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汪国真因肝癌去世,终年59岁,诗歌再引争议
“你想让我哭/我却偏要笑/每一次低我/总使我更高/赞美似露珠/诋毁是肥料/风来树更长/雨去山愈姣” ——汪国真
昨日上午,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缅怀者连引佳句、不吝赞美之词;批判者则讨伐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坏了一个时代的品位。但是无论褒贬,从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刷屏看来,汪国真无疑影响了一代人的青春。
记者联系汪国真工作室,证实汪国真当日凌晨两时许去世,享年59岁。
2013年前后,诗人大卫和汪国真出差东北,当地诗歌爱好者找来十五本诗集,要汪签名。结果发现,这些诗集全是盗版书。汪国真哭笑不得,但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大卫最近一次得知汪国真的消息,却是他离世的噩耗。
十天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去医院看望汪国真,汪只能用点头的方式来回应问候。“他得了肝癌晚期,还有肺炎等多器官并发症。”一直游移在主流诗坛之外的诗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汪诗被质疑无生命力,却盗版横行
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正版发行量超过60万册。他的诗歌受到青年人的喜爱,被广为传抄,掀起了一股“汪国真旋风”,甚至打工群体也曾组织朗诵汪国真的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成为响亮的“宣言”或赠语。
在大卫看来,汪国真填补了朦胧诗之后诗歌的一个空白,是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不过,亦有很多批评声音,认为他的诗“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甚至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桑拿”,并无长久生命力。
质疑没有阻挡汪国真诗歌的流行,不仅如此,盗版层出不穷,有时甚至把名字印成了“江同真”。“诗集被盗版,对诗人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情。”大卫说。
汪国真认为,盗版是最好的奖牌。“没有生命力,为什么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续盗版了1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汪国真说。
未被主流诗坛接纳,多名评论家不予置评
1980年代中后期,汪国真尚未成名时,《诗刊》编辑朱先树和他交往颇多。“汪国真写的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我跟你说真话,诗歌圈子里的人不太把他当回事儿。”朱先树说。汪国真请朱先树为自己写评论,朱没有动笔。
汪国真去世后,网络上就地分为多个“派别”:一派读过汪诗,以此怀念青春;一派进行批评,认为汪诗肤浅、是“心灵鸡汤”;还有一派,从未读过汪国真的诗,却展开激烈的讨伐。诗人王久辛认为,汪诗有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主流诗坛沉默以对。记者联系多位评论家,有的不接受采访,有的说“这没什么好谈的”,有的“学院派”诗评家干脆挂断记者电话。
诗人郁葱曾编发过汪国真的诗,他觉得,汪国真“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对情感的表达和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与主流诗坛有差异,他这些年的确游离于主流诗坛之外”。诗评家耿占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
■ 评价与争议
李蝴蝶(诗人、剧作家):
汪国真和泰戈尔有相通之处
汪国真是第一个把诗歌带给我的人,那是在90年代初期,我在读高中,抒情诗非常流行。其实汪国真的诗和泰戈尔的诗在精神旨要上有相通之处,都高超不到哪去,只表达一种大众层面的自我抒情。泰戈尔曾在自己国家也不受重视,被认为这种平民的抒情诗和国家命运没有关联。我并不是多么喜欢汪国真,而是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气氛后,原先充斥在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中那种国家命运、精神伤痕和理想迷茫等主题都渐渐消失了,汪国真诗歌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看到了时代的潜流。
我不希望文学、诗歌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遥不可及,不希望一个人只有获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成为一个文学的圣人才能去写诗。诗歌和各种文学的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范畴。
严彬(青年诗人):
汪国真的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
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言式的诗,但他对我的诗歌写作基本没产生过影响。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真那种格言风格的诗歌,可能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其实有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产生过影响。《十月》的某编辑曾说,我们现在很多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
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的、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汪的诗句“快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蒙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诗歌技艺上比较粗糙直白,但汪国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影响过那么多的人,这是无法否认的。
欧阳江河(诗人):
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
仅就诗歌而言,汪国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味”的危险。
现在大家一提诗人,就回到过去,可是“过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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