鏖战台儿庄：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老兵王清松再次“被发现”，是在两年前。

　　2013年，为了寻找在台儿庄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抗战老兵，祭奠大战烈士，台儿庄开展“寻找大战英烈”的活动，王清松的抗战事迹才被知晓。

　　几年前他回忆往事，还可以瞪圆了眼睛，高高地抬起手臂。

　　现在，这位97岁的老人已经失语了。

　　但通过曾经的讲述，还能重现77年前他打出第一发子弹的情景。

　　迅速拉动枪栓、推弹入膛、瞄准、射击。尽管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但他手法娴熟。

　　这原本是一双握笔写字的手。1937年，河南新乡人王清松还是一名小学教员，教书识字。

　　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日军侵北平、占南京，18岁的王清松把手中的笔换成一杆中正式步枪。他告诉自己的团长，誓死要把鬼子赶走，让孩子好好念书。

　　几天前，王清松驻守河南孟津，负责黄河防务，3月上旬晚上九点多，部队接到命令，拔营开往徐州。

　　在王清松的记忆中，到达徐州后，他们立即徒步急行北上，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他们昼伏夜行。

　　目标：台儿庄。

　　尸山血海，力战而死

　　台儿庄，濒临京杭大运河、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鲁南小镇，方圆两平方公里，南北通衢，商铺千户，商船南来北往。

　　2015年4月8日，台儿庄古城西门，两岸的柳树新发，三五只游船在碧色的运河里穿梭。

　　但在77年前，这里是王清松与日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双方反复争夺运河。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27师79旅158团士兵王清松的任务是，和第30师的士兵在台儿庄城外侧翼阻击日军，协同城内驻军，守卫城池。

　　“这一仗子弹都打没了，在运河里和鬼子拼刺刀。死了很多人，运河里都是尸体。”王清松向人们回忆说。

　　鏖战中，一枚炮弹在他身旁炸响。他后来回忆，当时他的耳朵被震聋，轰鸣喧嚣的战场突然安静下来。

　　战死的士兵大多血肉模糊，只能靠衣服分辨哪个是鬼子，哪个是战友，“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啥叫害怕。”

　　1938年3月30日夜，台儿庄只剩下西门还未失守。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接到第31师师长池峰城命令，进城阻击敌人，“死守台儿庄。”

　　午夜进城的忤德厚看到，街道里到处都是烧焦的尸体，日军逐一蹲点把守。“我们只能推倒山墙前进，推不倒墙，就在墙上掏枪眼射击，对面的敌人也在掏，双方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夺枪。”忤德厚事后回忆说。

　　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3营士兵利用民房家具在街道构筑防御工事，反复争夺推进，但在日军步兵平射炮压制下，伤亡巨大。

　　王清松所在的158团伤亡殆尽，10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

　　4月2日，在台儿庄东城，王清松的一组战友与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激战，全部阵亡。

　　在日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中记载，中国军第27师80旅的士兵，藏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决死勇战，全部守兵顽强抵抗直到最后。”

　　日军曾使翻译劝降这些士兵，但“应者绝无”，日军伤亡66人，250名国军士兵全部阵亡，“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尸山血海，非独日军所有。”

　　“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今年80岁的池惠华能从父亲的口中，感受到台儿庄战况之惨烈，情势之危急。

　　2015年4月21日，北京明光北里一处老楼里，池惠华能体会到父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池惠华的父亲池峰城，是当年守城31师师长。台儿庄一战，他向指挥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撤退到运河南岸，给部队“留点种儿”。

　　孙连仲那时也焦灼万分，此前，他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过电话。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孙连仲给他打电话，语气哀婉，“我们把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能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这一请求遭到李宗仁的拒绝，“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指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回复，“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一份来自中国军队的战斗详报记录了4月3日的危急：中午，日军出动11架飞机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这一日，台儿庄已失守大半，守军退守南关一隅，生死存亡。

　　这一日，台儿庄进入生死攸关的时刻。

　　日本《朝日新闻》当日刊发报道称，“日军已经占领台儿庄的四分之三。”而中国军队第二集团军三个师伤亡达十分之七。

　　孙连仲下令，第31师守城将士与台儿庄阵地共存亡，“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为了方便指挥，池峰城的师指挥部距离战场就一两公里。”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

