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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一部抗战浓缩史

2015年04月27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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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台北,孙大强在他的牛排馆内留影,手里是他爷爷、著名将领孙连仲的旧照片。
1945年,孙连仲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外接受日军投降的仪式上。
台儿庄大捷后,孙连仲(前排右一)和李宗仁(前排右二)、白崇禧(前排右三)等将领合影。
提起当年的惨状,程恒莲泪眼婆娑。
4月5日清明,西安乐村的村民们在埋葬抗战将士的小树林进行祭奠活动。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4月24日,孙大强在自家的牛排馆里与记者聊起自己的爷爷和外公,一脸的自豪。

  孙大强确实应该自豪,因为他的爷爷是血战台儿庄的抗日名将孙连仲,而他的外公,则是“七七事变”中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孙连仲来到台湾后,逐渐远离军界、政界,而他的儿孙们,也无一人从政从军,他们遵循先辈教导,“学一门技术,用实业报国”。

  人物小传

  孙大强(72岁) 抗日名将孙连仲长孙、抗日名将宋哲元外孙。他将美式快餐引入台湾,被称为台湾美式餐饮教父。

  从不对家人提及台儿庄

  从台儿庄大战中生还的人,很多提起那场血战就会哭。孙连仲,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守城。

  孙大强说,在他记忆中,爷爷从未在家人面前提及他打仗的经历。等到成年后,他才从史料中获知祖父的战功。

  在张洪涛的《国殇》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孙连仲的心境:台儿庄大战之后,他不愿再听到“台儿庄”三个字,更不愿人们把他与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台儿庄一仗后,他的心境就再没平静过。他的西北军旧部已所剩无几,就连身边的几个跟随他多年的参谋、副官,平日跟他随便得像家人一样的几个弟兄,也融入了台儿庄的焦土中。

  据说孙连仲部2万余名将士,牺牲14000多人,歼敌万余。

  孙鹏万,孙连仲的小儿子,亦是孙大强的小叔。他对记者讲述了如下一幕: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作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在故宫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2万多民众欢呼雀跃。孙连仲当时想哭又不能哭,强忍着眼泪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脑子里全是抗战8年跟随他而牺牲的将士们。”

  孙大强说,爷爷性格很单纯,不善于政治。

  孙连仲带领的西北军被称为“杂牌军”,虽然战功赫赫,但不受蒋介石重用。入台后,他被委以虚职。1956年,孙连仲彻底退役。

  此后,孙连仲将精力放在网球运动。

  有一次,中日韩网球比赛在日本召开,作为台湾网球协会会长的孙连仲,带队参赛并获奖。

  孙鹏万后来对媒体回忆,那场赛事日方很重视,日本天皇的皇子也到场观看。日方向孙连仲率领的台湾代表队颁奖时,孙连仲仰着头,拿起奖牌就走,并没有鞠躬致谢。

  孙鹏万说,父亲对日本人充满恨意。

  儿女多在孤儿院长大

  在孙大强的记忆中,他只见过几次爷爷。

  孙大强的父亲孙湘德,是孙连仲的长子,由第一位夫人苏氏所生。

  抗战时期,孙湘德一直跟着母亲生活在天津英租界。他曾加入“抗日杀奸团”,并亲手暗杀汉奸。

  尔后,孙湘德进入黄埔军校成为十七期学员,并参军担任校官。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中,还有孙湘德的青梅竹马,宋哲元将军的二女儿宋景宪,后来两人结为夫妻,相伴70多年。

  孙连仲的第二位夫人名为罗毓凤,为清朝端王爱新觉罗载漪的孙女。在冯玉祥荐婚保媒下,两人成婚,育有三儿三女。

  罗毓凤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伤病医院院长、主持河南流亡儿童教养院。经常一身戎装,与宋美龄一起出现在战壕中救治伤员。

