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下万封平反信

　　从小，董都祥喜欢问父亲，“你是什么官儿啊”，董其武每次都回答：“我是个老兵”。

　　有一次，董其武向这个家中幼子说起抗日故事，董都祥问：“你们也打日本人啊”，董其武急了，“打啊，怎么不打，全中国人都要抗日”。

　　“董武穆”的威名，并没有走进少年董都祥的世界。

　　他第一次接触父亲的过去，是1972年。参军后，他到内蒙古一带执行任务，住在农民家里。房东老大爷捧给他一碗油炸糕，“好后生，快吃吧，我知道你爸是谁，他对老百姓好着呐，我们可想他呢”。

　　多年后，为给父亲出版传记，他用一年时间，走遍山西，远赴内蒙古，在乌加河边寻找当年的战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才从一个平凡的家人，变成一个伟大的父亲”。

　　儿子45岁方识“董武穆”

　　董其武去世11年后，45岁的董都祥才重新“认识”了父亲——抗战传奇中的“董武穆”。

　　2000年，为父亲写传记搜集资料的董都祥开始寻找父亲的轨迹。在山西老家，他意外找到了父亲1940年的照片，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抗战时穿军装的样子。家里的很多老照片，都在“文革”前被销毁了。

　　那一年初，董其武率领部队在内蒙古乌加河浴血阻击日军，以少胜多，创造了中国军队的阻击战奇迹。

　　董其武在抗战期间屡立奇功，人称傅作义部下第一帅才，士兵赞其为军中“董武穆”。

　　这些赫赫战功以及抗战历史，董都祥基本没听父亲讲过。

　　对于抗战，父亲偶尔提到的是“他和一众将士浴血打日本人”。那时董都祥年少，也就是听听。

　　董都祥的记忆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经常有抗战老兵来家里找父亲。他们大部分是当年绥远起义的将士，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于是进京找在全国政协任职的董其武，帮忙平反。

　　董都祥说，当年不懂事，见来的人多了，怕父亲身体吃不消，也就有些抵触情绪。他会站在门口，说“父亲不在家”，或是偷偷把寄给父亲的信件拿走撕掉。

　　董其武发现后，对儿子发了火。“这些人都是跟着我和傅先生多年抗战的，他们受了委屈，我不能不管”。

　　董其武身边工作人员曾经估算，董其武在家里接待了数千人的“上访”，亲笔为老部下写的证明材料信件达数万份。

　　有时，为解决一个人的问题，董其武需要一封信一封信不厌其烦地写。

　　曾跟随董其武参军的苏振宏，其家人迄今还保存着1978-1983年董其武亲笔写下的七封平反信。这些信件，董其武不仅证明了苏的清白，更是考虑到苏振宏本人的心理状况，不断安慰苏要相信政策，不要绝望。

　　治军手段用于教育子女

　　在董都祥看来，父亲是一个固执的人，并近乎顽固地向下一辈灌输着自己的价值观。

　　一次，董家人在外参加聚餐，饭后，董都祥留下来陪长辈们打了一会儿麻将。等董都祥回家后，董其武严厉斥责儿子，“年轻人玩麻将，万一沉迷下去，那就是赌博！沾上赌博人就废了！”

　　中学读书时，董都祥下乡参加了一个半月的劳动，在农村和别人学会了抽烟。回城后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大发雷霆，让董都祥跪下，拿起东西就要打，“学了抽烟就是坏孩子”。

　　从小，董都祥待在家里，却像是部队的新兵。父亲每晚都要查房，想要出门，也要提前找父亲“请假报批”。“你去找谁？干什么去？”

　　直到董都祥参军回来，仍要接受这样的“制度”。

　　“制度”管理外，董都祥还要在饭桌上时刻聆听父亲训诫。董都祥已能背出那些主题：“穷人家的孩子要奋斗”、“做人要受得了委屈”。

　　董其武对儿子最大的希望，是要求他正直。

　　董其武的警卫员曾回忆，董都祥小时候曾与炊事员有过争吵，董其武了解情况后，认定是儿子的错，亲自带着董都祥找到炊事员道歉，还给他敬了表示道歉的军礼。

　　对于父亲的严厉，董都祥觉得，父亲是将当年治军的手段用到了自己身上。

　　董其武以治军严格著称。绥远抗战中，傅作义曾收编两支起义过来的伪军，这些军队纪律涣散，存在各种恶习，很多将领都很头疼。

　　傅作义将这样的“问题部队”交给了董其武。董其武为了整训士兵，把军部搬到了营房的轮训部，“每操必到，每课必听，每次吃饭就到某个班或排里去”，半年之后，杂牌军已不输正规军。