　　4月4日，日军电台宣布已完全占领台儿庄的这天，池峰城下令炸毁运河上的浮桥，“台儿庄就是31师的坟墓。”

　　孙连仲给李宗仁发电报，“官兵誓死与台儿庄共存亡，即一兵一卒亦必以最后之一滴血以换取最大之代价。”

　　敢死队

　　现在的台儿庄，饰品、饭店、酒吧等商铺鳞次栉比。

　　但有人没有忘记历史。

　　一家饰品商店的墙外，悬挂着一张2米高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一名敢死队员在一名老兵的帮助下，把手榴弹绑在身上。游客们驻足观望，合影留念。

　　这是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当年拍下的照片。

　　1938年4月3日夜，台儿庄岌岌可危。李宗仁下了一道命令，悬赏十万大洋，组织敢死队，夜袭敌军。

　　李宗仁命令，凡是可以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集合，组织敢死队。

　　第27师师长黄樵松，亲自组织了20名敢死队员。

　　王清松记得，出征前，师长黄樵松写下了一首《榴花》绝命诗：昨夜梦中炮声隆，朝来榴花满地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

　　石榴树是山东一种常见树种，许多人家种植在庭院，每年五六月间繁花盛开，通红一片。这首绝命诗，在守军之间流传开来。

　　第30师176团3营营长忤德厚组织了40名敢死队员，成功夺取城西北角，只有两名队员返还。

　　在所有敢死队中，以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的57人敢死队最为著名。57名敢死队员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返回时仅剩13人。

　　“幸存的13名队员，其中1人返回途中自杀了，他觉得没完成任务。”赵延庆说。

　　期间，王冠五共组织了三次敢死队，人数多达329名。

　　李宗仁的侄子李伦介绍，尽管李宗仁开出了十万大洋的赏金，但敢死队员对银元并不热衷，“他们是为国效力。”

　　4月4日，中国军队这一天的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城内之敌，步炮协力自本日午前一时至午后五时连续向我猛攻四次，肉搏巷战达十余次，敌并用烧夷弹燃烧我占据之房屋，均经我第31师守城部队奋勇击退。

　　日军战报记录：当天战线仅推进约八十米。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如今，重建的台儿庄古城仍然能看见当年激战的痕迹。

　　曾作为31师186团指挥所的清真寺，一面外墙上每块砖上都有弹孔，最密集处0.5平方米弹孔达30多个；袁家后巷一面青砖墙上，斑驳的墙面布满上百个弹孔。

　　1938年4月6日晚，鏖战多日的王清松终于盼来了希望。

　　当天，李宗仁赶到台儿庄附近，亲自指挥部队进行全线反击，以孙连仲第2集团军为主组成的左翼兵团和以汤恩伯第20军团为主组成的右翼兵团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大举反攻。

　　池峰城下令士兵们出击，此时，他的31师8000余名士兵仅剩1400余名。

　　4月7日早晨6点，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还没睡醒的时候，一名中国士兵兴奋地告诉他，“我们把台儿庄打下来了。”卡帕赶到台儿庄，拍下了中国士兵把旗帜插在城头的照片。

　　日军一名参战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谁知道竟至于这样困难！其惨状实为人间地狱。”

　　池峰城的儿子池惠华说，大战结束后，池峰城曾拿着雨布在地上捡碎尸体，捡胳膊捡腿，一边捡一边掉眼泪。

　　山东省社科院抗战史专家赵延庆说，台儿庄大战日军伤亡七千余人，国军伤亡达两万人，“这些遗骸大部分都是就地就近掩埋。”

　　抗战胜利后，厌倦内战的王清松丢下枪，回家务农。

　　今年97岁的王清松颐养天年，他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台儿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

　　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么幸运。

　　1938年3月，一名25岁和一名35岁左右的士兵，在战斗最激烈的西门阻击日军，生死未卜。

　　直到73年后的2011年9月，台儿庄古城西门重建时，人们挖掘出两具遗骸。遗骸头戴钢盔，一侧卧着汉阳造步枪，体内还有日军的步枪弹头。

　　这正是台儿庄大战中阵亡的两名中国士兵，也是唯一保存完整的烈士遗骸，无名无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