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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的卫道士C.S.路易斯

2015年05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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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路易斯1898年11月29日-1963年11月22日。
2013年11月22 日,C.S.路易斯逝世50周年,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这位英国诗人、文学批判家和作家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并在其中揭晓了大教堂内“诗人角”(Poets’ Corner)的C. S. Lewis碑石。“诗人角”是英国纪念或安葬大文豪之所,在这里,C.S.路易斯得以与莎士比亚、狄更斯、弥尔顿等人相伴。
图为,在孙子的协助下,C.S.路易斯生前秘书Walter Hooper在纪念活动上献花。所献花束由64朵白玫瑰(象征C.S.路易斯一生64个年头)、7枝冬青浆果(象征7卷《纳尼亚传奇》)、三枝迷迭香(象征3卷《太空三部曲》)和一朵红玫瑰(象征伟大的中世纪诗作——乔叟的《玫瑰的浪漫》)组成。
本书是C.S.路易斯根据其二战期间(1941-1944)在英国广播公司系列演讲报告,于1952年重新结集而出版。

  鲜有人能像C.S.路易斯(C. S. Lewis, 1898年11月29日-1963年11月22日)一样,一生能做成如此截然不同的事业,以致被称为“三个C.S.路易斯”:一是杰出的牛津剑桥大学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二是深受欢迎的科学幻想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三是通俗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演说家。路易斯的第三种身份是在二战阴云密布的岁月里完成的。1941年8月6日,路易斯应邀赴BBC电台,主持其宗教节目,面向全国听众“传道”。每期节目15分钟,每周播出一次,现场直播。广播稿后来结集出版,就是路易斯的名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

  1 作为卫道士的路易斯

  众所周知,C.S.路易斯(C. S.Lewis,1898-1963)是辩才无碍的护教大师(apologist)。这一标签,虽大致不差,却也不乏危险。危险之一就是,在20世纪的汉语思想界,总有人会习惯性地说,甚至条件反射似的说,你路易斯自可以护你的基督教,我也可以护我的教。我虽辩不过你,但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既然一切价值观,只不过是一定经济基础或历史阶段上的意识形态,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我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井水不犯河水,自然就是颇为宽容颇为开放的选择。

  要是此词确会引发此等联想,那么,“护教大师”一名,恰好成了路易斯志业之反面。因为路易斯会问,如果是非善恶仅仅是意识形态,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自有其不同道德,那么,我们有何资格谴责希特勒?要知道,纳粹德国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你认定,世间并无普遍永恒之道德,那么,我们如今谴责纳粹谴责法西斯,是否只因为我们是胜利者?我们在思想及道德领域,是否遵从的也是成王败寇的逻辑?我们不是常听人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吗?

  整个二战期间,路易斯在反复申述,即便希特勒取得胜利,即便同盟国最终落败,希特勒仍然是恶,反法西斯战争依然是正义战争。古人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便这个世界统统落入夏桀之手,天道还在;即便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变成混蛋,善恶抉择还在;即便善在这个世界上早已绝迹,善还是善。路易斯之护教,捍卫的正是“天行有常”,正是中国古人念兹在兹的“天道”。故而,假如非得要给路易斯贴个标签的话,也许称之为“卫道士”更为合适。

  2 老教育VS新教育,道VS路

  在现代汉语里,“卫道士”是个十足的贬义词,也注定是个贬义词。因为现代知识人,启蒙之后的知识人,差不多都认同鲁迅的这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代思想或形形色色的主义,差不多都认定,古人念兹在兹的“天道”,只不过是因走的人多了踏出来的一条路而已。既然路都是走出来的,那么,重估一切价值,重新发明新道德,就成了现代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变成“路”这一古今之变,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也就意味着“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这一古今之变,看似解放,实则意味着人类道德世界的彻底瓦解。因为它意味着,古人所谓“大道甚夷,民甚好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失去意义。说得通俗一点,假如“道”只不过是踏出来的“路”,那么,我们凭什么谴责“行不由径”?因为你认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说不定他还是个先驱者。假如“道”只不过是“路”,那么,父又将何以教子?儿子完全可以对你说,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更何况,你的路早已过时了。

