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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帅 新片《闯入者》探讨老年人现状,接受新京报专访,聊“可惜的”张艺谋、“无须同质化”的电影市场

总要有人拍不同类型的电影,都一样就噎着了

2015年05月04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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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着惊悚的外包装元素,但王小帅依然把《闯入者》归类为艺术片范畴,而面对五一档各类型影片的夹击,他认为“看腻了那些同质化的影片,总会有人想看看不一样的。”

  《闯入者》有一个悬疑的引子,这和王小帅过去的作品看似很不同,但当谜底逐渐揭晓,场景从北京又一次回到贵州,你会发现,影片依旧是一部讲述“大三线”的故事。从《青红》到《闯入者》历经十年,按照导演的话说,后面的题材他虽然没有想好,但三线这个“情结”应该翻篇了。如果你记忆力够好,可能还会记得当年有个酒局,王小帅和周立波就艺术和电影互喷,看上去两个人都喝多了,但其中一些尖锐的话题涉及张艺谋,去年《闯入者》参赛威尼斯电影节,王小帅也直言“有点可惜”转型商业片的张艺谋,这次的采访,他依旧秉持着这样的态度:“你看张艺谋‘归来’一下现在又‘长城’去了,所以(他)就‘归不来’。”

  心愿了结,大三线的故事打住

  新京报:影片用了大量的红色,包括红帽子、红领巾、电话座机也是红色的,英文名叫《红色健忘症(Red Amnesia)》,红色在这部电影里是有所指代吗?

  王小帅: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符号是红色。有的时候红色确实代表一种激情、热情,现在这个红色又变成一种中国特色。影片里面小的情节用到红色,我觉得倒无所谓,只是这个片名叫做“红色健忘”是道具之外指代性比较强的概念。

  新京报:这个英文名是你起的吗?

  王小帅:不是,是我们做海外代理销售的人写的。

  新京报:感觉很独特。

  王小帅:因为我告诉他,整个电影发生在现在,似乎与过去的中国有巨大差别。但实际上我认为这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忘了我们以前是什么样,曾经有过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很容易健忘的。

  新京报:你一直提我们不要遗忘过去,其实电影也算是两段式,直到后来主角到贵州,大家看到又是一个(大三线)的故事,你等于连续拍了三部(《青红》《我11》),这算是终结篇吗?

  王小帅:如果把它纳入三线,那作为三部曲来说,算是一个心愿的了结。但是从一开始,我没有把它完全当成一个三线的原始动机去想。原来就是老年人和当下的生活,现代生活对他们造成的困扰。

  新京报:你的书《薄薄的故乡》马上也要上市了,也提到了之前的经历,是不是“三线”的事情就此打住了?

  王小帅:连书带这部电影,我确实是把埋在心里想要说的话,差不多了结了。下面再想其他题材,就像以前的电影一样更加往外走了。这是我多年来想做的事情,这也与英文片名《红色健忘症》有关联,我眼看着一切都将被遗忘,我们也不提倡去面对过去,大家都选择性遗忘,或者心灵鸡汤的活在当下,别想太多。可是这从大的社会来说不好,我是质疑这种提法的。

  探讨老年人现状,不抗拒带我妈去看

  新京报:看完《闯入者》,可以结合网络上一个流行语,“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王小帅: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一琢磨,网友们还是很聪明的。这恰恰说明了一切并没有过去,年轻时那些做过一些事情的人只是如今变老了而已。在失去理性的疯狂年代,每个人都有释放人性恶的时候,只是有些人厉害一点,有些人隐藏一些,有些人稍微良知上还能够把握住,如今这些人现在变老了。

  新京报:其实电影里涉及很大一部分老年人的现状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国的老年趋势?

  王小帅: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以及我们父辈还年轻的时候,老年问题还没有过多浮现。现在老龄化已经开始浮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孝道,中国的社会体制下怎么去面临老龄化的问题。

  除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还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当年改革教育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住房问题,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都让第一代以及我们父辈这些人,包括我们赶上了。特别是父辈那些人,他们当初享受的国有体制下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包括我们60年代这一拨赶上最末的免费教育,大学出来包分配,突然现在完全变了,所以我们都在面临新的问题。

  新京报:电影里设置了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代沟,又让秦昊演了个同性恋角色,这些情节的设置也是你这些年生活中感触到的?

  王小帅: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嘛,当然这个家庭有特殊的设置,母亲曾经以一个非常主观性的动作和动机想改变这个家庭,想把它带入她认为比较良性的传统家庭、幸福家庭的状态中。但实际上这个家庭处在现在,它的变化显现了。现在的社会和过去不一样,现在的人更开放,信息量接受更多,年轻一代更自我。我设置秦昊在这么一个环境下,母亲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但是她又无力改变,她又必须跟上时代,也在接受也在面对,这个家庭老的传统,新的传统在一起,就是中国的现象。

  新京报:秦昊这个角色,一看大家还是会想到《春风沉醉的夜晚》。

  王小帅:我觉得秦昊在《春风》里确实很好,出人意料。

  新京报:也就是说国内男演员演这类角色他最合适?