  孙鹏万则是罗毓凤所生的最小的儿子。

  孙鹏万说,他幼年时跟着父亲到台湾,很受父亲宠爱。但哥哥姐姐们多数都是在抗战时长大。那时父亲常年在外带兵打仗,母亲也忙于救济孤儿,哥哥姐姐们也都跟着在孤儿院长大。

  到了台湾后,孙连仲的子女们纷纷离开,移民到美国。

  孙鹏万记得,少年时的他有一次抽烟,烟缸被父亲发现,父亲拿着烟缸从他眼前走过去倒掉,然后又放回原位,并留下一张字条,“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005年,孙鹏万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前往台儿庄遗址参观,见到当年孙连仲指挥部借用民房的主人。

  那位近80岁的老人抱着他痛哭,跟他说,“你父亲当年走的时候说要带我去当兵,这一晃都快70年过去了。”

  拿什么护照也不能忘了根

  孙大强的外祖父宋哲元,亦是抗日名将,曾有豪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宋哲元时任29军军长,率兵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

  “母亲宋景宪时常与我们提及外祖父。在她眼中,宋哲元是一位深明大义,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孙大强说,但直到1940年宋哲元在四川绵阳去世,国人对他还有些误解,认为他当年在北京与日本人曾私下联系。

  为此,宋景宪一直有一桩心愿,要为宋哲元正名。她搜集了很多29军抗战的资料,还有宋哲元的遗迹,满满两大箱。后来宋景宪在美出版《宋故上将哲元将军遗集》,成为近代史珍贵史料。

  在他们家中,母亲宋景宪比较严厉,也很有个性。因为母亲不喜蒋家政权,孙大强一家1949年赴台湾后,又马上转移到香港定居,父亲孙湘德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时事政治。上世纪60年代,一家六口也移民美国。

  在孙大强的记忆当中,幼年到香港,整个过程都是颠沛流离,随后的日子更像是流放的感觉,没有根,也没有了故乡。

  孙大强说,他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接触的都是英式教育,但母亲宋景宪逼着他们念中文,读中国历史。

  后来虽然移居美国,宋景宪还跟孙大强他们说,无论今后拿什么护照,那都是为了生活、工作方便,但你的民族永远跟着你。

  儿孙都靠自己讨生活

  孙大强说,无论是祖父孙连仲的儿女,还是外祖父宋哲元的后人,他们几乎已全部移居美国。

  孙大强的舅舅,宋哲元的独子宋华玉娶了孙连仲的女儿孙幼如为妻。宋华玉在解放前即到美国,后来在美国外交部工作。

  孙大强说,他们这些后人,基本都没有依靠父辈的荣耀和名声获得荫荣,因为无论是宋哲元还是孙连仲,在台湾都被正规军排斥,他们也都依靠自己的能力讨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台湾作为制造业基地,为美国各大品牌代工。当年孙大强所在的美国贸易公司将他派驻台湾,来往美国与台湾之间。他由此看到机会,开始代理生产美国史努比、迪士尼玩偶。

  随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美国麦当劳生意火爆,他有了把麦当劳引入台湾的打算,于是他就与美方谈判,拿下麦当劳在中国的代理权,并在台湾开办麦当劳餐厅,并一举成功。

  孙大强说,在台湾像他这么大年纪的人,很少有既通中国文化又通美国文化的人,因此美国人放心与他合作。

  孙大强将自己抓住生意场上的机会,归结为自己将门之后的基因。他说自己的母亲做事雷厉风行,在他的个性当中和母亲有些相似,不怕失败,看准机会就不会瞻前顾后。

  “我们家其实挺有意思,卢沟桥事变,是我外公打响第一枪,8年抗战胜利,我爷爷又在北京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礼。”孙大强说,孙宋两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抗战史。

  如今,孙宋两家的后人们各自在美国打拼自己事业。他们当中没有人再从军从政,孙连仲的儿女当中,不是医生就是教授,他们受父辈教导,无论如何要学一门技能,用实业报国。如今第三代,开始踏入商界。

  孙大强说,自己的母亲很崇拜外公,对外公感情很深。他打算将母亲的骨灰移到绵阳宋哲元上将墓地,让母亲落叶归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台湾报道

