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编纂小史

　　“学汉语是一场苦役。”翟理斯在其历时十八年编纂的、问世于1892年的《华英字典》的扉页题记中，如是写道。在中西文明漫漫交流史上，这场苦役的最初接受者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汉学家，汉英词典的编纂也始于这群人。

　　早期拓荒 

　　传教士们的“苦役”劳作

　　这群人中，一个难以被忘记的名字是马礼逊。1807年，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派往中国代表英国新教开教，并受伦敦传教会的指示，将圣经译成中文和编纂《华英字典》，旨在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也为了传教。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在1815年问世，这背后，是马礼逊在华27年的拓荒生涯。

　　陆谷孙先生说起那段历史，“那真是早年传教士们的血泪史。他们编纂词典遭受着来自教廷和清廷的双重压迫。” 马礼逊来华时，正值闭关自守的乾隆盛世。清廷所颁布的禁教令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与此同时，代表新教的马礼逊还遭受着罗马天主教的仇视。这一切使他在华的处境十分艰难。

　　马礼逊来华后生活十分窘迫，居住在平时储存货物的仓库之中，苦心研究中文。根据米怜的《开首十年之间回忆》，马礼逊来华居住后便开始穿汉衣，蓄长辫，留指甲，学中文，一如中国人。百般阻挠之下，他终于聘请了两位教授其汉语的本地老师。当时，两位教师冒着违犯禁令可能遭遇的生命危险，甚至随身携带毒药以备自杀，免受酷刑。

　　《华英字典》的编纂，始于1808年。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也因其同时造福中西方交流和贸易工作，东印度公司为他提供了资助，并承担印刷。编纂期间，他遭受了重重阻挠——清政府逮捕通缉马礼逊多名《华英字典》刻字工匠，夺取和烧毁了他的大量稿件。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大量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参照《康熙字典》、《诗经》、《论语》、《孟子》、《易经》等书目近万卷，终于在1815年出版了《华英字典》的第一卷——《字典》。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包含《字典》、《五车韵府》和《英汉字典》三部分，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马礼逊前后历时十五年，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工作。

　　在马礼逊打下的根基之上，19世纪末期，西人编纂汉英词典的道路逐渐走向了成熟。1871年，就职于中国海关的英国人斯登得出版了《汉英合璧相连词汇》，按读音字母顺序排列，出版后大受欢迎，后被多次修订。1974年，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出版的《汉英韵府》又为汉英词典的编纂史建立了一座里程碑，被誉为“多年来新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们工作的集大成之作”。1892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巨型汉英词典《华英字典》问世。释义详尽，例证充分，对文化负载词的解释尤其详细，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流行的汉英词典。

　　“与国人编写词典最大的区别是，传教士和汉学家们的词典编写立场是站在西方视角的，汉译英的翻译过程中把中国文化归入英语宗教、文化的语境内，西方读者带着他们的价值观认识东方、理解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并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中华汉英大辞典》的执行主编之一万江波解释，在这种翻译过程中，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也被掩盖。

　　蹒跚探索 本土学者编写仅七种

　　自马礼逊开始，一百多年来，汉英词典的编纂一直是西方人的天下。从二十世纪开始，国人开始登上了编纂词典的舞台。第一本由中国人编纂的汉英字典是乔宜斋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汉英新字典》，于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问世。

　　自民国开始，迎着现代化探索的进程，中国开始了一场学习英语的浪潮，国人从模仿到借鉴的过程中开始了在词典编纂领域步履蹒跚的探索。然而，由于国人学习英语主要依赖于英汉词典，在那一时期的词典编纂工作，英汉词典的编纂占据了主要地位。

　　“理论不足、实践缺乏导致那时期的汉英词典编纂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词典编纂史的高永伟教授说。那一时期的词典大多是延续早年西方人编纂词典的传统，对它们进行简化，删编了那些只针对于外国人的文化、百科类词条，并修正传教士和汉学家们编纂词典时对汉语的理解错误。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英辞典》，采取按汉字笔画多少编排的原则，打破了西方人编汉英词典时惯常采用的西文切音排序传统，但大致以翟理斯的词典为蓝本。而在其出版七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本《新汉英词典》，词条收录远远广于前一本。

