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开启蒙运动的真实面纱

　　2015年，随着《启蒙时代》、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感官教育》的出版，美国史学家彼得·盖伊好像突然闯入了国人的视野。

　　实际上，盖伊在中国的传播已超过十年。最早、最全译介者当属台湾立绪文化，从2003年前后开始，出版了包括《弗洛伊德传》、《魏玛文化》、《启蒙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图书。2005年，大陆“跟上节奏”，安徽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鹭江出版社等先后引介了盖伊的著作，不过都没有引起社会太多关注。

　　出版领域之外，学界深入研究启蒙运动的需求，包括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越发显示出彼得·盖伊研究的重要性。如今，当我们探讨、反省现代性，追本溯源回到启蒙运动时，盖伊被认为“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座桥梁”。

　　彼得·盖伊刚刚辞世，但他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正当其时。布尔乔亚经验后续诸卷将陆续推出，《弗洛伊德传》重版，《现代主义》亦将面世。新京报记者特此采访刘北成、王皖强、周濂三位学者，探究彼得·盖伊在中国从少有人关注到“大热”的个中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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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彼得·盖伊很寂寞

　　新京报：你第一次接触彼得·盖伊是什么时候？当时中国学界对他有什么了解吗？

　　刘北成：我是1986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读到并买了他的《The Enlightenment》。但是，当时国内可能很少有人关注。在八十年代，启蒙被推崇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启蒙思想家，诸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作品都流传较广，但是人们只是要从中寻找一些和当下相关的观点，甚至格言警句。对于启蒙运动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事件，普遍语焉不详，很少看到细致的研究。大家包括我本人更关注二十世纪的思想和理论。

　　王皖强：那就早了，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弗洛伊德传》，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学术界对彼得·盖伊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在译介彼得·盖伊著作这方面，台湾做得更好一些。

　　周濂：第一次接触彼得·盖伊，就是读《启蒙时代》，之前我对他没什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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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进步的中国学术界

　　启蒙被追溯，盖伊正当红

　　新京报：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今年才引进到国内。但同时，今年彼得·盖伊著作的出版很火爆，包括原来出版的图书有的也得到重版。你怎么看待学界、出版界的这种反应？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对启蒙越发有兴趣？

　　刘北成：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几本彼得·盖伊的书，但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可能书中的话题不是国内读者所关心的。但是，新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一直是学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由罗卫东主持一套苏格兰启蒙运动丛书。许纪霖也主编了一些有关启蒙的书。就我个人而言，2001年我就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编译一套“启蒙运动丛书”，但只出了两本，因为销售状况不好，半途而废。《启蒙时代》的翻译，延续了我的兴趣。

　　启蒙成为热点话题，一方面可以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分裂和争论的延续，另一方面与中国面临深化改革的形势有关。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从观念的启蒙运动深入到历史的启蒙运动。

　　王皖强：对。我觉得这跟彼得·盖伊的研究领域有关系，因为他注重文化史包括对启蒙运动的研究，这和我们国内学界大的趋向有关。

　　我们对启蒙的认识，原来比较肤浅，好像启蒙运动就是讲理性，完全只看到启蒙的一个侧面，只强调了启蒙的理性和光明的一面。其实作为历史范畴的启蒙，像太阳黑子那样，也有不那么光明的地方。随着我们对启蒙的看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不是以前认为的那样。它很强调非理性，还有人性的阴暗面，有些甚至很怀疑理性作用，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持怀疑主义态度。现在我们学术界也还在讲启蒙，但认识变得更全面了，也意识到启蒙运动有更艰巨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对我们现行体制有更充分的认识。

　　所以，与其说是彼得·盖伊在国内学术界越来越“走红”，不如说我们学术界在不断进步，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在提高，眼界也更开阔。彼得·盖伊踏踏实实地花了十年的时间来梳理启蒙运动的主线，虽然有偏颇的地方，在研究启蒙的学者中，也只是一家之言，但主要内容还是被认可的。我们现在关注、理解他的思想就是要“为我所用”。

　　周濂：这一两年，对启蒙运动包括中国的启蒙运动，有一个“再评价”的潮流。这当然是跟我们当下的社会情况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我觉得人们对现在的资本主义也好，对自由民主制也好——所展现出来的弊端心怀不满，包括对“一战”、“二战”等人类劫难的反思，都需要追本溯源，这就要追溯到启蒙运动。所有的光荣与梦想，所有的黑暗与丑陋，都属于启蒙运动。学界对启蒙越来越有兴趣，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心理机制。

　　3

　　盖伊对中国的意义

　　再提启蒙，应是盖伊式启蒙

　　新京报：彼得·盖伊去世，你怎么评价他的学术研究？其思想会对中国学界、读者产生什么影响？

　　刘北成：今早看到彼得·盖伊去世的消息，我有点震惊。虽然已经91岁高龄，他的学术创造力这么强，觉得他的生命力也应该是旺盛的，但没想到就这么走了。我因为与他的文字有过一段亲密接触，还是有些伤感。

　　彼得·盖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贡献了众多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精品。他出自一个逃避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家庭，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来阐释和捍卫西方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以贯之的情怀。两卷本的《启蒙时代》肯定了18世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追求自由权利的启蒙哲人；五卷本的《布尔乔亚经验》揭示的是19世纪渐成西方社会主体的布尔乔亚的心路历程；他的呕心沥血之作《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则对自己亲历的世纪投出最后一瞥，重现放浪的现代先锋派艺术家与野蛮的现代毁灭者（纳粹）之间的冲撞。盖伊的趣味有点精英。随着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乐于从他的作品中体味历史的气息。

　　王皖强：应该说彼得·盖伊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角度的启蒙画卷。换句话说，使我们对源头意义上的启蒙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启蒙时代》这类书出版之后，我相信中国学术界对于启蒙运动过去抱有的不太全面甚至偏颇的观点都可以消除——我觉得这是彼得·盖伊最大的一个贡献，他梳理出了启蒙运动的主要脉络，澄清了很多过去不太成熟、有失偏颇、似是而非的观念。

　　以后再要提启蒙，就应该是盖伊式的启蒙。彼得·盖伊并不能指导中国的启蒙运动怎么做，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只希望他的研究引入到国内之后，我们不要再东施效颦，把并非启蒙的内容和成分强加到启蒙这个概念里来。

　　周濂：我们中国人喜欢把所有的观念都极端化，后面加一个“主义”，就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彼得·盖伊也说，启蒙运动虽然弘扬理性，但其实是反对理性主义的。弘扬理性和主张理性主义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们学界需要这种更加细致的分析，对概念有更加准确的把握。这是对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而无当的或者说高头讲章式的思路的一种纠正。

　　■ 名片

　　刘北成，学者，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译者。

　　王皖强，学者，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译者。

　　周濂，青年学者，著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

　　彼得·盖伊说

　　有时，人们会指责我是一位工作狂。我必须承认这项指控，但是，在那不受干扰的工作时光中，我却感到相当快乐。有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这些算是工作吗？”歌德在其自传中，对读者说了一段著名的警语： “一个人年轻时许下的愿望，将有可能在成年时实现。”这对我来说，从未是一个“问题”。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总希望自己能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而我也十分感激，因为命运替我做的所有安排，恰恰就是如此。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