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人，古城，诗意的栖居

　　“我曾去过日本京都的产宁坂，有一天走在街上，在一个转弯处看见一座沉寂的古塔，在夕阳照映下，那种时间带来的美感无法言喻。这就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它是你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在你惊鸿一瞥时，看见的一个古老文明。”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姚远1981年出生在南京的白下街道，也就是今天的秦淮区。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爱骑着自行车漫步在南京城大街小巷，看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下参差有致的明清风格老街——南塘金陵府、北宋江宁府、南宋建康府、元集庆路……这些传承下来的古城文化遗产，让姚远这样的老城市民，在城市的具体空间中得以触摸。

　　上个世纪末，金陵高考状元姚远前往北京大学报到，从六朝古都南京到帝都北京城，姚远的脚步从上一个古城踏入下一个古城。

　　大学时代，他见到还未被过度修缮的十三陵在夕阳下的苍凉景观，竟然和唐诗中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意境如出一辙；大二时他第一次自己登景山，俯瞰老北京城的风貌，胡同、四合院、街道……震撼的感觉无以复加。讽刺的是，那是在2000年，正逢全国兴起古城“大拆大建”的高潮。

　　大学四年，姚远在游历了南京、北京、苏州、扬州等老城古迹之后，面对一片片古城民居在推土机前的轰然倒下，他逐渐萌生了为古城保护做点什么的决心。

　　行动 一场漫长的古城保卫战

　　十多年来，姚远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他觉得“与其在学术期刊上清谈公共领域或公民参与之类的话题，更不如从保护自己的城市的行动开始”。然后，就是十多年漫长的古城文物保卫战，这位80后博士在南京老城保卫战、北京宣南老城改造、陕西韩城古城拆迁等事件中，在报刊上多次公开发表意见。这些奔走呼号的历程，如今集结在新书《城市的自觉》中，这本围绕古城存废之博弈的实录，也凝聚了姚远对城市建设与复兴的理性思索。

　　从2002年起，姚远就开始关注南京老城区的保护。2006年和2009年，南京老城区曾两度被视为“危旧房区”而予以拆除，由此也催生了两次“南京老城保卫战”。第一轮保卫战中，姚远给相关专家学者和委员代表一路写了300封信，随后16名专家联名紧急呼吁，然而旧城改造的推土机依然肆意地推倒了近50万平方米的历史街区。2009年，“拆”字再度刷上南京老城，在梁白泉等一批南京知名学者的声援下，姚远再写呼吁信。这一次，在中央的重视和南京市政府的督促下，拆迁停止了。

　　随着生活地的流转，姚远目光所及的古城，逐渐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近年来，他参与过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宣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这些保卫战在他看来顺理成章，因为人生活在城市，理应参与到城市保护中去。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大幅推进城镇化建设。姚远认为，古城保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也面临着新形势。他说“城镇化建设下如何进行古城保护”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命题，如果处理得好，那么中国人世代都能享有这份“活的遗产”；反之，如果继续“大拆大建”，几千年的文明古城将就此永远消失。“因为我们拆掉的不仅是地表上的古建筑和街道，还会把地下的历代历朝遗迹全部拔掉，甚至把居民的生活方式、方言、小吃、民俗等文化脉络全部抹杀干净。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山水画作这些文化遗产和我们的古城古镇、居民院落是无法分开的，如果没有古民居，后人无法领会欧阳修所言‘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怎样的意味，无法理解古人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创造出优美的文化作品。”

　　思索 古城与人唇齿相依

　　新书《城市的自觉》收录了这些年姚远为古城文保奔走呐喊的见解，这种“城市的自觉”在姚远看来，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自觉”，是政府、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等各方达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绝不仅仅留在典籍里，而是也存在于活态的城市具体空间中的，只有将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保护下来，城市文脉才不会毁坏。有了小桥流水，苏州才为苏州，有了胡同四合院，北京才为北京。”