　　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产生巨大作用，也为国内双语词典的编纂事业打下了基石。白话文的出现，也陆续被收入在此间编纂的词典中。汉英词典在此间的编纂，收入了大量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新词条——如劳动、革命等从日本反向输回的词。由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汉英词典》从1931年初版到1939年再次修订便增添新词条 2000个。编者在 “增订小言”中写道:“在兹八九年内，各种新字新词，与日俱增，若总裁，副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游击战，孤军，国民参政会议，一碗饭运动，一元还债运动诸词，在前绝未有闻，现在妇孺皆知，若不加增订，势必与时代相去日远。”民国时期的词典编纂，虽然未有太大突破，却也记录了时代的剧变。

　　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词典编纂在社会转型的内忧外患中跌跌撞撞地探索着，中国本土并未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汉英词典。“说来令人心酸，1949 年以前在中国境内由中国学者编写的汉英词典，据统计仅有七种。”曾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的双语辞书专家和翻译家徐式谷先生曾这样说。“但尽管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足，民国期间的汉英词典在吸收和借鉴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英词典的基础上开创了国人编纂汉英词典的历史。”高永伟在《综述民国期间的汉英词典》一文中评价民国时期汉英词典的贡献是，它们不仅为当时的国人学习和使用英语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参考书，而且也为解放后我国汉英词典的编写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关键时期 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词典

　　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总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相辅相成。1949年到“文革”期间，大陆地区尚有英汉词典陆续问世，而汉英词典的发展却停滞了下来。

　　据陆谷孙先生回忆，七十年代，有侨生带回相继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林语堂的《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与梁实秋的《远东汉英大辞典》，虽词条收入都不足，却也为日后大陆地区的汉英词典编纂工作提供了一定借鉴作用。

　　1978年，“文革”结束，中国大陆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国人自纂的第一本大规模汉英词典——外研社在1979年出版的《汉英词典》。它是在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吴景荣教授主持，历时八年完成的，带有明显的国家主导的文化输出意识。其例证大部分取自经典、诗词和近代白话小说。“但是，1978 年版终究带有十年动荡的遗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迅猛推进，汉语词汇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姚小平教授撰文写道。

　　与此同时，其他的汉英词典相继问世。另一部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这本词典是此前《汉英词典》的主编吴景荣教授和外交部英语专家程镇球联合主编，更是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至此，编纂汉英词典已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中华文化向外输出的动机。万江波解释道，“后期由国人编纂的词典渐以‘异化’替代或补充早年西人含有殖民意识的‘归化’翻译法，让中国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显得更加不同”，进而掌握文化对外解释的自主权。

　　历时十五年，由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在今年三月基本大功告成。这部词典被有些专家评价为“可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词典”。它的收词量远超目前坊间常用的汉英词典，单字条目逾2万、复字条目逾30万，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它兼收并蓄，兼顾古今、简繁，并有详实的方言收录，例证亦庄亦谐，译法“文化洋溢”，用陆谷孙先生的话，是要“多凿几个脑洞”。但实际上，这个由陆先生发起的、自下而上的民间工程，十五年来一直人力单薄，来来往往，全是兼职。

　　“《中华汉英大词典》的出版恰逢要实现中国梦的时候，而且国外兴起了学习汉语的高潮、中国人希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的一个关键时刻。也许编写的人没有意识到要适应这样关键的时期，但是它的出现的确是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的需要”，黄源深教授在《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研讨会上说。

　　1815年

　　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华英字典》第一卷问世。

　　1823年

　　《华英字典》全本出齐。

　　1871年

　　英国人斯登得出版《汉英合璧相连词汇》。

　　1874年

　　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卫三畏出版《汉英韵府》。

　　1892年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巨型汉英词典《华英字典》问世。

　　1908 年

　　第一本由中国人乔宜斋编纂的汉英字典《汉英新字典》在日本东京出版。

　　191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英辞典》。

　　1919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新汉英词典》。

　　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世界汉英词典》。

　　1979年

　　外研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国人自纂的第一本大规模汉英词典《汉英词典》。

　　2005年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2015年

　　陆谷孙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