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科学及其危险方法(2)

　　盖伊把“自由的脾性”解释为，一种在开放社会可以容忍延迟和失望的能力，一种能够抑制自身的侵犯性又不会让这种攻击性侵袭自身的能力，盖伊认为他的“自由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的现代版本，既不狂热也不冷漠，既和世界保持距离又不会因此推掉自己的责任，总之，持守中庸之道。

　　（上接B02版）

　　5

　　争鸣 光明与黑暗

　　盖伊的论点马上遭受了各种批评，最为有力的反驳来自意大利学者弗朗哥·文图利（Franco Venturi），他的五卷本巨著《改革的十八世纪》（Settecento Riformatore）表明，启蒙时代与其说是革命的时代，不如说是改革的时代，启蒙哲人更应该被看作是改革派。更晚近的研究还有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的《力量的文化与文化的力量：旧制度的欧洲，1660-1789》，布兰宁比文图利更进了一步，他试图证明启蒙也可以积极支撑旧制度。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批评起盖伊简直像是得了盖伊的真传，火力十足，他1971年发表于《现代历史期刊》的名文《寻找启蒙：创立一种社会观念史的近期尝试》直斥启蒙哲人为旧制度的同谋，或高官，或厚禄，说他们参与了推翻旧制度，实在荒谬。真要说有什么革命的启蒙，那不能从启蒙哲人那里寻找，达恩顿在地下刊物那里找到了另外一个“启蒙”，但这个“启蒙”没有那么光芒四射，反倒颇为灰暗，历史学家必须附身观察，不惧脏污，才能摸清其中的门道。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著述，其中也找不到能够给我们现有政治文化奠基的东西，比如《2440年》（L'An 2440）这部小说，作者路易-塞巴斯蒂安· 迈尔希尔（LOUIS-SEBASTIEN MERCIER）设想的社会还是路易十五治下的法国，其中根本看不到眼下的影子，简言之，启蒙时代不管是哲人还是地下文人，其政治理念和构想不管是支持还是批判既有政权，都未曾打算也不足以给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制度奠基。

　　但达恩顿的立场后来发生了重大转变，1997年他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文章《乔治·华盛顿的假牙》（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转而变成和盖伊一样的论调，声称启蒙给现代的自由民主奠定了基石。达恩顿的言辞变化并非孤例，研究启蒙的历史学家一旦面向更大范围的读者，论调就会变化，达恩顿如此，罗伊·波特（ROY PORTER）亦如是，在《民族国家语境中的启蒙》（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一书中，他强调启蒙随所在国家不同差异巨大，英国的启蒙就不那么关注政权问题。等到他的专著《现代世界的创造：你不知道的英国启蒙故事》(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在美国出版时，标题已经比英国版更“大众化”了，其中他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转而声称，英国启蒙运动也关乎政治，是英国启蒙运动给现代自由民主奠基。

　　6

　　爱恨 集中营的影子

　　在我看来，这样的转变更多是权宜之计，而盖伊本人的主张则绝非策略性的提法，他的观点和他的基本政治信念有莫大关系。1969年《启蒙时代》第二卷出版之前，盖伊受托完成了《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一书，他在书中第一次运用了他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接触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把魏玛文化中的反叛解读成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对盖伊来说，魏玛文化除了书面的“文”，也有活生生的“献”，他的师友纽曼是魏玛文化的具现。

　　盖伊认为，他和纽曼这些人能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生活下去，全靠美国，而像他父母那样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幸存者，也是因为美国才能够活着并开始新的生活，也许非常艰难甚至有时不免屈辱，但能够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幸福。盖伊在纪念美国200周年国庆的时候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文章《在美安家》（At home in America），他记录了他在“纳粹”德国遭受的屈辱和痛苦，认为罗斯福的美国和德国恰成两极，他对德国有多么恨，对美国就有多么爱。1939年盖伊一家人趁着最后的机会离开德国后只能先在古巴等待，因为当时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1941年他们才最终落户丹福。

