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多点执业：暧昧的既成事实

　　去年8月，修订后的《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生效，进一步降低医师多点执业的门槛，医师申请多点执业不再需要本单位出具“同意书”，另外，多点执业地点数量不设上限，医疗机构的法人、负责人等管理人员也可以多点执业。政策层面，对医生多点执业的限制逐步放松，跟医院“打声招呼”就好。

　　尽管如此，记者调查发现，仍有诸多医生不愿将多点执业的现状与医院明朗化。另一方面，曾一度被禁的医师在外院开展“周末门诊”、“飞行手术”等医疗行为几乎已经成为常态。

　　■ 探访

　　医生不愿挑明

　　苏健（化名）是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于多点执业政策的逐步放开，在他看来，医院不喜欢医生往外跑，报备也很麻烦，所以他还是继续“走穴”。“放开多点执业是最好的，能给医生有一个相对好的保障，不放开医生也照样跑。医生本来就应该是自由职业者，走哪里都是看病的，比如火车上有人发病，你说医生救不救？能说不是自己的执业地点吗？”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十年一直都是这样的。医生圈更愿意将走穴称之为会诊、手术。”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乔安（化名）坦言，常能在外地见到熟人，“有时候就是单位同一科室的同事。”除了这些场合，机场、车站也是偶遇同行比较多的地方。

　　另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病区主任向记者坦言，对于多点执业政策的逐步放开，他个人并没有太大兴趣，“这就跟普通人在外兼职一样，法律没禁止你去兼职，可你愿意跟单位领导明说吗？医院也会担心专家都往外跑，既然大家都有顾虑，谁还敢跟医院挑明了说？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尔安也认为，医生不愿将多点执业明朗化与行业传统也有一定关系，“有些医生也会顾忌自己在外做手术的‘灰色收入’问题”。从他周围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医生还是不愿跟医院明说。”

　　采访中，诸多医生向记者表示，不愿过多谈多点执业的问题。

　　院长心知肚明

　　即便不挑明，院长们也心知肚明。一家知名三甲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医院的专家每到周末就走了，没几个跟他报备，他也理解，改善医生收入的办法之一就是允许他们多点执业，经济杠杆的导向决定了哪儿给钱多就去哪，医生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挣点回报。所以他把每周的会议定在周五下午4点到5点，开会时特地跟专家们说，“我知道你们每到周末就要‘走亲访友’，也知道你们开会人虽然在这里，心早就飞出去了，但这个会不能不开，会议在5点准时结束，你们订7点的飞机，肯定能赶上。”

　　■ 讲述

　　收入低促使医生“走穴”

　　真正让苏健觉得“可笑”的或许是差距，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不少私立医院，同样的神经外科手术，收费比公立医院贵20倍，“我治好了一个美国华侨病人，他只花了2.3万元人民币，此前他在美国花10万美元没治好，你说中国大夫值钱吗？技术比美国差吗？待遇问题，同行没有不抱怨的，但时间长了都麻木了。”

　　苏健的说法，记者从一家民营医院得到了证实。这家民营医院尚处于试运行阶段，为了吸引患者，医院设有4个首席专家席位，其中，2个席位是外聘的北京三甲医院知名专家。所聘专家均按照北京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的相关要求“走了该走的程序”，首席专家的收入每年不低于一百万元。

　　苏健告诉记者，做同样的手术，在单位拿的跟外面挣的没法比。专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在外面靠自己做手术挣的。他外面的收入比单位收入多4、5倍。“神经外科知名专家挣四五百万元没问题，大部分神外医生能挣几十万元。”

　　苏健坦言，他从不收红包、回扣，尽管单位收入低，走穴还有点奔头。而有的医生所在医院没有这样的水平，连走穴的资格都没有，“不搞邪门歪道（拿红包收回扣）他活得下去吗？”

　　“走穴”挣的是辛苦钱

　　其实，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在院外开展会诊、手术，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我一年几乎不休息，单位20多天的年假从来没休过，除了春节。找我的地方很多，虽然去不去全在自己，但医院的收入毕竟太少了。”苏健坦言，作为主任，他在医院一年做上千台手术收入也就十二三万元，“才挣这么点钱，真的很可笑，在北京其他医院可能好一点，20万就算差不多的了，有的医院能拿到30多万元。”

　　一位已经从三甲医院急诊科辞职的医生告诉记者，她在医院时的收入每月为1万多，“个别时候特别累，能拿到2万左右，我都觉得多出的几千块钱不可思议。”

　　在苏健看来，“走穴”赚的就是辛苦钱，一到周末，他就成为“空中飞人”，“我全国到处跑，一到周五就出去了，坐在车上、飞机上就是睡觉，在路上争取一切时间睡觉，因为醒来就要做手术了。不像国外的医院，挣钱这么体面，周末还可以去游玩或打高尔夫。”

　　苏健坦言，有时候他精神状态很差，抽烟、喝浓茶，爱人很担心他过劳。也会劝他，“但人就是这样，一旦发条拧起来就停不了。我知道的大夫有比我还累的。有个大夫做完一个手术，饭都不吃就往别的医院赶。我还是会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太赶了也不安全。”苏健不会把自己的手术排得太紧，也喜欢在同一个地方约手术，避免异地赶场子。

　　“走穴”存在风险

　　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院长也坦言，现在医生好多都是周末出去多点执业，透支体力，“如果医生在不健康的状态下给病人治病，就像一个心理不健康的驾驶员开飞机，你害怕不？医生带着严重疾病给病人治病时，他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吗？”

