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6:书评周刊·二战镜像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B16:书评周刊·二战镜像

常燃小火的诗性正义

2015年05月0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捕蝶人纳博科夫,他一生热爱蝴蝶。
《纳博科夫传》

作者:布赖恩·博伊德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5月
《偶然、反讽与团结》

作者:理查德·罗蒂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3年1月

  有时,最纯粹的艺术家可能也会受到诱惑,要发出声音,比如当时代的喧嚣、受戮者的尖叫或某些残暴者的咆哮传到他的耳边时。但是,面对这样的诱惑,纳博科夫要求艺术家不要屈服生活自身的暴戾而破坏了艺术的纯粹性。“何处有美,何处就有怜悯”。这是诗的目的,也是诗性的正义。

  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后的第三天,巴黎全城暴雨如注,空荡荡的街道更显静寂、不安。因为灯火管制,布瓦洛路59号的公寓房窗户蒙上了道道蓝色的纸条,本就阴暗的屋子越发恍惚朦胧。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儿子德米特里就在这里栖身。

  这是他们一生无数暂住地中的一个,若不是因为它是纳博科夫流亡西欧期间的最后一个居所,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留意。1919年4月15日随家人逃离俄罗斯后,纳博科夫先是在英国停留,父母迁居柏林后,他也在完成剑桥大学学业后搬到那里,自此在德国一直住到1937年,然后才移居巴黎。

  纳博科夫的妻子是犹太人,因此他们对身边纳粹分子的活动格外敏觉。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纳粹文化日渐猖獗,犹太人经常遭到告密、袭击、游街示众,薇拉也因此丢掉了工作。同时,校园里、大街上的焚书活动也在进行,薇拉曾亲眼目睹人们围着火堆、狂热地大唱爱国歌曲的情景。1933年底,获得诺贝尔奖的蒲宁应邀去柏林的俄国作家联盟参加庆祝晚会,纳博科夫就坐在小酒馆的一面纳粹旗帜下与蒲宁共餐。后来蒲宁告诉纳博科夫,他离开柏林时遭到盖世太保的刁难,他们怀疑他夹带了珠宝出境,竟逼他吞下一大杯蓖麻油,把肠子排泄一空,最后还要对脱光裤子的他再行检查。德国已不再适合居住了,于是纳博科夫和妻儿先后在1937年、1938年去了巴黎。但二战的阴霾已经笼罩整个欧洲上空,即使在滨海阿尔卑斯地区的一个小村子穆利耐捉蝴蝶时,他们也感受到了备战的气氛:“周围的田地里密布着军队的营帐,广场上的歌声和村外演习的枪声淹没了牛颈上的铃声。”

  二战全面爆发后,巴黎很快成为希特勒的攻击目标,纳博科夫不得不再次选择逃亡。在纽约犹太移民援助协会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于1940年5月底在圣纳泽尔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尚普兰号”轮船。

  6月14日,巴黎沦陷,布瓦洛街上的那家公寓瞬间化为瓦砾场。

  一定不要屈服

  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纳博科夫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普希金,或真实与貌似真实》,他说:“有时,最纯粹的艺术家可能也会受到诱惑,要发出声音,比如当时代的喧嚣、受戮者的尖叫或某些残暴者的咆哮传到他的耳边时。但是,面对这样的诱惑,你一定不要屈服。”纳博科夫对时代的喧嚣、受戮者的尖叫和残暴者的咆哮绝不陌生,他听到过彼得堡街头的枪声,是在机枪的扫射声中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他的父亲1922年就死于暗杀者之手,他出没其中的柏林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纳粹宣传海报(兴登堡!希特勒!),他的好友丰达明斯基(俄国著名流亡期刊《当代纪事》的编辑)在德军入侵巴黎后不但遭遇洗劫、而且被抓进集中营后来就死在那里,纳博科夫的弟弟谢尔盖最后也死在德国的一个集中营。可是,面对所有这些喧嚣、尖叫和咆哮,纳博科夫要艺术家抵制诱惑。

  纳博科夫的一些作品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斩首之邀》(1935)通常被认为与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同属于反面乌托邦小说,小说主人公辛辛纳特斯所置身的世界就是关于专制世界的寓言。纳博科夫自己也说,小说的写作背景是“纳粹政权达到全盛时期前夕”,但他又说,这部作品是他“最富梦幻性且最有诗性的小说”。

  纳博科夫去美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庶出的标志》(1947),同样弥漫在美国大学校园中的战争气氛是纳博科夫决意写作这部作品的环境诱因。哲学教授克鲁格生活在一个混说俄语和德语的中欧国家,他的儿时同学帕杜克通过暴动成了国家的独裁者,希望得到克鲁格的支持。克鲁格陷于丧妻之痛和哲学思考,拒绝与专制政权合作,最终导致儿子和他本人丧生于暴政。在这部最明显的政治小说中,纳博科夫仍渗透了自己关于个人的哲学思考。

