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统治下和二战中的汉娜·阿伦特(1)

　　像许多犹太裔的流亡知识分子一样，汉娜·阿伦特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也都打上了纳粹统治和二战的烙印。从她27岁时纳粹上台到她39岁时二战结束，这12年间，她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也在思想上逐渐成熟。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写作就是寻求理解，是理解过程的一个部分——某些事情得到了清晰表达。如果我的记忆可以把我所思考的东西真正地保留下来，我很怀疑我还会写任何东西。——汉娜·阿伦特

　　她曾经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

　　阿伦特出生于东普鲁士哥尼斯堡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与康德是同乡。由于父亲早故，她自小聪颖敏感，在中学时代就已熟读康德，并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个性。年轻时代，她走的是典型德国学者的成长道路：文科高级中学的优良教育、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训练、关于奥古斯丁的博士论文等，她已经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对神学和哲学情有独钟。她沉浸在当时德国学术界、思想界最重要的研讨班和沙龙中，它们由神学家罗曼诺·瓜尔蒂尼、布尔特曼、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马克斯·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诗人兼批评家弗里德里希·冈多尔夫卡尔·曼海姆、保罗·蒂利希主持，还与其中的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此她获得了丰富的思想滋养，参与到对西方哲学历史上最伟大成果之一的构建中。

　　当时德国新生的存在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对阿伦特的思想有深刻影响，这明显地表现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这篇引起神学界广泛关注的《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的著作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强调从人的生存经验角度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而不能简单将他当做一位神学家来理解。奥古斯丁对信仰的追问、对邻人之爱、对时间的阐释以及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都被阿伦特还原到生存经验之中，由此，这位遥远的古人在阿伦特这里成为激发当代人的鲜活思想资源。他痛常人之痛，爱常人之爱，他对人生困境的思索也因此可以启发处于意义危机之中的现代人。

　　年轻的阿伦特沉浸在激活古代哲人智慧的存在哲学革命的激情之中。对她来说，现实中发生的战争、政权更迭和通货膨胀等尽管造成了生活的不便，有时候会使她的正常生活难以为继，但它们在思想上都被她忽略了。1929年，阿伦特与同样从学于海德格尔的君特·斯特恩结婚，夫妻两人在学术上互相支持，互相砥砺，生活清贫而安宁，为进入德国学术和文化界进行着艰辛的努力。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柏林租房，房子晚上用来居住，白天则是一个舞蹈排练室，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满怀热情参与学术讨论和文化活动。当时，斯特恩在准备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教授资格论文，而阿伦特则在深入研究德国浪漫主义。她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时期的一位知名犹太女性拉尔·法恩哈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内心思考的则是她自己的身份问题。她试图通过这一研究，将自己从对海德格尔的情感阴影中拯救出来。

　　她积极从事反纳粹的活动

　　从事学术的美好愿望随着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恶化而逐渐破灭。斯特恩的教授资格论文被阿多诺否定。面对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他被迫想别的办法来寻找谋生的途径，先是经布莱希特推荐去一家杂志社做文化专栏的采编记者，之后则开始写作讽刺纳粹的小说。随着纳粹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在面对现实的政治危机时，夫妇两人的性格差异就显露出来。后来，在1933年初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斯特恩由于担心被盖世太保拘捕，而逃往巴黎。阿伦特则选择留在柏林，两人的婚姻关系因此名存实亡。

　　留在柏林与纳粹直接斗争，阿伦特的这一决定表明她已经从迷恋于观念领域的青年学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现实斗争的行动者。这一转变的核心促发因素就是“犹太人问题”。这时，她对瓦恩哈根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解决自我问题的范围，而且促进了她对自己民族生存处境的理解，而与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人物布鲁门菲尔德的密切接触又使她学习到现实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她开始撰写《启蒙与犹太人》这样与犹太的历史和现实困境相关的论文，评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她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来的睿智源于她对自己生活经验的反思。就是基于她自己对现实的敏感，当大多数人还在对纳粹的活动抱有幻想时，对于那些未能理解日益黑暗的政治状况的知识分子，阿伦特已经忍无可忍。列奥·施特劳斯就因为欣赏纳粹鼓吹的观点，遭到阿伦特的激烈批判。

　　另一方面，从1933年开始的那段最危险的时期，阿伦特也积极从事类似地下工作的反纳粹、营救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她在柏林的家变成了希特勒政权的敌人用来避难的场所。在犹太复国组织的邀请下，她到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广泛收集反犹言论，而这在当时是一件极危险的违法活动。虽然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难以扭转犹太人的政治困境，但对行动生活的经验，使她获得了批判自己早前生存状态的距离，她能够清晰地认识到那种仍然在众多德国学术界、文化界精英中存在着的生活的虚伪性。

　　当时，最令阿伦特感到震惊的，也是她在之后的极权主义政治研究中反复提及的一个事实，是德国的文化名人对现实政治危机的天真幼稚以及更严重的随风倒的倾向。阿伦特后来称他们为“有教养的庸人”，他们一方面拥有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不谙实际。因此，当他们被迫与现实生活接触时，就将自己的理想嫁接到现实中的人物、运动或潮流之上。再加上一战后欧洲思想界流行的危机意识，认为欧洲文化处于衰落的危机之中。这就使当时德国学术和文化界普遍地痴迷于希特勒和纳粹的政治运动。阿伦特本来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就是进入学术界，她也因此将这些学术名人和文化名人看做自己的同道。对纳粹的反犹言论和行径，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并不感到震惊，真正令她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朋友们的背叛。她曾经的情人维泽到她柏林的家中兴奋地宣布：“一个很伟大的时代到来了。”海德格尔在就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演讲中宣称的“这个民族觉醒的伟大与高贵”。这些事情使阿伦特这样的人感到彻底的无助、绝望和愤怒。这个现象被阿伦特称为纳粹统治中“最黑暗的一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阿伦特对思想者的态度。她认为，思想者的心灵生活极易封闭，拒绝世界和他人的存在对他的挑战和激发，他由此就可以编织一个思想之网，它可以解释现实中的一切事件。但这是失去方向的思想，而不是苏格拉底式新鲜的、充满力量的思想。

　　在为犹太复国组织工作后不久，阿伦特就突然被逮捕了，警方对她进行了审讯。幸亏遇到了一位刚入道的德国警察，她机巧应对，终于在被关押8天之后释放。之后阿伦特就踏上了流亡之路。她先逃往布拉格，再到日内瓦，最终于1933年秋天到达巴黎。由此直到1941年5月到达纽约，阿伦特在法国度过了8年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