  路易斯指出,当“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现代教育不可避免地沦为宣传:“老教育是一种传承(propagation)——人之为人(manhood)代代相传;新教育则只是宣传(propaganda)。”古人因为信“天行有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故而才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现代知识人既已不信,那么教育也就无道可传,只能宣传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价值观。教育由“传承”沦为“宣传”,也许能约略表明,将“道”视为“路”,看似解放,实则完成的极有可能是奴役。这正是路易斯所忧心的。

  3 路易斯卫“道”

  BBC之所以邀请路易斯,是想让路易斯为反法西斯斗争提供道义支持。路易斯的第一期节目,便从“卫道”开始。他谈的是“是与非”(Wrong and Right),谈古今一贯的是非之律(Law or Rule about Right and Wrong)。他在指明,无论阶级、种族、性别、时代差异如何巨大,人心间总有个“理”在,总有客观存在的the Law of Human Nature(余也鲁译作“人理”,汪咏梅译作“人性法”)。人之所以会争吵,就是因为争吵双方心里都有个彼此都同意的“道理”,争吵就是争道理。要是彼此心中没有这么个“理”,那么,人就不会争吵,只“会像狗像猫一样打起架来”。人异于禽兽,表面看是“动物只有打架的份,不会像人一样争吵”,究其实质,则在于人心中总有个“理”。假如你坚信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理”,那么,你就是坚信人间无“理”可讲,就是让人间服从强权逻辑。路易斯说,人会争吵这一现象透射出来的这一“是非之律”,古人唤作“天道”或“天理”(the Law of Nature)。之所以这样称呼,“因为大家认为凡是一个人,不用谁教他,天生应该知道”,是人天生本有的“人性之常理”。

  也许我们会问,就算“天理”或“人性之常理”客观存在,为何遵守者如此之少?路易斯说,天理之为天理,正在于此。因为这一现象,正好折射的是关于天理的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我们天生就知道它;其二,我们都不愿意遵守它。借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前者是“道心惟微”;后者则是“人心惟危”。“道”与“路”之不同正在于,即便无人去行,道仍然是道;至于路,没有人走,就不成其为路了。路易斯卫道,首先守卫的正是“惟微”之“道心”。

  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现代以来大行其道的价值主观论或道德相对论,诣其极,会将人类推向禽兽境地。因为它们所“拆穿”或“解构”的就是,正是孟夫子所说的这个“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几希”之处,正是惟微之道心。这种解构,看似很开放很进步,实则导致的是“人之废”(abolition of man)。

  4 魔鬼如何引诱现代知识人

  也许我们这些现代知识人会反问,人类学研究或比较宗教学研究不就早已证明,人之道德观随种族与文化之不同而不同?路易斯则为我们列举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古埃及、古代北欧,还有印第安人的若干道德教训,说这些文化虽各不相同,但其中却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关于客观价值的教义,是一种信念,即,就宇宙之所是及我们之所是而言,某些态度着实是对的,另一些则着实是错的”。这个共同信念,路易斯借中国古人的话,称之为“道”。

  也许我们又会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古之道是古之道,新社会自有新道德。路易斯则反问,舍却一以贯之之道,何来进步?“假如车站像列车一样变动不居,那么,列车如何向它开进?”

