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与焦虑：布尔乔亚经验的生命驱动力(1)

　　什么是布尔乔亚，是一个阶层，阶级？社会群体还是富裕体面的人们？不管怎样，这个兴起于19世纪西方社会的人群，唯一可以辨识的面目就是区别于旧时代的土地贵族。如果能抛开意识形态或者美学判断，不应忘记的是这句19世纪布尔乔亚所信奉的箴言：上帝救助自助的人。不管怎样，世界展开的方式只能依循这个新生群体那纷繁复杂的感觉经验了，并以此为核准器，十九世纪所有最杰出的头脑都对这样的经验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反应，这包括：弗洛伊德、涂尔干、尼采、马克思。

　　在史学家彼得·盖伊看来，没有诅咒就没有布尔乔亚，所有的正当性都牢靠地建立在批判之中，包括他们的隐私与焦虑。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至深的史学家彼得·盖伊，写下洋洋洒洒的布尔乔亚经验第一部《感官的教育》（上下册）。整部书有趣的部分，应该是占篇幅四分之一的文献综述。在这些综述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的布尔乔亚不仅在宏观的观念史层面形象伟岸，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即布罗代尔的年鉴学派所说的长历史部分，其暗流滔滔的程度依然激动人心。当时的人们，几乎以更早时期的法理学家和神学家，在理论上争辩或证成国王是否可杀的严谨态度，以及浓烈的智识热情，当然还有更加晦暗的道德惶恐，来辨析讨论：手淫会死吗？什么是好的避孕方式？妇女能够从事脑力工作吗？女权主义者为什么都很丑？核子家庭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吗？还潜心撰写月经的观念史、色情史、禁书的历史等等。

　　感官的训诫

　　当历史书写被宏阔的政治场景所覆盖的时候，重大事件似乎就成了历史本身。正如对布尔乔亚的认识，除了三次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是谁，怎么爱怎么恨，他们珍重什么，憎恶什么，排斥什么，政治成就是否能够代替全部的自我认同，或者说政治革命所产生的价值标准，能否经受住日常经验的绵延与汹涌？因此，《感官的教育》里面的布尔乔亚，或者一个血肉丰沛的19世纪就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了，正如布克哈特的《希腊人与希腊文明》，逝去的人们在书里呼吸交谈，在爱在恨，在细语和呐喊。那些普通人的书信和日记、八卦小报、文学经典、思想名著彼此呼应——幸亏有文字，在每个词的形象缝隙之间，搭建起可感的生活空间，这包括产房、床榻、起居室、林中小路、偷情幽会的房间，即所有光亮的公共空间的背面，那些微小的幸福和抗争的勇气。在那些琐碎的生活事件里，人建立起精神和身体感受的亲密性。

　　因此，彼得·盖伊一开篇，就援引的无数的布尔乔亚经验的批判者言论，但这些批判者无一例外地同样属于这一阶层。就是说人对自身的厌恶背后，到底受怎样的心理机制所支配。这样一来，批判营造了一种积极的对立，不是所有的对立都在制造敌意，而这对立本身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的焦虑，因为焦虑来自没有具体对象的恐惧感。焦虑作为普遍心理现象，是生命出生事实的源生性症状，只不过布尔乔亚对此更敏感而已。

　　对于体面的历史研究来说，正如体面的布尔乔亚，是的，存在面子和里子的问题，这是人类区分自身经验的重要沟壑。而常常不足挂齿的事物，或被驱赶到台面之下的存在，被一个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犹太人，在诊所的小黑屋里精心记录和描述。他像牧师一样耐心倾听人的难言之隐，他发现非器质性的神经症状普遍存在于布尔乔亚这个阶层之中。但无从述说，不被公开谈论的事物好像不存在，但恰恰是这些隐秘的、不可说亦不可思议的事物，在重要时刻决定人的判断和选择。在先验主体论的身旁，弗洛伊德开天辟地地耸立起他的无意识和生命驱力学说。1930年弗洛伊德发表《文明及其缺憾》，细读这篇雄文，可以发现，出生于1856年的弗洛伊德，对于盖伊所做的19世纪感官教育的文献综述，应该非常熟悉。1933年爱因斯坦读了《文明及其缺憾》后，即刻写信给弗洛伊德：先生，我想跟您请教，为什么会有战争。非常有意思的是，弗洛伊德用当时人们热议的，当然爱因斯坦也更清楚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回答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问题，恰恰是灾难也同样遵守能量守恒。

