我们应当为阅读准备好的出发点。相反，如果带着太多的认识负累去接受文学，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翟永明在一篇名为《诗人离现实有多远》的文章中，提到下面这件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在某次会议上——

　　我朗读了自己关于母女两代对话的作品《十四首素歌》。朗诵结束后，一位学理工出身的妇女拦住我，责问我为什么不像某些诗人那样用母亲这一形象来歌颂祖国，同时认为我所抒写的“母亲”这一形象是她（她使用“我们”，意即与她一样用惯性思维把“母亲”这一名词指称为某个固定理想的一群人）所“不懂”的。

　　将祖国比喻成母亲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着留学背景的女士（以及她所谓的“我们”）心目中暗藏着一种危险——反对任何试图将母亲还原为原始语义、具体形象和私人命名的努力，进而将这种尝试贬责为“听不懂”、“缺乏现实感”、“背叛了社会现实”。于是，对于事物的编派、说教，理直气壮地遮蔽、取缔了事物本身，这种遮蔽、取缔的力量畅通无阻，强大到排斥任何质疑，从人为的操作变成自然的心理认同；于是，文学不再面对元气淋漓的生活世界，而钻入到一大堆僵硬符号与抽象说教中去。

　　“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在这儿其实也不用掉书袋援引形式主义的理论，文学有时只是要你在最本源的意义上，恢复对“母亲”这个词语独特的个人感受和丰富而朴素的情感。原本应该如此，这只是一个“初级常识”。

　　然而这个时代中阅读惰性空前膨胀。这样的惰性要求文学批评提供判断（即福柯所谓“下判决的那种批评”），越直接越好。很多读者对“现实”的认识与理解，往往被惯性与惰性的阅读期待所腐蚀，人们急于在诗歌与小说中辨认出自己所熟悉的种种“现实”的符号和象征，而不顾及广袤的生活世界本身以及作者特异的发现与感悟。由此导致的情形往往有两种：其一，一旦自己的理解与作品的呈现有所差异，一旦那些符号、象征消失了，就比如上面那位读者，一首歌颂母亲的诗中竟然没有出现“祖国”的字样和意象，就不由分说地责难文学太“远离现实”，她从来不反思这一现实是否是未经格式化的现实。其二，往往会将作品的内容、表达塞进自己那个由阅读的惰性所制造成的容器中，所有的内容都能够被迅速地消费、转化、提炼为这个容器中的模式。于是，这样的读者不会虚位以待地去欣赏、接受那独特的文学发现，只能“为我所用”地满足自己单调的胃口。这两种情况看似背向——文学于其而言，一是太不能理解，一是太迅速地被理解——实质都是一样的，都陷足于那个僵化的惰性而无法自拔。

　　由于网络与传播技术的发达，经由博客、微博、微信等种种信息获取与分享工具，阅读的时间被化整为零地填充到坐车、吃饭、午休……各个生活的间隙。似乎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海量的信息，但信息的无限繁殖和增长有可能恰恰导致某种贬值和匮乏。就像我的一位老师说的，在信息膨胀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保持“必要的无知”，培育一颗虚空灵动的心。这颗“心”在20世纪初鲁迅的笔下被描述为“厥心纯白”、“白心”，概念来自《庄子》，大抵都是为了鼓励执著于内心的真实状态并真率地加以表达，摆脱僵化的说教制约或貌似强势的“众数”的意见。这不仅是强调声发自心，鲁迅更是在张扬“白心”中含茹的自由畅达的想象力，以及原初性与创造性交相激荡的精神能力。

　　倘若转向西方，首先想到的是尼采，他说哲学家须有“初次（有创始性地）看察事物”的特性，“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优秀的阅读者同样应该具备以“新鲜的第一眼”看待事物的能力。当然尼采还说过，没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现实。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落入纷纭的“观念、意见”的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永葆“新鲜的第一眼”何其困难，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白板”开始面对生活、世界的。倡导“新鲜的第一眼”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尽量拒绝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文学教养灌输的符号，从文学的“名教”中逃离，重新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阅读活动应该是创造的、个体的、直接的，在时间中开放、流动，目击本源，只因在阅读中，“语语都在目前”。

　　□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