  王小帅:当年刘烨演《蓝宇》时也好,包括胡军演的另外一个身份也很好。我觉得暧昧性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秦昊当然有《春风》做底子更加有信心。我跟秦昊合作时间长了,他很愿意参与到我们的电影中。秦昊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好:演员不在于演得有多好,或者有多少能耐,而是需要在一个好的电影里面才能存在。

  新京报:我们会很好奇,电影上映后你会让你的母亲去看吗?

  王小帅:她会去电影院看。

  新京报:你想过她可能会是什么态度?

  王小帅:我母亲一直都看我的电影,我也给她洗脑,她其实可以从多方面去了解,电影是电影嘛。有时候我也跟她聊,她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上一代中国人的状况,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导致自我迷失,根本没有自我,从小长大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要干吗,都是在为家庭、为集体奔波。她也看过剧本,实际上这里面真正的核心在我们家并没有发生。所以对她来说我觉得没问题,而且她现在更愿意去解读。通过电影来呈现,她可能更加容易看清楚。

  顺应市场?拍好电影才是我该做的

  新京报:你曾提过挺喜欢张艺谋的《归来》,这部电影有点惊悚版《归来》的意思。加入这样的因素,是想往商业性的方向走吗?

  王小帅:我在谋划的时候,并没有把它很主观地放到一个悬疑或者惊悚的类型里去,我觉得还是一个剧情片。其实片中老太太的焦虑是来自外界的,这很自然地就带进这些成分。

  新京报:除了类型上,这次还有植入广告,这在你以前的电影中也是不多见的。

  王小帅:当年《青红》,媒体问我关于植入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反对,就是看所谓的植入广告是什么样的态势进来。为什么我说我不反对?恰恰是基于有的时候很多电影,像我们这种不是纯粹以市场为目标构架,在中国要想做这种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有适当的广告进来,能够帮助到这类影片,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会刻意去拒绝,但是植入至少要保留导演最大的自主权,尽量做到柔和。这里面植入的是奶粉,老年人补充钙质确实是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京报: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固有的拍摄风格,很少有变化,但现在市场很浮躁,艺术电影的空间还没有起来,《闯入者》在五一档上映,你怎么看它的前景?

  王小帅:没有人会反对电影市场的繁荣和多样化,从观念上不可能有人说只要一种类型的电影。但是怎么做到,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人们是最逐利的,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大家往可能性最大的方向走,这是整体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可是既然从理论上丰富、繁荣、多样化是对的和好的,那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其实也有个别导演一直在秉承自己的价值观好好去做这些事情。难肯定是难,因为中国的电影观众培养没多久,算起来从2003年开始走所谓市场化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并不是一蹴而就,所以需要时间。

  新京报:现在市场这样,不会影响到你?

  王小帅:上海电影节的时候,他们也说现在不要着急,我觉得这些搞市场的,还有做商业模式的公司、导演都非常好,是很好的先驱,他们把这个市场先做起来,让观众重回电影院。甚至有人喊狼来了,美国电影进来,把这个份额做大,因为过去太小了。现在做大了,总有需要不同的,要不然同样的类型太多,就噎着了。最近的档期里面还是有同质化的,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走。这么走下去确实会噎着,我作为普通观众,在年头看两部得了,就不会再去(进影院)了。这是从理论上要去探讨的问题,我只是一个导演,我做电影的过程中,首先要把这个电影做到自己满意,是自己最想拍的,包括与观众、自己的生活情感共鸣,先把这个做好再说。

  其实在我们走到市场时,我发现有很多真正技术性的,我不懂的专业,需要宣传和发行去做。我觉得这样(电影营销)是对的,导演做好自己,剩下的把这个产品推向观众,有一帮更专业的人去做,这是我对市场抱有希望的一点。

  话外音

  我为什么要说张艺谋可惜?

  新京报:刚才谈到《归来》,你曾说觉得张艺谋有点可惜,因为他后来拍了《英雄》式的大片。现在也有一些艺术片导演,开始在尝试拍纯商业片,包括娄烨。以后有类似的商业片找你,你会拒绝吗?

  王小帅:我觉得娄烨并没有拍纯商业片,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应该这样,但其实我认为他没有变。贾樟柯也说了很久的《在清朝》,包括侯孝贤做的《聂隐娘》,最终效果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我相信秉承自己的风格和审美不至于(太离谱)。

  张艺谋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以《英雄》为比较清晰的开始,突然转向,从某种方面讲我倒是觉得他挺了不起的,我说的可惜就是因为他了不起(笑)。为什么呢?这个国家需要市场化,需要工业化,因为过去的电影整体量太小了,很可笑,这个时候需要顶梁柱,张艺谋就是顶梁柱。张艺谋在一开始探索片的时代做得很好。这之后市场需要他,他是顶梁柱,也做起来了,奥运会需要他,他也做。

  国家各种转向的时候,他都是条件最好的,他转也是中国特色,如果说中国整个市场商业模式没有断,把商业模式做好了,张艺谋就不需要为转向付出这么大的转变,那么他可能还在持续拍《秋菊》《活着》。如果他一直延续到现在,会是中国电影文化巨大的风景。他断裂后,当然很可惜。当然你让别人去做,别人能力不那么强,是不是给中国造成很大的文化损失?所以这是我说他可惜的地方。

  他拍《归来》,就是觉得自己在这个上面走得很远了想“归来”。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轴上没有如果、不能重复,创造力也有高潮、低潮、半衰期。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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