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北1942：长沙城外的烽火四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力投入及损失

　　会战时间

　　1941年12月24日——1942年1月15日

　　中日双方参战部队及兵力：

　　●中国第九战区：（投入总兵力30余万）

　　●日军11军：（投入12万余人）

　　●中国伤亡失踪：官佐1191人、士兵28658人，共计29849人

　　●日军伤亡失踪：共计54000余人。

　　（以上数据来自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

　　器与术

　　如炉熔铁 围歼日军

　　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经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制定了“天炉战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将战法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

　　战时，薛岳在从湘北门户岳阳到长沙城外的4条河流、150公里铁路沿线布上10万重兵，设下层层防线。日军进攻路线受阻，在浏阳河、捞刀河、金井、福临铺、影珠山等处一度举步维艰。

　　薛岳自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后于决战地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此法如炉熔铁，故名天炉。

　　国防大学教授房兵认为，日军在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中占据上风，“你不是块铁砣子吗？不是一锤子砸不烂吗？那我们就用炉子炼你，慢慢地消耗你”。天炉战法的意义在于中国军队找到了一种与日军相抗衡的方式，日军不再能速战速胜。此战术最终取得歼灭敌军五万余人的胜利，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

　　启示录

　　1938年武汉沦陷后，由于战线过长，日军采取“绥靖”政策，巩固占领区，减缓了南进的脚步。

　　然而，1941年12月8日，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改变了他们的计划——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

　　在进攻香港英军的同时，为了牵制中国军队驰援，1941年12月24日，日军进攻长沙，与以湖南为中心的国军第九战区部队激战22天，史称第三次长沙会战。

　　抗战初期，作为大后方的湖南一直是中国抗战的粮仓和兵源，如今，它被推到了最前线。

　　此役，国军用伤亡2万余将士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数万人，蒋介石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不仅是让抗战走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在荣维木看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更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美国随后向中国提供了五亿美元的贷款，并同英国一起，取消了一系列对华不平等条约。罗斯福更极力说服丘吉尔，让蒋介石成为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

　　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值盟军在国际战场上节节败退之际，英国《泰晤士报》赞颂这场胜利称，“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耀夺目。”

　　特约顾问：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肺病，陈荣华从养老院住到了医院里。

　　他已经96岁了，双目皆盲。这位当年参加长沙之战的连长，至今记得最熟练的一句日语是，“你们不要再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这是那场战争，给现在的陈荣华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战场的痕迹还留存在岳麓山上，山顶的炮台遗址立着石碑，静静守望着湘江对岸繁华的城市；74年前立下的“长沙会战纪念碑”，经过风雨侵蚀，字迹斑驳。

　　时间回到1942年1月2日，第三次长沙会战进入第10天。

　　日军向阵地发射了毒气弹。王维本的战友们没有防毒面具，很多人都头晕，“我命令一个战士去收取水壶和毛巾去打水，用湿毛巾护住鼻嘴，但还是有很多人丧失了战斗能力。”

　　日军的炮弹开始向长沙东南郊的黄土岭覆盖轰击。负责黄土岭阵地的是第十军预10师29团，侦察排长王维本。

　　在毒气弹的打击和日军的猛攻下，王维本所在的防线只剩下了13人。经过两天激战，29团减员超过70%。

　　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计划，由北向南布下的层层防线，为的是消耗日军的战斗力，守卫长沙的第十军需要做的，是顶住日军的进攻，等候前方部队的回追合围。

　　日军兵临城下。

　　天时

　　2015年4月初，沿粤汉铁路从湘北门户岳阳南下长沙，沿途所见不难理解，薛岳当年为什么选择这片疆域作为阻滞日军前进的战场。

　　岳阳与长沙之间，由北向南依次横亘着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连绵的水田将土地分割得如同棋盘，不时出现的丘陵，遮挡了南北相望的视线——这种地貌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力。

　　当年，薛岳认为这还不够。会战开始前，他调动部队和百姓，将通往长沙的铁路和公路全部破坏，并在湘江、沅江之间日军的前进方向埋下数千地雷，稻田里也被注满了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国防大学教授房兵看来，恶劣的交通条件对于日军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军队。彼时，中国的士兵穿着草鞋，日本军人穿的是皮鞋，“皮鞋灌了水比铅还沉，更不要说日军的武器和补给车辆了。”

