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知识分子的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

　　从文学批评发端，老一代知识分子陈思和，对“火凤凰”寄予的期望，却远远不只是文学批评。

　　“老上海”陈思和，生于沪上一户平民之家，在复旦大学求学工作，三十多年在书斋里打转，对于上海以外的生活都保持着距离。作为一名学者、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十几年的成果早已体现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专著以及《鸡鸣风雨》、《犬耕集》等一系列编年体文集上。而他觉得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彼时，社会经济大潮下，很多学者不是下海就是出国，社会有谣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此环境下，陈思和、王晓明这批认为自己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承受的压力做出反抗。陈思和认为自己在那场大讨论后“一下子成熟”了，他体悟到无名时代已然到来，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应该回到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他认为出版、学术和教育这三条路，知识分子是可以走通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传”，“传”必须有两个渠道，一是学院，二是出版。

　　当年那一场逆水行舟的试验

　　深受老一辈知识分子巴金的影响，陈思和特别看重1935年巴金参加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他认为巴金至此才找到了自己的岗位。三十年代巴金主编了《文学丛书》、《译文丛收》、《文化生活丛刊》等几套大型丛书，陈思和认为巴金此举意义在于启示“知识分子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寻求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而巴金的实践“为我们这一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思路”，他也坦言他编丛书是以巴金为精神坐标的。同时，他也表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志向是“以弘扬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宗旨，尝试着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实践知识分子的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火凤凰”三个字就是巴金为这套丛书的题词。

　　事实上，《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之后，陈思和又与王晓明、李辉等人相继推出《火凤凰文库》26种、青少年文库等丛书，前者是凝聚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精神，领衔的是巴金、贾植芳、邵燕祥、沈从文等人。2001年，陈思和与贺圣遂联袂主编“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至此从青少年阅读、青年学者的批评、著名人文学者的文集，到老学者的身后著作，都囊括在“火凤凰系列”中。陈思和一直在寻求一种弘扬知识分子人文理想的实践渠道。这条实现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渠道，陈思和找了20年。

　　但二十年后回顾“火凤凰丛书”，陈思和认为这场逆水行舟的试验是失败的。“当时我做火凤凰丛书是基于这种前提——人一定要有精神理想，来抗衡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负面因素。但是很不幸地，市场经济经过20年的发展，恰恰就是在人文精神这方面处于了一种完全不设防的、全面崩溃的状态。过了20年人文精神非但没有发展，还出现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非人道事件。按照我的远景，如果火凤凰成功了，今天的人文风气不至于那么坏。这套丛书也许一定程度挽救了学术风气，但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我没有看到它的功用。”

　　能影响一批知识分子就很好

　　但在陈思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新颖看来，陈思和当初推“火凤凰”以期达到改变社会人文风气的远景，实现起来确实太困难。20年前，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成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作，而就他的学术研究来说，“火凤凰文库”对他整个学术研究的影响都是颠覆性的。

　　“80年代中后期是‘沈从文热’时，我跟风读沈从文，但其实并没有读出沈从文好在哪里。直到1996年读收录在《从文家书》里的《湘行书简》，这才觉得自己开始明白沈从文。从阅读这部分书信开始，我才逐渐建立了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张新颖很感激《从文家书》，去年他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后列参考书目，张新颖列了《沈从文全集》，又特别列了《从文家书》，“这是我自己纪念《从文家书》激活了我研究沈从文的冲动。”

　　张新颖始终认为“火凤凰”的功用在于承接。“20年前的‘火凤凰系列’编的是陈思和他们一代以及前辈贾植芳、巴金、沈从文等知识分子的心路，也编陈思和的学生一辈青年知识分子的言论，现在第二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又开始收录当年那代青年批评家的学生。‘火凤凰’就像一块无形的磁铁，把性质相同的人吸引过来，又内部生发很多新生的力量，彼此勾连，有师承，有延续。”

　　在张新颖看来，能在很有限范围内去影响一批知识分子，也就很好了。“从实效来说，起码它影响了关心人文传统、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读者，这就够了。这个读者群不会很大，不应该夸大火凤凰的影响，前后20年关注的人可能还是那些有共同特质的读书人，但还是会有不同，我相信高校里的年轻人会更多地注意到。”

　　■ 对话

　　在“藏污纳垢”的社会上做有意义的事情

　　新京报：当年新批评文丛之后，你又与王晓明、李辉等人相继推出《火凤凰文库》、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你曾说这一套“火凤凰系列”是要重返“五四”新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怎样的新文化传统？

　　陈思和：是一种生命力延续的传统。我是一个生命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从给孩子看的《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到青年批评家的《新批评文丛》，从论述知识分子思想的《火凤凰文库》再到写给中老年人看的《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我为什么要编这四套书？我要体现的是一种生命循环的精神，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我的学术研究和教书生涯中，也是要贯彻这个旨意的。今天我很开心，现在活跃在批评界的许多青年批评家都是我的学生，或者说是复旦大学出来的学生，这就是传承性，它就像火炬传递一样。我已经可以不用做什么，因为已经有人在做我原来想做的工作。

　　新京报：你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是你为当下人文精神复苏开出的一剂解药吗？

　　陈思和：当然。我所说的岗位意识如果能普及到普通人，这个社会就会好转，比如我出门坐出租车，司机因我而违反了交规被罚钱，我就会把钱给他。其实我没必要给的，但是如果我给了，就会在这个司机的心里点上一点温暖的火光，他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他会在某个时刻心存善意，不再怨天尤人，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只是普及到知识分子，那这个社会还有希望，起码有人在叫唤，有人在呼吁民众不要往下沉；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放弃了，那整个社会只有沉沦在道德滑坡里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岗位就是教育、学术和出版这三位一体的实践，而这是你在40岁以后找到的。40岁以后，你的人生经历有所变化吗？

　　陈思和：我作为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的。但丁在35岁时写了《神曲》，说自己的生命到达了“拱门之顶”，而我在35岁到40岁这五年内的经历让我受益很多。但新世纪以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新世纪以前，我是个自觉的知识分子，新世纪以后，我开始担任中文系的主任职务，正式进入体制，需要担当起一个系的发展重任。中文系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和教育部的关系等等，我都要去沟通协调。我有双重身份，一方面要保护中文系的人文传统和知识传承，尽量维护其中的学术自由环境，但另一方面我又要融入体制，去保证各种评估顺利通过，我是分裂的。

　　新世纪这15年来，对于体制内的那些“潜规则”我内心都有一份自觉，我知道自己现今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无法回避那些现实的东西，为了学科的发展，需要去妥协去周旋。但是我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岗位是可以移动的，但是精神岗位是不能改变的。从年轻时我就信奉存在主义，提倡站在当下的立场去做实事。我也想过有一天要“独善其身”，但起码现在我编“火凤凰”也好，人文精神讨论也好，还是要继续在“藏污纳垢”的社会上，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