　　在极端的人道灾难面前，正义论的教条主义显得捉襟见肘，历史学已经没有理由漠视人的心理素材，并承认观念史奠基于人的感性经验之上。附身倾听个人独白的弗洛伊德发现：“自我”生长在“本我”的幽暗大陆之上，自我是“本我”的扭曲和变形，并侍奉着另一位主人“超我”，相应地，历时性的历史主义还应该顾及结构性的心理事实。

　　这样一来，微不足道的私人历史成了史学家们的观察对象。布罗代尔开创的法国新年鉴学派主张，书写长时段的历史。这里“长”是相对于政治变革和社会运动的疾风骤雨而言的“短”，比如以此街垒战或者街头运动，最多连续三个月之久，在这之前和之后，依然是蜂拥而来的日常生活，即这个“日常”之常态，不仅仅被描述为一种外显的规律性行为，在年鉴学派的火眼金睛看来，却是风平浪静之下的波澜壮阔。与此相应的是，对盖伊影响至深的另一位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将彻底的经验主义定义为一种哲学态度，并提出“小跨度意识”，与大跨度的历史哲学构成思辨的复调结构，重申人本主义的深邃内涵。由此，年鉴学派、精神分析以及经验哲学，使得盖伊的历史书写具备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他为自己的研究做了一个有趣的区分，认为自己撰写的历史依靠的是近在咫尺的证据，比如身体、性/性别、婚姻、家庭，与公共政治里高调抽象的幸福、平等、正义、自由等概念相应和，而公与私的划分，恰恰是布尔乔亚为内心的恐惧与战栗，筑起的概念防线和社会栅栏。

　　恐女症以及女权主义历史功效

　　政治学告诉人们，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尽管19世纪全部的公共努力在于达成这样的生活状况，但盖伊的《感官的教育》还描述了另外一种特别的恐惧，是政治自由无法处理的难题：这就是恐女症。

　　如果没有盖伊这样的史学大师的写作，历史学依然服从于强悍的父权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螺旋式逻辑里，女性经验或女性意识仅仅是其辩证法的否定环节，闪现于历史现象之中，而在他绝对精神的圣殿里，只有兄弟联盟，才能获得居住权。当然不是说黑格尔存在故意的性别歧视，毋宁说这是理性主义的“恐女症”所引发的哲学事故。这位能洞悉宇宙秘密的大哲学家，在《法哲学原理》中忧伤地写道：女人活在表象的氛围之中，她们如植物般的存在，令人不可理喻。

　　每个人不一定处在政治历史风暴的中心，但每个人一定处在自我意识的风暴中心，恐女症的集体爆发正是19世纪布尔乔亚的重要经验。盖伊引用大料的史料表明，长期以来女人仅仅作为私有动产，从父亲流转到丈夫手中。这些温顺的植物因为没有独立的行动能力，没有表达意愿的文化条件，她们的存在的确令人费解。盖伊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一样，如此坚持不懈、如此系统而有计划地、如此赤裸裸地将女人描写成吸血鬼、阉割者和杀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人的觉醒和公开的有组织的活动，反而史无前例地兴盛起来，盖伊认为恰恰是男人的焦虑培育并影响了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

　　因此攻击女人就是攻击男人自己，他们越是将欲望投射在女人身上，焦虑与恐惧就越强盛。在19世纪只要人们脑子一出现解放了的女性形象，不仅男人感觉恶心和害怕，连女人自己也深感不适。既然天生的家庭动物如今外翻到了公共领域，这不仅预示了历史脉动的神秘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将牵涉到神学、人类学、伦理学以及法学层面的重大变革，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工作制度、薪酬制度、教育制度、财产制度以及生育制度的重拟与修正。就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几乎关涉历史-社会肌体的各种官能性反应，但布尔乔亚们似乎经受住了这样一场重要的考验。

　　大自然更偏爱男人，自然法则如此的雄辩，即使到了20世纪革命导师列宁还坚持这样的论调：妇女就是一种生物性的悲剧。如果男人们对他们的历史意识如此坚信不疑，那么真正发起行动的力量很有可能来自于无意识，就像弗洛伊德论证黑暗冰山下的本我运动模型一样，女权运动的崛起在社会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塑造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彼得·盖伊为自己的研究做了一个有趣的区分，认为自己撰写的历史依靠的是近在咫尺的证据，比如身体、性/性别、婚姻、家庭，与公共政治里高调抽象的幸福、平等、正义、自由等概念相应和，而公与私的划分，恰恰是布尔乔亚为内心的恐惧与战栗，筑起的概念防线和社会栅栏。”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