　　天气也帮了大忙。

　　在老兵陈荣华的记忆里，1941年底的几天冷得出奇，日军进攻到中国军队在汨罗江的第二层防线时，天降大雪，雪地里，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格外扎眼。

　　珍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证实了陈荣华的回忆。1941年12月25日夜，日军南下第二天，“大雪骤降，一直下到27日清早……敌之服装，表里皆为黄色，雪景中颇成显著之目标。我军为减小目标，反著棉衣（军服里面系白色）。”

　　陈荣华是73军15师56团的连长，奉命驻守第二道防线，降雪当晚就和敌人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连里的重机枪安置在路口，日军专盯重机枪打，从深夜一直打到拂晓，先后补上去的战士或死或伤，但枪声始终未停，“不能怕，怕了还死得快些。”

　　陈荣华所在部队阻击日军的同时，位于新墙河南岸第一道防线的中国军队，也在与敌人缠斗。

　　韬略

　　2015年4月，养老院里，96岁的老兵李为瑞来了精神头。

　　晴天的午后，阳光洒进室内，讲到激动时老人会在屋里反复踱着步子，双手前后端在胸前，回忆朝敌人射击的一瞬。

　　李为瑞说，当时自己所在的79军98师293团奉命防守新墙河南岸，日军势众，293团无法正面抵抗，只能迂回到侧面攻击小股敌人。

　　听到枪响，敌人回头应战，一阵枪炮过后，却找不到中国军队的影子，“我们就是要拖住他们的腿，让他们慢下来。”李为瑞说，看见守备薄弱的辎重部队，战友们便全力阻击，毁掉敌人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如果遇到大股敌人，短暂交火后便撤出战场。

　　撤退只是薛岳“天炉战法”的第一步。战役开始前，他便抱定了在长沙城外决战的决心。

　　台湾纪录片导演陈君天曾在后来对薛岳的采访中了解到，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当时的部署，部队应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岳不服气，“什么挺不住？我一定挺得住。”

　　陈诚和白崇禧急了，飞到长沙做薛岳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着青山在，以后还可以打。”薛岳拒绝接受调停，没等两人回去，就把电话打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睡了，他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

　　此时，新墙河与汨罗江两条防线上的中国军队纷纷投入了战斗，就连大云山上一座寺庙里的僧人也加入进来。

　　李为瑞说，出家人不能杀生，僧人们便给上山寻找食物的日军饭菜里下药，几股日本兵吃完饭就拉了肚子，再也无力投入战斗。

　　第二天，宋美龄给薛岳回了电话，蒋介石告诉他，如果有信心就在长沙打，不算抗命。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还留存着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与蒋介石的电报往来。

　　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给薛岳的一封电报中说，为防日军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后围攻长沙，第二线兵团位置应在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称（应为乘）其攻击顿挫，集举各方全力，一齐向敌围击。”

　　这意味着，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十军，将率先与日军“硬碰硬”。

　　赴死

　　相比于刻在老兵脑海里的记忆，战场的印迹早随着时间消逝。

　　黄土岭、林子冲、金盆岭，这些曾经发生过激战的地方，早已变成长沙的市区，在建的地铁1号线将几处战场变成了工地。

　　1942年1月1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继续猛攻左家塘，守卫这里的是29团一个营，打了一个小时，营长以下伤亡殆尽，其他人只好撤退到林子冲、黄土岭、金盆岭。

　　几处阵地当时虽在郊区，但离长沙城不过5公里左右。当晚9点，日军加藤素一大队绕过第十军第3师防线，进入长沙城。按照阿南惟畿（日本陆军大将）的计划，加藤素一大队进入长沙，是为了里应外合，但队伍刚进长沙城不久，加藤素一就被一名守军战士击穿腹部身亡。

　　1日晚，薛岳给预10师师长方先觉打电话，最后问他，“你能守多久？”

　　“我能守一个星期。”

　　“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2天，第二线守3天，第三线守2天。”

　　深夜，方先觉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后方他的家眷那里，这封信被当时的政治部代主任杨正华拆看，原来这封“家书”是方先觉的遗嘱。

　　遗嘱写道，“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得失，有关抗战全局的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杨正华将这份遗嘱登在了第二天的《长沙日报》上，头版大字标题：“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

