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 从一战走向二战(1)

　　二战中的托马斯·曼完全是一个和纳粹做顽强抗争的斗士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他已经从旅居五年之久的苏黎世湖东岸的库斯纳赫特移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的客座教授。

　　而早在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托马斯·曼即已离开德国，起初是为了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做有关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的演讲，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国会纵火案、兴登堡的《非常法》、3月份的帝国选举中纳粹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等——托马斯·曼开始放弃回国的念头，194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托马斯·曼曾经回顾过自己决定流亡时的客观情势：“我永远不会忘记，电台和报刊界在慕尼黑对我的瓦格纳演讲，发动的无知和杀气腾腾的攻击，它使我真正明白，我回国的道路已被中断。”

　　他的精神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1939年二战的爆发并未给托马斯·曼带来很大震惊，因为他早已洞悉整个形势，因而更加投入地投身到反法西斯的阵线中。克劳斯·施略特所作的托马斯·曼的传记说他“做出了能够做到的一切”，鉴于他在流亡者中崇高的声望，他所承担的义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所参加并领导的帮助欧洲难民的“委员会”以及“协会”，几乎难以计数。“犹太教难民委员会”、“基督教难民委员会”、“纽约政治统一服务委员会”接受他的举荐，捐献者接受他的谢意。在整个二战期间发出的信件中，可以找到托马斯·曼为此奔波努力的感人至深的证据：他以“美国日耳曼文化自由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名誉主席）的名义，对“两美元”、“十美元”的仁慈馈赠表示感谢；他写信给纽约电影公司的老板们，请求他们延长那些以电影剧本作者身份受雇的德国作家的合同。当一些在布拉格受到迫害的德国人急需援助时，他甚至写信给华盛顿高级部门，试图动用自己的声望施以援手。这种为他人任劳负重的精神，以及在做每一件有求于他的事时所表露出来的热情和谦逊，都是对他自己所极力主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

　　但是回顾托马斯·曼整个精神成长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他的精神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会吃惊地看到，1914年8月当德国正式对法国宣战时，托马斯·曼和慕尼黑剧院广场上欢庆的人群（其中正包括在仿造的卫兵门厅旁，挥动帽子的阿道夫·希特勒）几乎是处在同一认识水平线上的，在给哥哥亨利希·曼的一封信中，托马斯·曼写道：“有幸经历如此伟大的事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对此难道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在同一封信中，他称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十分正规的，甚至是庄严的人民战争”。

　　这种思想显然和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所具有的人道的反专制思想存在天壤之别，这种转变过程则是耐人寻味的，在那个大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标杆性意义。讲到这里，则必然要论及托马斯·曼和年长他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两兄弟同为德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弟弟托马斯·曼由于获得过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世俗声誉上始终要高出一头，但是哥哥亨利希·曼则在政治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性方面胜过弟弟一筹。亨利希·曼深受法国作家和思想家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人权观念、自由和平等思想对他影响至巨，他显然是把法国民主制作为德国君主制的对立面而加以颂扬。在此，在对待德国君主制的态度方面，他和一战时期拥戴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弟弟已呈背道而驰之势。

　　他曾因与兄长政治观点不合 一度中断联系

　　早在1903年，兄弟之间的论战即已开始，当时，托马斯·曼讥讽哥哥小说《女神》的批判性政治性的内容，而在亨利希·曼一部重要的小说《小城》发表之后，他在对该书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把它和自己的《王爷殿下》相比较，进而得出哥哥的政治、美学观点与自己相同的结论。亨利希·曼拒绝了这种比较和结论，他不点名地批判弟弟“是反动文学家中的一个，他们象征性地拿来人民的生活，以装饰自己高贵的经历；不认识自由，却对它加以蔑视”。

　　事实很快证明亨利希·曼这段话的正确性。在一战开始不久后发表的《战争中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不仅对自己的民族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称颂其国家形式为“我们的君主制”。兄弟俩的关系在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曼给哥哥的一封信之后完全中断了。次年亨利希·曼发表《论佐拉》一文，哥哥继续不点名地谈及弟弟：“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它迫使有思想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做眼下的胜利者，或者为永久的事业而奋斗。看上去似乎同是出类拔萃的战友们一时都翻脸了。这些人毁了，这些生命毁了……一个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真理上的帝国，一个只有命令、钱财和剥削，而人从不受到重视的帝国，是不会取胜的。”兄弟手足之情，使这场争论变得格外纠结和真诚。尽管两人都非常痛苦，但都毫不犹豫地坚持己见，而在措辞上又极力有所克制，比如这种不具名的批评。反过来，托马斯·曼也是一样，他的克制还有一层现实的考量——当时亨利希·曼尚居住在慕尼黑，弟弟显然不希望自己对哥哥的攻击成为慕尼黑警察采取行动的口实。