  也许我们还会说,历史研究证明,道德观与时迁移,各种道德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路易斯敬告我们,切断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历史关联,只让老学究读古书,而且只让他们以历史观点去看古书,正是魔鬼引诱现代知识人的一大策略:

  所谓历史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指一个学究在研读古代著作时,永远不去问书中观点是不是真的。他会问是谁影响了这个古代的作者,作者在该书中的观点与作者其他著作中的说法是否一致,这代表了该作家的成长史或思想史的哪一个阶段,这一观点对后来的文人有何影响,这一观点受到了多少曲解(特别是被这个学究的同事曲解),过去十年间这一观点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问题的现状”如何。任何想要从古人那里学到真知灼见的想法,任何认为古人所言可能会使自己的思想或行为发生改变的想法,都将会被当成是十足的愚蠢的想法而遭到拒绝。

  这种历史地看问题的“历史观点”,看似客观,实则促使知识人置真理问题或是非善恶于不问。于是乎,古书对于今人,成了专家把玩的古董,专家甚至以之炫学问,谋稻粱。换言之,舍却一以贯之之道,知识便与智慧无关;切断道统,现代人只会跟着思想时尚随风起舞。现代因此成为一座孤城,这恰是魔鬼的“围城”策略。

  “拆穿家”与“布佛氏论证”

  《魔鬼家书》(1942)中,大鬼教导小鬼说:“通往地狱的那条最安全的路其实并不陡峭——它坡度缓和,地面平坦,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也没有路标。”路易斯担心的是,现代许多流行思想,也许正是通往地狱之坦途。即便这样说略嫌过分,也至少可以说,那些致力于“拆穿”古老价值的现代思想正是如此。

  “拆穿”(debunk)乃路易斯常用词汇。在他看来,现代思想盛产“拆穿家”(debunker)。所谓拆穿家,常常操持这一论调:所谓爱情说穿了无非是荷尔蒙,是性欲之包装;所谓战争说穿了无非是屠杀,是利益争夺;所谓宗教或道统说穿了无非是意识形态,是剥削关系温情脉脉之面纱。

  因为这一拆穿理路十分习见,路易斯专门给它发明了个名字,叫“布佛氏论证”(Bulverism)。布佛是路易斯虚构的一个人物。布佛五岁时,偶听父母争论。父亲坚持说,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母亲则对父亲说:“哇喔,因为你是男人你才这样说。”路易斯说,就在那一刻,这人就有了一项伟大发现:“反驳并非论证的必要组成部分。假定你的论敌是错的,接着解释他的错误,世界就在你脚下。”

  路易斯虚构这个名叫布佛的人,并非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而是因为他发现,布佛这样的人,恰是“20世纪的一个缔造者”,随处可见布佛氏论证。

  他说,在古代,要是某事在上百人看来明显为真,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真的。而在20世纪,精神分析师则会告诉你,找到那一百个人,分析他们,你就发现,他们认为伊丽莎白是个伟大女皇,只因为他们都有恋母情结。从源头上,他们的思想就染了心理之色。意识形态论者则会告诉你,找那一百个人并盘点他们的经济利益,你则发现,他们全都认为自由是件好事,是因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一员,自由放任政策使得他们发家。从源头上,他们的思想就“染了意识形态之色”(ideologically tainted)。

  说得逻辑一点,布佛氏论证之要义在于,他先假定某观点是错的,接着就径直解释它为何错误。这样的论证,无往而不胜,至少在20世纪仿佛如此。可问题之关键先需盘查是否错误。假如错了,再问为何错误。将为何错误摆在首位,恰是布佛氏论证的秘密。

  事有本末,何以为先

  也许我们会觉得,路易斯不上战场和法西斯浴血奋战,只在讲堂或书斋谈玄论道,是不是柿子挑软的捏?即便不是贪生怕死,是否也是不顾当务之急,迂远不切实际?