  人物小传

  程恒莲(98岁) 山东临沂西安乐村村民,亲眼目睹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亲手埋葬了486名抗战将士遗体。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意图从临沂南下,与济南、南京出发的日军对徐州形成合围。为了给台儿庄守军布防赢取时间,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日军,打响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战。

  是年2月24日,一支数百人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在葛沟镇西安乐村,与日军展开巷战,几乎全部战死。时年22岁的村民程恒莲亲眼目睹了海军陆战队与日军血战后的场面,并和乡邻一起埋葬了486名阵亡将士遗体。

  【口述】

  “不能让486具忠骨总躺水沟下”

  挖坑埋了486名将士

  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天很冷。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22岁,刚嫁进西安乐村。

  那天早上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往外跑,在30多里地外的林子里躲了五六天,才试着回村看看。

  我进村一看,脚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我的老天爷,到处都是死人,街上,院子里,屋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尸体,墙上都是血和刀砍的痕迹。有户村民的院子里,人叠人躺着30多具。

  这些都是海军陆战队的遗体,他们很好认,因为他们的棉军装是蓝色的,不是一般的土黄色。鬼子死的也很多,

  在俺家旁边的胡同里,还有一个士兵喘气,受了重伤。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样子,长方脸,大高个,当时没有医院医生,我给他喂了水,想救他,但晚上他还是去世了。

  我们合计,得给这些打鬼子的战士们收尸。当时村子没有合适的地方,村西南有块荒地叫棺地,以前村里死了小孩会埋在那儿。壮劳力们卸下门板,用门板把尸体抬到棺地的池塘里。

  人摞人,一个池塘不够,又挖了一个,填满了还是装不下,又挖了一个大的,也填满了。填满的时候数了数,总共486人。

  池塘填平后,遗体一腐烂,地就洼下去,遗骨又露出来。男劳力又找来秫秸,盖在遗体上,又填埋了一次。

  解放后,填平的池塘成了一片林地,林间多出来一条水沟,小孩经常在里面玩儿,会踩到骨头。大人都不让小孩下水沟玩儿。

  想给英雄们建陵立碑

  1984年,俺村老支书刘敬礼在青州碰到个老头,老头问他是不是葛沟镇的,老支书说是葛沟西安乐村的,这个老头说,17岁那年他在西安乐村和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人。

  他问老支书建烈士陵园了没,老支书说没有,觉得挺遗憾的。

  村里人都想给英雄们做点啥,又不知道咋办。唯一能给英雄们做的是,每年清明自发把小树林打扫干净,烧纸祭奠一下。

  其实我们村也向上反映过,希望给将士们立个碑、建个陵园什么的,但都没什么下文。

  不过这困扰村民几十年的事儿,在2012年开始有了转机。

  那年有个叫常芳的作家写长篇小说《第五战区》,到我们村采风。老支书刘敬礼和村委合计,能不能给这些英雄立碑,立个“临沂阻击战无名烈士之墓”啥的,我们给作家打电话征求意见,作家非常支持。

  碑有眉目身份仍是谜

  在作家的帮助下,有媒体来村里采访,把当年的战斗和我们的心愿一并报道了出来,没想到引起了那么大关注。

  好多人给村委会打电话,想要捐助立碑。还有一个女人专门从台湾来到俺们村,在小树林里烧纸祭奠。她说看了网上的报道非常感动。

  前几天城乡规划勘察院的人来了,进行实地测量,做纪念碑的准备工作,需要486块花岗岩。每一块花岗岩代表一个英雄。

  还有一个好消息。村主任说,今年临沂市民政部门已经将评烈士的材料上报,对村民的爱心全力支持。

  不过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这些牺牲将士的身份仍然是个谜。村里和外界的好心人也准备和台湾抗战老兵联系,争取查到这些士兵的番号和身份。

  在今年祭奠时,我觉得村支书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但他们都是正直的中国人。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整理报道

  A14版-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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