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统治下和二战中的汉娜·阿伦特(2)

　　（上接B12版）

　　她流亡到巴黎与本雅明等文人相交

　　初到巴黎时，阿伦特仍然与斯特恩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从事非常低级的、报酬微薄的工作，住在小旅馆里。阿伦特为各种犹太组织和个人工作，这些工作为她提供了生活来源，但更重要的是让她积累了大量现实的政治经验。她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帮助犹太慈善家资助流亡犹太人，参与培训犹太青少年的机构，协助护送他们到巴勒斯坦。

　　在为洛特希尔特男爵夫人赞助犹太人慈善团体的活动工作时，阿伦特对于犹太人内部的生存机制有了更鲜活的认识。洛特希尔特家族是巴黎的名门望族，暗中掌控着“犹太教巴黎长老会议”，而后者在法国犹太人，尤其是流亡犹太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法国政府在讨论自己国家的犹太人社会与流亡者问题时，往往要征求“长老会”的意见。但是，这些“长老会”领袖却经常阻止自己的会员以及在巴黎的其他犹太人公开参加政治组织。他们担心犹太人公开的政治活动会激起反犹主义和法国人的排外情绪，总是试图通过暗中进行的公关活动同迫害活动妥协。阿伦特将这些犹太人领袖人物称为“暴发户”，他们总是想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试图通过讨好政治当局赢得犹太人的暂时安宁。而那些清醒地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敢于公开地以犹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则被阿伦特称为贱民。她认为，只有贱民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才能最有效地反击纳粹的反犹言论和活动。作为反抗者的贱民与作为顺从者的暴发户之间的区别，成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她就是由此确定真正的政治意识的标准，后来又用它分析美国政治中的种族歧视问题。

　　除了上述实际的政治实践，阿伦特还积极参与到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只不过与纳粹上台前的时期相比，她与之交往的不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像茨威格、布莱希特、本雅明、雷蒙·阿隆、亚历山大·科耶夫、萨特、科瓦雷等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人。这些丰富的交往活动激发着她的视野不断开阔，思想不断成熟。她与本雅明讨论马克思主义，参加科耶夫著名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讨班，科瓦雷则介绍他们给一家哲学杂志投稿。

　　在1936年斯特恩离开法国前往美国之后，阿伦特开始与刚刚逃离德国的前共产党员海因里希·布吕歇尔交往，继而俩人结为伴侣。布吕歇尔为阿伦特带来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是来自长期的现实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智慧。他出身工人家庭，自幼生活艰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毒气弹中毒，战后参加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团，失败后又在重建德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阿伦特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她开始深入阅读马克思、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她对马克思评价很高，尽管在很多根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她一直承认马克思对她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对她影响最大的是罗莎·卢森堡，她的人格和思想一直令阿伦特崇敬不已。

　　即便是困顿而充满失望的流亡生活也在1939年8月终止了，法国政府开始强制将流亡者集中起来。先是布吕歇尔被关进收容所，继而阿伦特在1940年5月被关押。收容所的生活虽然并不长，但这是他们离死亡最近的时刻，因为很多没有从收容所逃脱的人后来都被纳粹送往死亡集中营。阿伦特在后来认识到，集中营实际上是极权统治的核心机制。通过首先剥夺受害者的法律权利、进而摧毁他的道德个性最后则彻底消灭他的自然个性，集中营实现了把人“制作成标本并毁灭他”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罪行。阿伦特当然没有被抛入这一程序，但多年的流亡生涯使她对无国籍者的生存困境有深刻体会。无国籍者是那些丧失了政治共同体的人，对他们来说，天赋人权完全是空话。他们被所有的法律保护所遗弃，失去了原来的家乡，却又找不到新的家乡。他们处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法的，恰恰是违法活动本身才能赋予他们合法的身份。由这种无国籍者到集中营囚徒的转化是顺理成章的，集中营是现代社会消灭“多余者”的最有效机制。