　　1917年年底，亨利希·曼曾写信向托马斯·曼表示和解，然而遭到拒绝。回信的口吻沉痛又骄傲：“我整整受苦、搏斗了两年之久，荒废了我最为得意的计划，艺术上陷入沉默。自我总结、比较、维护，不是为了在你口授了这封没有一行字不是自以为是的信之后，抽泣着扑倒在你的怀里。”亨利希·曼对此的回答是直接写信给托马斯·曼本人，分析了两人性格方面的差异，也直率地指出弟弟问题之所在：“你的激情促使你完成了几部作品，但它也使得你对不合心意的东西完全采取无礼的态度。简而言之，它使你无能力去理解另外一个陌生的生命中的真正严肃性。”然而，这封信的草稿上打着“未发出”字样，也许哥哥不想再令两人糟糕的关系雪上加霜，也许他想事实本身会让误入歧途的弟弟回心转意。哥哥等得不算太久，差不多四年之后，托马斯·曼终于愿意思考兄长的观点，又一次成为汲取者，并最终朝着人道和自由的道路走下去。晚年，在《关于我兄长的报道》中，对兄弟俩情谊，托马斯·曼做过感人的描述：“在德国的疯狂面前，他和我一样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忏悔，甚至比我更多，因为他在从法国出逃期间，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

　　他受了纪德、修阿雷斯的影响

　　令托马斯·曼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样的，哥哥的言论虽然遭到他的反击，但是毕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是此次重要思想蜕变的背景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纪德、修阿雷斯和库奇乌斯关于德法文化问题最初的见解也引起他的兴趣。在他们进行的公开讨论的影响下，托马斯·曼第一次对自己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合理性是否过时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通过好友汉斯·赖西格尔的译作，托马斯·曼接触到惠特曼的抒情诗，惠特曼诗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新的人类思想”打动了他：“因为我看得清楚，惠特曼所说的‘民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仁爱、人道’，只不过我们的概念陈旧一些罢了。”另一方面，右翼恐怖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则进一步促使托马斯·曼放弃以往的保守主义态度。尤其原来的帝国部长，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瓦尔特·拉特脑被暗杀，对托马斯·曼是一个巨大震动。托马斯·曼认识这位极力推行东西方和平共处政策的高官，并将之视为和解政策的代表斗士。

　　转变的迹象首先表露在有关霍普特曼诞辰的纪念文章中，在此文中，托马斯·曼首次提出“文学的教育功能”思想，这是和他对自己的作品所具有的自白性质的思考以及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的。从此以后，文学的教育功能或者说道德训诫作用，成为托马斯·曼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早些年就亨利希·曼的檄文《论佐拉》而写的论战意味强烈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中迹近于唯美主义思想的文学观被逐渐抛弃。到魏玛年代末期，托马斯·曼有关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想法更加明确了：“面对今天的现实，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问题采取自命清高，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与生活相悖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事情也属于人道的范畴。”

　　日见清晰和左转的政治态度使托马斯·曼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也和他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取得的世界声誉有关），从1922年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开始，他的每句言论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在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一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人就已公开对托马斯·曼表示不满，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托马斯·曼遇到的敌对势力也在增长。1930年9月14日，在国会重新选举中，纳粹的票数陡增，为了扭转局面，托马斯·曼挺身而出，同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做了名为《致德国——向理性呼吁》的演说，他向那些想靠“无为”过活的市民阶层指出，只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才能保障诸如“自由、精神、文化，这些市民阶层的幸福权力”。

　　而他得到的是一场骚乱，在二十名用黑礼服伪装起来的冲锋队成员支持下，戈培尔的心腹布罗南导演了一出示威闹剧。演讲后，托马斯·曼被迫由朋友带领，从后门溜出，通过相邻的柏林交响乐团漆黑的大厅，到达一个秘密出口，然后乘坐早已在此备好的小车，才得以脱离险境。此后，在慕尼黑住处，托马斯·曼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威胁要“干掉”他，1932年，托马斯·曼收到一件包裹——被焚为灰烬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显然，寄件人想以此恐吓托马斯·曼放弃对纳粹的批判。次年，德国的局势更加恶化，在希特勒执掌政权不久，托马斯·曼即被迫开始了自己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对托马斯·曼来说，他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遇险，书籍遭禁，备受恐吓，以及最终被取消国籍）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