　　带着父亲烙印“诚实做人”

　　董都祥说，自己在很多方面印着父亲的烙印。尽管年轻时不太懂得，但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理解了父亲。

　　董其武为人敦厚，极少对人发火，被评价为“儒将”。

　　但少有人知，少年董其武并非如此。山西读军校期间，因同学被一副官殴打，董其武带领学生将其围住痛打，受到处分后赌气弃学。

　　他反复向儿子反思这段“莽撞事”，“我那时太年轻了，性格过于倔强”。

　　董都祥后来承认，年轻时自己性格有些急躁，吃不得亏，父亲老调重弹，其实别有深意。

　　部队给董家配了保姆，董其武却要求衣服都要自己洗。有时，董都祥耍点小聪明，将脏衣服放到保姆房里，结果，他发现是父亲把自己脏衣服拿出来洗掉了。

　　不止一次，吃完饭已经回到房间的董都祥，又被警卫员叫出去。父亲指着桌上掉的米粒说，“看看，看看，吃了！”

　　董都祥转业后到公司担任管理人员，他会在食堂里反复告诫，“吃多少，打多少”，有些员工因浪费还遭到他的训斥。

　　在公共浴室洗澡，董都祥会提醒那些边打浴液边开着水龙头的朋友，“节约点儿水”。

　　至今，董都祥的人生信条都是父亲当年说得最多的八个字，“诚实做人，踏实做事”。

　　用一年搜集资料为父亲写传记

　　参加工作后，董都祥还偶有抽烟。一次回家，父亲偷偷问他，“还抽烟吧”，董都祥说，“嗯”，父亲说，“少抽点儿，实在要抽就抽点儿好的，注意身体”。

　　读书期间，董都祥住校，每周回家，父亲都要亲自去打水给儿子洗脸换衣服，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仪式，回想起来，董都祥觉得这是父子关系中最温暖的细节。

　　上世纪80年代，录音机兴起。董都祥回家告诉父亲，“我回头弄个录音机给你录一录你自己的故事”，但一直也没有录上一段。此后，父亲患病卧床再也不能说话，“我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听他跟我说他的故事，可是再也听不着了”。

　　以前，每当有人上门求字，董其武总是一成不变地写下“自强不息”，董都祥曾觉得好笑。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变了，“我才发现，我爸这辈子是真不容易”。

　　为了给父亲出版传记，董都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赴山西老家和内蒙古搜集资料。

　　对着镜头，父亲当年部下告诉董都祥，“你父亲是个儒将，绝不放弃一个伤兵”，举着摄像机的董都祥突然泣不成声。当年的乌加河畔，董其武跃入战壕和士兵一起顶住日军，全军将士无一人后退。

　　他想起父亲总教导他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

　　1989年，董其武因病去世。去世前，董其武给儿子留下遗嘱，一半骨灰与夫人合葬，另一半骨灰则要撒在后套。

　　后套平原，正是董其武抗击日本人的地方。

　　董都祥并未完全遵照遗嘱，他留下了一半骨灰在身边。他不舍得把父亲一个人留在后套。

　　纪念馆

　　抗战日记

　　1997年，董都祥开始整理父亲的日记。从1918年到1985年9月15日，董其武现存的日记共有69本近300万字。

　　他记录了参与的战役、见证的历史大事及观点看法，即使在战乱、“文革”等特殊时期，日记都不曾中断。

　　这些资料，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许多有关抗战的文献资料，都来自于这些日记。

　　对于董都祥，这些日记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985年，董其武在病倒前曾叫来儿子，“我什么财产都没有给你留下，只给你留下几十本日记，是我一生历史的结晶，它比任何财产都更为宝贵，希望今后你没事的时候翻翻，会对你的一生都有所帮助”。