  霍布斯《利维坦》第四十二章尝言,信神之人,不会全心怕俗世权力(power)。古人则表述得更为简洁:“从道不从君。”政客深知此理,于是就有了一项统治秘诀:要让人全新惧怕俗世权力,就当杀死神,废弃“道”。

  至于二战中的“当务之急”,当时的英国听众或读者,自然也比我们更为关心。路易斯援引《论语》里的“君子务本”,奉劝他们谨记本末之辨。

  中国古人所说的“本”,路易斯亦称之为“首要之务”;“末”,称之为“次要之务”。置首要之务与首位,次要之务非但未被压制,反而得到成全;置次要之务于首位,不但遗却首要之务,次要之务本身亦遭歪曲。这条定律,再简单一点的表述就是:舍本逐末,非但失本,而且失末;舍大善而逐小善,小善亦一同丧失。同理,战争期间把战争当作头等大事,就是奉有限为永恒,就是奉恺撒之事为上帝之事。

  曹丕《典论·论文》尝言,“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乃人性之常态。卫道,自然不是目前之务,而是千载之功。再加上现代流行思潮中,拆穿家或布佛氏论证所在多有,甚至遍地开花。我们似乎足以想见,战时卫道,恐怕不是柿子挑软的捏了。

  反思二战,需有道之人

  人类历史的一大悲哀之处就在于,我们往往消灭了罪恶的敌人,却继承了敌人的罪恶。反思二战,分不清罪和罪人,就极容易重复这一悲哀。因为我们忙于谴责并仇恨罪人,忘记了罪之为罪。

  假如真陷入此等境地,那么,二战之真正胜利者,还是希特勒,还是法西斯。因为这时,罪人虽死,罪却在,甚至更根深蒂固。

  每当听到当代哲人大言炎炎,说所谓“道”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说道德随时随地随人不同,说所谓善恶只不过是人的好恶——概言之,每当看到价值相对论和价值主观论依然大行其道,在知识人中间仿佛成为一种常识的时候,心里总会掠过一丝疑虑:我们凭什么谴责希特勒。

  罗素曾说:“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去拒斥对于伦理价值主观性的论证,但我发现自己不能相信,荒淫残暴的所有错处就是我不喜爱它。”但是,罗素这则哲学笔记忘记告诉我们,伦理价值主观论,正是在他执其牛耳的分析哲学中,诣其极致。而路易斯的《人之废》一书,所要申明的就是,一旦知识人奉主观论为圭臬,弃古道若敝屣,会导致何等后果。

  简言之,区分罪与罪人,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你方唱罢他登场的“主义”,而是“道”,一以贯之之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道。路易斯说得很坚决:“关于非终极问题,一颗开放心灵是有益的;关于理论理性或实践理性之根基,一颗开放的心灵就是白痴。假如一个人在这些事情上心灵开放,那就至少请他闭嘴。他对终极目的无缘置喙。立身‘道’外,既没有资格批评道,也没有资格批评其他事情。”

  1908年,《泰晤士报》(Times)曾约请作家,就“这世界问题在哪?”为题撰文。切斯特顿之回答,简短而切题:

  编辑先生:

  在我。

  G.K.切斯特顿 奉

  假如区分罪和罪人,尚需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正心诚意”的功夫的话,或者需要一些基督教所说的“罪感”的话,那么,以切斯特顿之回答给本文作结,定当不是无事生非或不了了之。 □邓军海

  “寻找真理,你最终或可以找到安慰;寻找安慰,你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真理,只会在开始阶段得到一些泡沫和不实际的思想,和最终彻底的失望。” ——C.S.路易斯

  C.S.路易斯二战期间著作年表

  1940

  《痛苦的奥秘》

  (The Problem of Pain)

  1942

  《魔鬼家书》亦译《地狱来鸿》

  (The Screwtape Letters)

  《失乐园序》

  (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广播谈话》

  (Broadcast Talks,1942)

  即《返璞归真》之第一、二卷;

  1943

  《基督徒的行为》

  (Christian Behavior)

  即《返璞归真》之第三卷

  《皮尔兰德拉星》

  (Perelandra)

  太空三部曲之二

  《人之废》

  (The Abolition of Man)

  1944

  《三一教义初阶》

  (Beyond Personality)

  即《返璞归真》之第四卷

  1945

  《黑暗之劫》

  (That Hideous Strength)

  太空三部曲之三

  《梦幻巴士》

  (The Great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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