　　当1940年10月法国傀儡政府发布要流亡者到政府部门自首登记的通告后，布吕歇尔和阿伦特就打算逃离法国了。离开法国的过程相当惊险。在得到由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组织的“紧急救援委员会”的协助后，阿伦特夫妇才得到赴美签证。在他们非法进入马赛市以拿到自己的签证时，又差点被警察抓到，是他们的斗争经验和机智发挥了作用。但是，拿到签证后，维希政府却不签发出境许可证明，他们只能偷渡西班牙，然后乘船赴美。最终，他们总算成功抵达美国，但令他们异常悲伤的是，他们的朋友本雅明，在拿到赴美签证之后，却被堵在西班牙边境，以致他最后自杀身亡。阿伦特仔细保存着本雅明在最后时刻交给他们的手稿，其中就有著名的《历史哲学论纲》。在里斯本等候邮轮的时候，他们一起朗读本雅明的这一杰作。

　　她拥有无尽的充满激情的思考

　　到达美国意味着阿伦特在暴风骤雨的时代获得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她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但鉴于在德国的学术经历，她并不热心在学院中发展，而是参与到一份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建设》中去，成为一名专栏作家，继续她时事政治评论的工作。

　　随着欧洲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严峻，阿伦特也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她积极提议建立犹太人军团以便展开与希特勒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深入思考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以便解决犹太人问题。但这些思考并未取得意想中的结果，前者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微妙处境而被漠视，后者则因为知道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而被她自己暂时放弃。他们在1942年底才了解到纳粹大屠杀的惊人消息。对他们来说，消息本身已让人难以承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更可怕的是美国社会对这个消息的普遍冷漠。阿伦特必须和那些认识到事态严重性的犹太同胞参与到唤醒和揭露的活动中，他们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参加演出，试图尽快地将人们从迟钝中唤醒。在此过程中，阿伦特的独特之处就是坚持揭露犹太人内部那些有影响的领导层在灾难发生过程中的责任，他们处处顺从政治的潮流，在德国是配合纳粹，在法国是顺应法国的右翼意识形态，在美国是迁就美国人的爱国热情。这种所谓顾全大局的考虑总是忘记了犹太人自己的政治立场，结果是一步步将自己的同胞推向灾难。

　　当1945年5月8日巴黎解放的消息传来时，阿伦特激动不已，夫妇二人开了香槟酒庆祝这个好消息，同时期待着新生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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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统治和二战这12年间的经历对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意义主要有几个方面：

　　1、阿伦特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为她提供了思想素材。她后来坚持的一个根本观点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实际上是哲学家扭曲政治经验的历史，它在根底上敌视政治生活。正是通过自身的政治实践，阿伦特才意识到政治行动的积极意义，贯穿起政治思想的始终是她对政治行动中的公共幸福的赞美。

　　2、阿伦特广泛而开放的交往活动保障了她的独立思考的公正性。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各式各样的人都受到阿伦特的接纳，她不抱有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在这些人的观点中，她都仔细地甄别出真理的因素。正如她赞扬的莱辛那样，她相信只有在各种意见的交流中才能培养真正的人性。而建立在这种对话交流的人性基础上的自由就是政治哲学的目标。

　　3、充满激情而积极的生活赋予她后来的理论论著以鲜活的生命力。阿伦特将自己的政治理论著述当做一种理解的活动，对二战之后的她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去理解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由于这12年间丰富的经历，她对任何理论问题的思索总是自觉地联系到现实经验，表现得细致入微、鞭辟入里。在这方面，她仿佛继承了卢梭那种杰出的才能，能将个人的经历凝练为深刻的文字，当然，她比卢梭要更冷静明智。与战后那些将灾难追溯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思想家不同，她首先强调纳粹政治的新颖性，拒绝用任何传统概念去解释它。因为对她来说，这些做法只是将这一极端之恶打发掉、将其忘却的手段，由此人类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必须弄清楚它是如何从一般的人类处境中生长出来的，必须将之还原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存经验中。阿伦特最终认识到，将纳粹定性为恶魔、杀人狂或虐待狂等等，是无意义的，它无助于理解他们罪行的本质。造成极端罪行的是平庸的作恶者，这些平庸的作恶者没有个性、不会思考，他们像其被害者一样，代表了“多余者”这种人类状况。为了抵制这些平庸的作恶者，最重要的是公开的行动、真诚的思考，甚至最简单的是嘲笑。让嘲笑刺激这些无思者反观自己的行为，从而将它们从意识形态的虚幻中唤醒。

　　□书评人 陈联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