　　人物小传

　　董其武（1899年-1989年）

　　山西省河津县人。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抗战，获百灵庙大捷。1940年，参加第八战区“冬季攻势”，指挥部队完成乌加河阻击战，获五原大捷。抗战期间，经历大小战役、战斗290余次。1949年9月19日，率绥远军政人员起义。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

　　董都祥（60岁）

　　董其武之子，1955年出生。

　　1970年参军，1988年转业至地方工作。

　　人物小传

　　徐子珍（1893年—1951年）

　　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人，1918年保定军官学校五期步兵科毕业，1936年晋升少将军衔；1937年任绥西屯垦军司令，后改编为五（原）临（河）警备旅任旅长，1940年参加抗日战争之包头、绥西、五原战役，五原战役时担任攻城副指挥，1949年参加绥远和平起义。1951年被错判为反革命罪，上世纪80年代平反。

　　徐觉民（88岁）

　　徐子珍之子，新中国第一代农业科技专家，离休干部。

　　徐子珍之子徐觉民：

　　写信给董其武终助父亲平反

　　父亲性格太好是个老实人

　　新京报：印象里，父亲是什么样子？

　　徐觉民：他不像个将领，我见过他给部队训话的样子，说话很慢，比我还慢，不会喊口号什么的。其实他和傅作义是保定军校同学，又是徐向前的叔叔，但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是个特别老实的人。我父亲还是个善良的人，我记得，以前他的部队里有士兵犯错误，按道理是要枪毙的，我父亲都不舍得枪毙人。他们都说，席儒（徐子珍的字）啊，你性格太好，不适合打仗。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你的父亲获得平反，是你们去争取的吗？

　　徐觉民：一开始觉得是个天大的事儿，我们自己都被打倒成反革命，不敢去找。后来看见不少人都平反了，我们就给董其武写了封信，董其武说，你们怎么才来找我？他帮我们写信给五原县法院，证明我父亲是抗日将领，有军功，还参与了绥远起义等，我父亲才被平反。

　　边上课边等前线打仗消息

　　新京报：跟父亲交流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徐觉民：1939年开始到抗战结束我一直在父亲身边。当时打完包头战役不久，很快日本人就来打后套了，我在小学上课，突然就要走，走得很匆忙。学生们都走到了宁夏，就在那里上课，等着前线打仗的消息。

　　新京报：前线的战事，你们很关心吗？

　　徐觉民：我们听说前线消灭了很多日本人，大家都很激动。有一天我父亲拿回来一个望远镜，一个皮箱，说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送给我。这个皮箱我一直带在身上，“文革”的时候才给扔了。

　　新京报：抗战前，你不是一直跟着父亲？

　　徐觉民：不是，七七事变时我在太原，日军轰炸太原时，家里房子刚盖好，还没来得及住，我们就从太原跑回老家五台县了。

　　新京报：那时候，你父亲在哪里？

　　徐觉民：我父亲当时率领五临警备旅在绥西军事屯垦，在后套那边。

　　全家十几口躲鬼子互不知生死

　　新京报：作为抗日将领家属，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徐觉民：有一天我在门口坐着，有个舅舅突然跑过来说，快跑快跑，日本人知道你们是抗日家属，要朝你们来了。全家十几口人连夜分开逃跑了，在各个地方躲，互相不知道生死。

　　新京报：最后你是怎么找到父亲的？

　　徐觉民：后来听说我父亲部队有个军需官回山西探亲，可以带我们回去，我们就跟他走，一直走到黄河边遇到一个部队驻地，部队打电话给我父亲，这才第一次跟父亲联系上。部队说派人送我们到陕西榆林，到了榆林又向内蒙古走，最后才到父亲的司令部那里。从五台县走到五原，近千公里的路，我们走了好几个月才见到父亲。

　　新京报：现在回想这些往事，会有感慨吗？

　　徐觉民：我总跟孩子们说，我这辈子就受过两次难，一次是日本人，一次是父亲的事。现在我经常自我安慰，起码子女们都平平安安。

　　A14-1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胡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