  正如《纳博科夫传》的作者博伊德提醒我们注意的,纳博科夫坚持认为,个体意识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也是最为神秘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被永远封闭在自我意识之中,其他人无法接近,因此民主就是“自人类精神不仅意识到世界也意识到自身以来每个人的自然状态”。《庶出的标志》最激动心灵的不仅是对独裁政治的控诉,更是对克鲁格坚持个性、反对平均主义的礼赞,其核心主题是“克鲁格爱心的跳动,柔肠的受虐”。

  何处有美,何处就有怜悯

  纳博科夫在讨论戏剧创作时曾说:“生命的花样是独特的,特定个体的悲伤与热情都遵循着他的个性法则,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戏剧的法则。”因此纳博科夫拒绝采取一般化、概念化、程式化的方式来处理人类的痛苦与忧伤。在他看来,痛苦是独特的个性感受,唯有个性化地、充满悲悯地加以呈现,才能获得真正的艺术效应。因此,他所谓的“不要屈服”只是要求艺术家在面临巨大的人类苦难或生存困境时,不要屈服生活自身的暴戾而破坏了艺术的纯粹性。在纳博科夫看来,最接近纯粹艺术的定义就是“美加怜悯”,“何处有美,何处就有怜悯”。

  美是纳博科夫处理二战题材时始终坚守的艺术标准。在他塑造的数千个形象中,纳博科夫最崇敬的人物是《普宁》的同名主人公普宁。普宁的原型马克·斯捷夫特尔(1902-1985)也是二战的一个受害者。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为逃避屠犹恐怖四处漂泊,最后被送进劳动营。两年后斯捷夫特尔逃了出来,在友人帮助下去了美国。1945年,他在康奈尔大学谋得俄国史教席,并帮助康奈尔引荐了纳博科夫。

  纳博科夫在将这个原型转化为艺术形象时熔铸了自身的生活经验,比如他的初恋,他的流亡,他在高校的教学活动,他的四处搬家等等。在描述这个善良、谦卑却不断受骗的俄国教授时,纳博科夫在他身边设置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温顺小动物——松鼠,进而引出了普宁昔日的恋人米拉·别劳什金(“别劳什金”源于俄语的“belochka”,是“belka”即松鼠的昵称)。“这个文雅、娇弱、温柔的姑娘,连带那双漂亮的眼睛,那种甜蜜的微笑,背景是花园和雪景,竟然被押进一辆运牲口的货车,送到一个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那里居然有人往她的心脏,往那个您在过去的黄昏跟她亲吻时可以听见怦怦跳动的心脏,注射石灰酸而使其惨遭杀害。”在一部关于美国大学教授的小说中,纳博科夫在文本的最深处以一种最为艺术的形式发出了他对法西斯残忍暴政的最愤怒的控诉。

  人类团结与审美性的狂喜

  拒绝宏大叙事,蔑视简单教诲,抵制应时发声,这就是纳博科夫的立场,因为那些看似义正词严的话语很容易夹带故作高深、自鸣得意、装腔作势、道貌岸然,容易沾染纳博科夫坚持不懈地予以抨击的“庸俗”。在《洛丽塔》的后记中,纳博科夫说:“《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够带给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狂喜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那是一种多少总能连接上与艺术(好奇、敦厚、善良、陶醉)为伴的其他生存状态的感觉。”理查德·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认为,纳博科夫的许多人物如亨伯特、金波特等,虽然体验到了某种狂喜,但因为他们是患上了强迫症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完全无视他人的痛苦,漠视生活的细节,因此是病态的而非审美的。在一个偶然的而非本质的世界里,我们唯有通过学习自处并与他人相处、保持对琐事的强烈意识和好奇心、留心形形色色的残忍和痛苦,才能获得审美性的狂喜,进而促进人类的团结。

  纳博科夫说:“我认为每一个严肃的作家,手捧着他的已出版的这一本或那一本书,心里永远觉得它是一个安慰。它那常燃小火一直在地下室里燃着,只要自己心里的温度调节器一触动,一小股熟悉的暖流就会悄悄地迸发。”像我们的家用煤气热水器、煤气灶里始终燃着的那朵小火一样,善良、怜悯、温柔、好奇也是一直跳跃在作家心头的人性之火,就是这样的常燃小火,是诗所以存在的理由,是诗的目的,也是诗性的正义。

  “纳博科夫认为,历史是梦想的尘埃,而生命就是种种有待去实现的梦想和无数尚未化作尘埃的事实。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迁,硝烟弥漫或是动荡不安,他仍然坚决地活在他的艺术世界里,要占有自己生命之流的全部。一个人就是一整个世界。”

  □刘佳林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