　　医生的“走穴”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根据多位医生介绍，通常都由当地医疗机构与家属沟通，至于会不会有医疗机构将责任直接推给医生，“这种医院，估计以后就没有医生再敢去了。做一台手术，医生得到三五千块钱，还不够折腾这些的费用，又辛苦，又冒风险，谁还愿意干？”当然，也存在例外，记者从一位医生处了解到，在他所在的医院，也有医生未跟医院说明在院外进行手术，出现医疗纠纷后，病人直接找到医院。

　　■ 新模式

　　院际合作多点执业：医生没有顾虑

　　相较于众多医生对多点执业的遮遮掩掩，基于医院层面合作的多点执业就明朗了许多。

　　去年底，天坛医院与燕郊一家医院签订协议，联合打造脑科中心，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郭尔安成为医院派驻的专家之一。谈及在合作医院执业的过程，郭尔安形容“比较严格”，“我的医生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及身份证等信息均在院方实行了备案。”

　　今年1月，郭尔安开始在京郊这家医院出诊、手术、查房。他与当地医院的签约时间也从一个月变更为三个月、半年。

　　郭尔安表示，他个人更倾向于这种基于院方合作基础之上的多点执业，“最起码我个人没有什么顾虑。要是没有这种合作，我到外地医院做一台手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麻烦。”

　　郭尔安坦言，收入的确是医生愿意多点执业的原因之一，合作医院发的工资比天坛医院的“诱惑”稍多。“但没有传闻中的6万-8万月薪，而且给医生的收入是固定的，与出诊及手术数量等不挂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卢长林也在院际合作的基础上，被派驻到京东一家民营医院，同时还在这家医院担任医疗副院长。卢长林坦言，在两家医院合作之前，自己也会在外面讲课、做手术等，“容易把自己弄得很累，还有一定的医疗风险。”

　　卢长林现在的收入与之前相比，“有一定的增加，月收入在3万-4万左右。”

　　卢长林认为，基于科室或医院合作层面的多点执业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 探因

　　人事制度多不匹配

　　多名医院院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多点执业目前的难点主要是人事制度与多点执业还有不匹配的地方。比如，医生的薪酬、职称、保险都是单位给的，在管理者看来，医生是本单位的人，怎么能去其他单位执业？按绩效管理来说，医生在本单位工作多长时间，其保险、工资等就应该按工作时间的比例来拿……人事制度的不配套造成一些医生不愿报备。

　　“多点执业是个伪命题，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会诊、手术等，是医生的职业自由。”卢长林更愿意把多点执业称为合理执业，即在医生业余时间，基于政府疏导或院际合作的执业。

　　宣武医院副院长赵国光表示，医生在国外是自由职业，他可以和医院签署全职或半职工作，全职就不能去其他医院干，半职可以去其他医院几天，从人事源头上就捋顺了。“中国现在是全职签的医生，在外面干私活。目前我们医院只有三五个医生跟医院申报，更多医生是利用休息时间出去。”

　　天坛医院院长王晨指出，多点执业需要从薪酬、人事、制度上下手，研究适宜的报酬、法律法规保障医生周末的多点执业，把潜规则变成明规则。

　　去年8月，北京市卫计委修订了《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破除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必须先获得人事所属医院书面同意的“限制”。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强调，卫生计生部门只是审查医生行医资质，多点执业的劳务合同关系由医院和医生约定。

　　北京将推医师电子注册

　　截至2014年底，北京共有3386名医师办理了多点执业注册。《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修订后，医师多点执业注册1170人，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指出，一个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多方反复磨合，持续推动。今年，北京计划推出北京地区的医师电子注册，医生只要凭北京地区的执业资格证，就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执业地点，但至于在哪一家医院，还是同时在几家医院签约执业，就靠医生自己去跟不同的医院院长谈判。“电子注册不仅是为多点执业而开展，它能降低行政成本，方便医生，也让监管部门可以更加精准地监管医生的执业行为，保护医患双方权益。”

　　方来英指出，医生在院外执业，不是新事，是既成事实。《办法》修订也好，电子注册也好，新政是让医生多点执业有法律保障，更加规范地服务于更多患者，凭能力光明正大赚取更多酬劳。“相信大家会越来越理解‘医生多点执业’，走出去的医生会越来越多。”

　　专家“移动”比患者“移动”更实惠

　　“走穴”算是一种玩笑话，通常医生更愿意称之为会诊、做手术。乔安所在的神经外科，由于对手术器材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做神经外科的手术要有大型显微镜，在一些地方医院算得上比较“贵重”的医疗设备。另外，由于神经外科手术通常耗时较长，与外地医生之间未长时间配合过的话，手术时间会延长，所以神经外科医生一个周末也就能做两台手术。通常骨科、眼科等科室“走穴”的可能更多。

　　“走穴”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合理性，乔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所在的医院，患者来自全国各地，但住院比较困难，有些患者就直接回当地，再由地方医院请北京专家过去做手术。医生从北京到外地会诊、手术，家属省去很多麻烦，包括精力与金钱，用医生的移动代替患者的移动，对家属来说，算得上“经济实惠”的方式。

　　而对于地方医院，也能在其中受益，“他们可以对外称某专家来医院做过手术，这意味着这家医院符合专家的要求。”

　　在乔安看来，医生反而成为其中冒最大风险的个体。之所以仍有医生愿意冒这个风险，也与目前医生整体收入不高有关。“仅靠医院的收入，哪怕是知名医生，也谈不上多么体面的生活。”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王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