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 从一战走向二战(2)

　　（上接B02版）

　　“谁不喜欢它，我立刻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赢得我的由衷感谢。”——托马斯·曼谈《浮士德博士》一书

　　他视托尔斯泰为文学偶像

　　不过，托马斯·曼之所以成为德国流亡者乃至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到底还是和他的文学成就有关。托马斯·曼千方百计抓紧时间，他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勤奋写作，多年来他坚持上午写作，下午答复各种信件，只是到了晚年，在动了一次大手术以后，他才从写字台前撤离，坐在沙发的一角，面前放上一块斜面本版，伏在上面写作。在有关时事的诸多演讲中，在BBC的广播讲话中，托马斯·曼反纳粹斗士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是，当他伏案写作时，他的小说到底遵循着美和文学本身的逻辑，他的文学修养和造诣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得体地安放他的政治和社会热情。在对歌德多年精深的研究中，托马斯·曼将自己从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他来说，生活与艺术不再矛盾，艺术也已不是那种浪漫主义的骗人的苦行僧的产物。他赋予艺术更高的地位：“人类通过诗人将自己的经历用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它得到永存；艺术家的严肃，这种游戏般的严肃，是人类思想高尚的最纯洁，最感人的表现形式”。

　　晚年托马斯·曼历数了他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霸，维多利亚英帝国的鼎盛，欧洲资产阶级道德准则遭到非理性的冲击，1914年的灾难，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的没落，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东西方反对希特勒联盟。”作为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文化人物，这些变革尽在他恢宏的视野内，当然只是在时事评论和广播演讲中，托马斯·曼对这些变革做出了即时的直接的回应。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有这些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着，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处理的场景，从表面看并不恢宏：《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的兴衰史，正如小说副标题所言，这是一个有关家族没落的故事；《魔山》虽然人物众多，但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也仅局限于一座高山肺病疗养院；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则是讲述音乐天才莱韦屈恩悲剧性的一生。也就是说，托马斯·曼很清楚史诗般的小说和真正恢宏的历史事件毕竟是两回事，虽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曾误入歧途，但是对于美学意义上小说的理解托马斯·曼从来没有偏离过正确的轨道。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托马斯·曼小说创作的轨迹，并不是和他思想认知水平处于等距离的平行线上。当他的思想意识跌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低谷时，他的小说水准却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而当他的思想意识在一战后转入进步的民主和人道阵营时，他的小说创作也很难说相应地步入巅峰状态。事实上，艺术创作总是有一种中性的惰性，激进时它拖在后面，颓靡时它又冲在前方。它有它自己神秘的逻辑，以此和轻佻的时事评论区分开来，并将自己的重心始终倾向于遥远的永恒。

　　他希望所有人能喜欢《浮士德博士》

　　如果说叔本华和尼采增进了托马斯·曼的认识和见解的话，托尔斯泰则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伟大导师。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伴随其漫长的写作生涯的始终，在二十来岁写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托马斯·曼已经是托尔斯泰的忠实拥趸，在写字台上摆放着托尔斯泰的肖像，整部长篇都是在托尔斯泰不乏冷峻的眼光下写就的，那画像是托马斯·曼个人野心的目标。在《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中，他学习并发展了托尔斯泰布局谋篇的技巧，即通过引导动机，那个“作家有意强调的细节，那种词句，意义上的遥相呼应，极为清晰的条理与至为深长的意味同时并举”，通过这种方式将长篇叙述衔接起来。更重要的是，托马斯·曼发现，他在写作中致力于全面细致的表现自我，然后以此为中心和社会、时代发生活生生的关联——这个方法，托尔斯泰早已用更巧妙更全面的方式实现了。在给友人马尔腾斯的信中，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曾经写道：“我相信，伟大的作家在其一生里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灵对流传下来的东西加以丰富充实并重新进行塑造。我相信，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和我渺小的拙笔一样具有严格意义的自传性质。”

　　自此，托尔斯泰成为托马斯·曼写作上的标尺和动力之源，在1921年世界观发生重要转折时期，给他鼓舞振奋、引导示范的正是托马斯·曼一生都极为推崇的歌德和托尔斯泰。在整个20年代，托马斯·曼最重要的作品除了长篇巨制《魔山》，恐怕就要算长篇散文作品《歌德与托尔斯泰》了。在文中，托马斯·曼将两位文豪做了细致的比较，许多见解评论都很尖锐而且措辞妥帖。和托尔斯泰取得的几乎一面倒的赞誉不同，托马斯·曼的文学之路虽然主要由鲜花构成，但是也一直伴有批评之声。有时候人们显得太急躁，不能立刻领会托马斯·曼从敏感的个体去触及社会和时代的羊肠小道——一种心灵的过滤器将从纷繁的世界中过滤出艺术和美，他们急于去试图看到史诗本身，而不知道文学的史诗其实只是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无限繁殖，以此准确映射出历史跳动的深沉的脉搏。

　　就《浮士德博士》整部长篇而言，其主题是一名骄傲和受到无创造性威胁的英才的生命和创造，在这个人身上，一如托马斯·曼自己评注的那样，反映出艺术全体、文化，乃至人和精神自身在我们这个万分危急之时代的境况。他对这部小说极为重视，甚至专门写了一个《<浮士德博士>的诞生——一个小说的小说》以阐明自己的主旨。在二战结束不久，小说杀青之前，在一次演讲中，托马斯·曼提到:“只有一个德国，它通过恶魔诡计将其至善打造成恶。恶的德国，这是走错路的善的德国，不幸、罪恶和没落中的善。”这句话也许正是整部小说所营造隐喻的指向物，托马斯·曼在年近六旬的时候，怀着沉痛的忏悔之心，借助《浮士德博士》对自己的一生也对浪漫主义以来的德国文化和社会做了痛彻心扉的反思，也因此他才会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几次采访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部《浮士德博士》是他的最爱：“谁不喜欢它，我立刻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赢得我的由衷感谢。”

　　□书评人 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