　　遗嘱鼓舞了城南郊的中国士兵。1月3日，日军主力攻至冬瓜山阵地，见驻守的预10师28团工事密集，日军大量投掷燃烧弹，阵地瞬时成了火海，很多战士被活活烧死。

　　见守军不退，日军又组织敢死队，将炸药绑在身上冲进阵地，“最后阵地易手时，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彼时已经被收编到28团的王维本回忆，为了夺回阵地，团长葛先才也组织了敢死队，在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冲向冬瓜山，趁日军立足未稳，拉响炸弹与敌同归于尽。

　　“简直是修罗地狱。”在王维本的记忆里，1月4日这场战斗，双方敢死队相互冲杀了11次，阵地上除了硝烟只有残肢断臂。

　　奇兵

　　“他们完全是靠着一腔热血和肉身在和敌人硬拼。”回顾194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说。

　　荣维木说，日本兵在国内都要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射击、刺杀、肉搏，“文化水平高，投入战斗时能很快了解有利地形”；中国军队因为近代教育程度很低，上战场的士兵大多是农民或文盲，“1938年南京保卫战，新兵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学习装弹、射击，训练太不够了。”

　　葛先才带着剩下的58人退守到长沙城南门外，继续阻击日军进城，时任预10师作战参谋的藏肖侠看到葛的部队所剩无几，师部把城内的担架兵、输送兵、马夫、伙夫也派到了阵地上。

　　在岳麓山上炮兵部队的支援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打退了日军十余次冲锋。

　　此时，攻到长沙的日军补给出现困难，1月4日中午，王维本看到日军飞机不断向长沙城外投送弹药和给养，有的给养箱被炮兵阵地击中，落在中国军队的阵地里。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里，岳麓山上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一支奇兵，利用山顶“观测条件好，易于发现火力”的地理优势，俯瞰全城，给东岸城区最密集的日军带来摧毁性打击。

　　杨正华回忆，岳麓山上的重炮手们，早把长沙四郊的地形距离准确地测量过，只要有要求，不出一分钟，就可射出150mm榴弹炮，准确性极高。

　　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战史资料也证实，“面对师团伤亡之大，携带弹药殆已耗尽，而我攻击部队、司令部及后方部队，又不断遭到岳麓山之敌炮击，威力极大……命令各兵团于4日夜间开始返转。”

　　此时，湘北各条防线的部队纷纷回追到长沙城四周，从日军外围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为了防止被全歼，长沙城外的日军开始溃逃。

　　浮沉

　　溃败的日军被中国军队追着打了10天，直到1942年1月15日，才逃回新墙河以北。

　　在一所学校里，陈荣华和战友俘虏了溃逃的100多名日本兵，这些俘虏的身上没有一粒粮食，子弹也打光了，“还有些日本兵，为了不被俘虏，倒在冰天雪地里装死人。”

　　日军一些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战死的士兵要被剁下左手，烧成骨灰带回祖国。藏肖侠在战后查看战场时发现，日军连剁下战友左手的时间都没有，“一些尸体的左手被剁了两三刀也没断，只好剁小拇指。”

　　这场败仗让阿南惟畿终生难忘。日本投降前夜，阿南惟畿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说，“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惨败，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

　　如果没有后来的衡阳保卫战，这个结果对于获得殊荣的第十军来说可谓圆满。

　　1944年6月，日军进攻衡阳，第十军18000官兵守卫孤城47天，弹尽援绝，城池陷落时，已无兵可战。这个二战史上的奇迹已为太多人熟知。

　　保家卫国，战死沙场，对于军人都是一辈子的荣誉。

　　让李宣钊惋惜的是：“经历两场恶战的第十军，幸存者本已很少，如今几乎没有一位在世。”

　　李宣钊是湖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这些年一直坚持寻找并搜集抗战老兵的口述资料。

　　今年4月初，他在整理老兵名册时感慨，在世的老兵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十军老兵。

　　今年的清明节，李宣钊等志愿者组织部分抗战老兵和将领的后代，在岳麓山云麓宫前祭奠抗战烈士，张自忠的孙子张纪祖、张灵甫之子张道宇也来参加，他们四周的石栏上，刻着5000多个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的名字，名字上爬满了青苔。

　　A10-A11版/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罗婷 湖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