　　姚远所说的老城保护，并不是要维持那种年久失修或者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而是根据古民居的不同类型来进行修缮，使得这一街区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又能让居民安居乐业，保持传统社区的肌理。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前些年北京烟袋斜街的整治中，政府宣布‘不拆了’，仅投入不到160万元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当地居民都自己投入到修缮工作中去了，花了很少钱，就把自家民宅修缮得古色古香。结果，烟袋斜街的建筑风格没有改变，原住民也没有迁移，2010年烟袋斜街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这就证明这种古城保护思路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方式可以激活一个街区的生命力。”

　　在姚远眼中，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而形成的古老街巷肌理，存在于在此居住的百姓生活中，而古城与人始终唇齿相依，在各个街区，构成了一幅姿态各异的“清明上河图”。

　　认识 理解古城的文化价值

　　新京报：而今中国很多城市“千城一面”，拥有的是一种“伪现代化”，而在30多年的城市化中，北京、南京等老城只剩下“文明的碎片”。你曾说“不要支离破碎地理解古城保护”，而要持有一种“全局性保护观”，请具体谈谈这种“全局性”。

　　姚远：就是要对古城进行整体性保护。这种整体性是指，一个古城从历史留存至今的所有名胜古迹、传统民居、河道街衢等都应该是保护的对象。其实，古代对城市的选址、布局乃至后来对城市内部空间如衙署、寺庙、民宅、园林等的规划都含有古人的大智慧。比如说从前南京城的选址，是一个“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理念，街道如何与城墙呼应，城墙如何与紫金山呼应，都是有考究的。再比如说，古人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看见了金山寺就知到了镇江，看见虎丘就知到了苏州，看见六和塔就知杭州已在眼前，城市地标和山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非常精细的考虑。对这些古城文化价值的理解，需要几代人才能渗透。

　　新京报：你在书里反复提到旧城保护中保持居民“生活延续性”的问题，当下存在这样一个理解：认为改造旧城就能改善民生，你认为这是一种误区。请谈谈原因？

　　姚远：如果没有原住民，历史街区也就没有了灵魂。很多城市规划者、旧城改造的设计师其实已经意识到，强制拆迁、把原住民整体迁移到新城去，并不一定能够改善民生。具体实施旧城改造的当政者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觉得让居民住进了新房子，拆迁就是“改善民生的期盼”，其实不然。民生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原住民“住有所居”了，老人上哪里看病？原来熟悉的生活场景如何复制？人的心理情感如何调节？并不是以住房面积、成套住宅的思维就可以衡量民生改善的好坏的，改善民生和旧城整体保护的协调关系，是多元协调各方利益的一种智慧，绝对不是“一刀切”把老百姓都赶走的方式。

　　新京报：其实这些老百姓才是古城真正的核心所在，你在书里提到一座伟大城市的尺度是“人的尺度”，可否具体谈谈？

　　姚远：无论是在京都、巴黎还是老北京，人们都可以悠闲地靠步行就享受到商店、咖啡馆、博物馆带来的城市生活的愉悦。真正美好的城市风景，可以激起人们的生活欲望，大家会觉得在这样的城市空间里，享受生活是值得的。我们说老城有人文价值，是表现在人性化的空间尺度上。城市街道布局里，一种为人而非为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适宜人居。

　　新京报：可是现在中国很多城市还在热火朝天地修着大马路和立交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观念上是不是需要更新一下了？

　　姚远：是啊，我记得某地方电视台的城市景观节目，航拍下所见各种“气势宏伟”的立交桥，俨然一副“城市现代化”。其实你去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打个车就知道，这个立交桥完全没有任何便利性，拐错一个弯，就要多走四五公里，哪里是一座“为人设计”的城市？其实，人才是城市的灵魂。人们对“伟大”这个词有误区，其实great和big不是一个概念，城市伟大与否和体积、尺寸没什么关系。

　　不过，中国的现代化是渐进式的，也许城市管理者认为立交桥和大马路就是现代化，但当我们看见了法国波尔多、日本京都的城市景观，我们会知道造高速路、摩天楼只是“前现代化”，城市遗产保护才是比前者先进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理念。当我们看见真正的现代化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能逐渐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