　　在古巴他沉浸于英语学习，并在之后很多年拒绝阅读任何德语书籍，他们的姓氏也从德语的Frohlich（意为“快乐的”）改成了同样意思的英文词Gay。在盖伊看来，改名并不仅仅出于实际考虑（他们的德文姓氏对美国人来说太难发音），也是一种象征，他想要在文化上和德国断根，在美国和英语上重新开始一切。盖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这份仇恨和伤口一起小心保存起来，甚至美国的每一次轰炸都让他快慰不已，炸吧炸吧，破坏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一位大学者做出这样的吐露颇为惊人，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盖伊家丰厚的家产被他父亲的德国合伙人侵占，他有两个没能及时逃离的姑姑最终死在了集中营，仇恨不可能不深。而他对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自然也就全力拥护，甚至他的学术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政治立场左右了，虽然他自己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把VDR（V伏尔泰D狄德罗R卢梭）约等于FDR（罗斯福），这样的支持和奠基从情感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理解，但在学理上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盖伊生平的另一大贡献其实也与他的政治和伦理立场暗含关系。他的《布尔乔亚经验》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学界对工人运动、农民问题的过度强调，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只是被嘲讽，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他想要揭示，人们认为保守死板的“维多利亚人”其实并没有那么维多利亚，这又是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不过这时盖伊已经成为学界前辈，不用再专门去挑战谁，慢慢写书即可，后浪自会袭来，就像他的启蒙研究所带来的影响。

　　7

　　责任 自由的脾性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可以把盖伊的启蒙时代研究和布尔乔亚研究联结起来的价值观，那就是liberal temper，自由的脾性。这个概念和盖伊的心理分析研习有关，他直言，对他来说，心理分析就是自由主义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liberalism）。盖伊把“自由的脾性”解释为，一种在开放社会可以容忍延迟和失望的能力，一种能够抑制自身的侵犯性又不会让这种攻击性侵袭自身的能力，盖伊认为他的“自由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的现代版本，既不狂热也不冷漠，既和世界保持距离又不会因此推掉自己的责任，总之，持守中庸之道。

　　对盖伊来说，布尔乔亚绝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压抑和扭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理想人，知道中道和适度，表面的压抑、距离和冷漠下面，其实是细腻的情感和大胆的闺房之乐。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盖伊大量使用了他夫人卢德 盖伊（Ruth Gay，也是研究者）发现的那个时代的日记等私人资料。

　　8

　　独行 危险的方法

　　这样的研究关乎一个群体的复杂感受，用传统史学方法论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盖伊在此最为成功地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当然，他开宗明义，他并不是要写一部心理史，而是要做从心理分析出发的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也算是他对心理分析三十年研究的一个总结。盖伊最初接触心理分析是受他的师友纽曼的影响，纽曼是最早被“纳粹”政权流放的那批知识分子之一，他经由英国来到了美国定居，五十年代时盖伊发现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居然在认真阅读弗洛伊德，就也开始一起研读。

　　他最初倾心于弗洛姆，后来马尔库塞对弗洛姆做出了批判，盖伊赞同马尔库塞的批判，于是开始学习弗洛伊德。七十年代盖伊开始正式地系统学习心理分析，并接受心理分析。在完成最初的《布尔乔亚经验史》之后，他受出版社之托开始写作弗洛伊德的传记，这本传记他用了精神分析的方式去分析弗洛伊德，所以并非简单的生平和思想介绍，这也成了恩斯特 ·琼斯（Ernest Jones）的权威传记之后最重要的弗洛伊德传记。在此之前他还有感于威廉·朗格（WILLIAM LANGER）1957年对历史学同行的呼吁效果不显著，专门写了一本《给历史学家的弗洛伊德》，呼吁历史学家们放弃他们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误解以及建立在这种误解之上的仇视或蔑视，认真考虑心理分析对历史研究可能的裨益。

　　但盖伊的这本书针对性太强，主要是在对那些敌视心理分析的历史学家发言，以他们为假想读者，反而在正面阐述方面有所欠缺，说服力不够。而且近几十年来的实际经验表明，除了少部分杰作，绝大部分引入精神分析的历史著作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研究路数实在是一种“危险方法”，历史学家们的谨慎小心也不足为怪。

　　结语

　　历史、掌控与批判

　　盖伊一生的学术涵盖了三个世纪，启蒙，布尔乔亚，现代。他在《启蒙时代》中对启蒙的总结非常具有代表性：批判与力量。批判就是通过非神启的理性认知去获得知识，认识自我、社会与世界，而力量意味着掌控，认识之后必须完成掌控，对自我的掌控，对社会的掌控，对世界的掌控，布尔乔亚对自我和社会的掌控在他看来最终失败了，现代性的追求必然还要从启蒙那里寻求帮助，依靠批判完成掌控。但正如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在他最后的著作《是否真的需要将历史切成片段？》中所说，划分年代、世纪、时期、时段也是一种掌控，是人类对时间的掌控尝试。因而对当代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断代问题绝非简单的时间划分，是否分期，如何分期，这本身就需要太多思考，也昭示了太多问题，启蒙，布尔乔亚，现代，盖伊分别给出了他的断代和定性，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阐释”，我们如何阐释，如何断代，这个问题并非终结于盖伊，对他的阅读仅仅是一个开始。

　　□特约撰稿人 艾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