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科学及其危险方法(1)

　　彼得·盖伊一生著作等身，常常有人指责他是工作狂，这样的评价他坦然接受，在哈斯金斯讲演（Haskins Lecture）中他甚至说正是那些不受打扰的工作时间让他快乐幸福。盖伊的讲演题为《求知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在回顾自己的求知治学生涯之后，他引用了歌德自传《诗与真》中的名言作结，歌德警告人们要小心，年轻时希求的，成年时会成真，盖伊年轻时希求度过求知的一生，而命运给予他的正是他所希求的，对此他满怀感激，就此而言盖伊（Gay）是快乐的（Gay）。评价同时代人的成就和影响极其困难，因为缺乏必要的历史间隔，但只要我们不追求盖棺定论，倒也不妨对盖伊的生平和著述做一番总结性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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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求 学者的一生

　　哈斯金斯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者，哈斯金斯讲演的受邀者都是学界尊宿，盖伊是第二十一位讲演者，在他之前做过讲演的文学批评巨擘海伦·文德勒在她的新著《海洋、飞鸟与学者》中分析了美国诗人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笔下类似创造者的学者，学者让世界生成，为什么诗人要给学者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学者是文明的保存者，如果没有学者和他的图书馆，文化的传承根本无从说起。故而从斯蒂文斯和文德勒的视角来看，盖伊和歌德恰好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歌德度过了诗/创造的一生，盖伊度过了学者的一生，但两者都是在追求“真”。不过，历史学家对“真”的追求毕竟不同于诗人，盖伊的学界后辈在2000年的致敬文集《启蒙，激情，现代性》的开篇回顾了盖伊的主要学术经历，文章的题目《彼得 盖伊：历史中的一生》（Peter Gay: A Life in History）很准确地概括了盖伊丰富学术生涯的主体，虽然盖伊最早是以政治科学方向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也在心理分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的成就基本来自历史研究。

　　“史与真”不同于“诗与真”，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殊的要求和方法，“准确”是历史的重要要求，而这也是盖伊选择历史研究的原因之一，这个在“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长大的孩子，在他最终失学前，学校老师曾蔑视地说过，犹太人什么事情都太夸张，盖伊发誓绝不做这样“夸张”的犹太人，多年后的职业选择是否与此相关，这个问题值得用盖伊喜欢的弗洛伊德方法分析一番。当然，盖伊的选择有更实际和迫切的原因，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共法律与行政系前景不明，系中大佬们决定提拔另一个年轻人，而历史系刚好决定不给当时在该系研究十八世纪的一位年轻学者教职，盖伊的友人从中牵线，盖伊便转到了历史系开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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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战 现实主义的诗人

　　作为历史学家的盖伊非常好战，他乐于论战，也善于论战。盖伊甚至认为，一切历史学术都始于论战，他一生的两个主要史学成就也确实可以说始于论战：他的奠基性的启蒙时代研究始于对美国著名学者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反驳，贝克尔在其名著《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中强调历史的延续性，认为启蒙哲学家只是用理性替换了经院哲学的上帝，这样的观点在盖伊看来大错特错，1956年该书出版25周年之际，纽约历史协会的年会围绕这本书展开讨论，对盖伊来说算是亦师亦友的历史学者帕尔默请他也去参加年会，盖伊这只初生牛犊就毫不畏惧地批评了贝克尔，而在场的学者纷纷反击，众口一词的否定反倒坚定了盖伊的信心。这些思考的结果于1959年以《伏尔泰的政治：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诗人》为名出版，这标志着盖伊从政治科学向历史学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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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真理不靠神启

　　盖伊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倾向其来有自，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末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盖伊在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其时代“也是修正主义者”，而伯恩斯坦通过他的学习和经历明白了，世界性的革命不可能实现，可以追求的是更现实的目标，代议制的民主国家。

　　盖伊对修正主义的兴趣让他转而开始研究启蒙时代，他的启蒙时代研究也深受此影响，盖伊试图“修正”前人对启蒙的错误理解，简而言之，盖伊认为，理性的启蒙时代没有那么理性，理性并非启蒙哲人的上帝，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并非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是批判思考。

　　这一区分当然来自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卡西尔的神话思考/批判思考二分可以说源远流长，直接源自古希腊的muthos（神话）和logos（逻各斯）的竞争传统。抛开复杂的表述，盖伊的观点可以概述为，神话思考的特点是，真理由某个权威（神或者神的代言人，例如教会）颁布启迪，而批判思考的关键在于，真理由人自己通过科学和知识获得，不靠神启。所以启蒙为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要理解盖伊对启蒙的“修正”，不能仅仅从学理上来探究，还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旷日持久的“冷战”对两个阵营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雅克布·塔尔蒙（JACOB TALMON）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两卷分别于1952年和1960年出版，出版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学者都开始反思并半主动半被迫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塔尔蒙书中把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归因为启蒙哲人尤其是卢梭的影响，这让包括盖伊在内的学者无法接受。其实对类似这样的问题也有两个阵营的思想资源，一派认为启蒙还不够，比如卡西尔，另一派认为启蒙太危险，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盖伊认同并选择的是卡西尔，他决定向启蒙的新旧贬低者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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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辩 启蒙的起死回生

　　若论盖伊的学术遗产，他对塔尔蒙的驳斥当属最稳固的成果之一，如今已鲜有学者把塔尔蒙的观点当真。可盖伊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摧毁塔尔蒙等人的负面传说，他给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关于启蒙的传说，他声称，启蒙带给现代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并不是那些最糟糕的东西，比如极权主义，而是那些最好的东西，比如自由与民主。

　　随着他的两卷本《启蒙时代》日益经典化，这样的观点甚至已经进入了各种教科书，但这也遭到了许多批评。盖伊把启蒙人士描述成一群致力于一场“极富野心的计划”的斗士，他们积极促进世俗化，人道，世界大同，以及“多种形式的自由”，盖伊认为，启蒙了的政治基本就是现代的自由主义政治，与此伴生的是议会制度，政党，普遍的识文断字，以及自由出版。

　　盖伊的描述很诱人，可惜他的论点与事实相去甚远。许多启蒙哲人绝没有盖伊说的那么极端，包括他用力最深的伏尔泰。他们并没有致力于推翻“旧制度”，至于他们是否为“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虽然伏尔泰和卢梭的尸骨以及狄德罗的纪念雕塑至今仍在先贤祠，但这些启蒙哲人会不会支持法国的革命和共和都难以确定。

　　例如卢梭明确说过共和国只适合日内瓦这样的小城邦，法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而伏尔泰虽然倾慕英国的议会制度，但他认为这样的制度不一定适合大陆国家，比如法国，同时他一直厌恶民主制，他带着不少轻蔑认为这样的制度只适合山民和岛民。

　　盖伊的解决办法颇为周折迂曲，他在论伏尔泰的专著中强调当时压抑的政治环境以及审查制度，也强调伏尔泰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支持是为了改革，可这样一来伏尔泰就变成了一个心口不一或者玩弄权术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工具理性极其发达。在《启蒙时代》中，盖伊改变了辩护策略，他认为哲人们的非正统宗教观念摧毁了上帝，这也必然在政治上摧毁阶层制度，即便“大部分哲人喜爱现存秩序中的许多东西”。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